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一时间广为流行。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1989年7月14日，日本参加西方七国对中国制裁。这些都严重影响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
地球人都知道，由于冷战的开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和“反共”的需要，对于日本战争责任没有彻底清算，还采取扶持政策。免除了对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天皇制度保留至今，“皇国史观”未得到彻底清除。在东京审判上，除少数战犯得到惩治外，许多甲级战犯获释，虽放下屠刀，但没有立地成佛，又返回政界军界，担任政府要职，岸信介一度出任日本首相。而随着日本经济崛起，也追求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地位。保守派和右翼势力一度甚嚣尘上，政要发表诡词谬说，公开否认侵略罪行，为历史翻案，把爱国当作“负罪符”，把道歉当做自己打自己耳光的耻辱。日本是否道歉，作为受害的中国人民很在意。
1972年9月，田中角荣在访华致辞时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们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显然避重就轻，没有明确侵略战争的性质。周恩来总理批评“麻烦”好象“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一样”。其实翻译误会了，日语“麻烦”本意有“谢罪”含义。周恩来了解后说：“谢罪问题已经解决了。”随后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日本首次在《联合宣言》书面中上承认“侵略”，但只“深刻反省”，拒绝“谢罪”，却向韩国“谢罪”。江泽民于是提出批评。
日本团体的反侵略锦旗，显然不能代表全体日本国民和政治派别。
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省通过了右翼分子编写的2002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再提日军屠杀30万南京军民的数字，只笼统地说杀了一些人，还删去了慰安妇、七三一细菌部队和三光政策等暴行，并认为日本发动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自存、自卫”，是为了把亚洲从欧美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1991年，日本右翼团体900个左右，约12.5万人。有的由黑社会团体转化而来，成员复杂，不断制造事端、兴风作浪，甚至进行恐怖活动、镇压进步力量、扼杀言论自由。2004年4月冲撞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大门并纵火。财阀以各种手段为右翼势力输血、打气，捞取政治资本。支持否认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政治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企业多达95个。许多日本政客以右翼言论拉取选票。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日本自身，总结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才能构建成熟理性的双边关系，看到历史天空的辽阔和蔚蓝。
日本是否曾就侵略战争道歉。其实，不能以偏盖全，一棍子打死，以为日本人都不道歉，都不反省。其实从天皇到首相，到平民，都道歉过，即便程度不够，但是也不能否认道歉的现实。
1983年2月18日，中曾根康弘作为日本首相第一次承认过去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1995年8月，村山富市首相“对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痛切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2001年，日本通过反动教科书少人喝彩，只有12个学校使用。1998年，小渊首相对江泽民口头赔罪。正义人士更是勇于反省，如家永三郎、东史郎、作家大江健三郎等人。老兵本多立太郎20年中演讲超过1130回，到过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表示“日本再发动战争，就让战车从我身上压过去”。许多普通日本人一见到中国人就道歉，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中国劳工曾经在日本花冈暴动。1952年起，当地每年为死难劳工举行慰灵仪式，而中国多年没有类似活动。
台湾抗战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导演陈君天去日本采访，访问了80多名日本军人，“他们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觉难过，有一些人真正感觉到罪恶，为罪恶忏悔，他们觉得对不起中国人。几年前，有当时在731部队服役的日本老兵，到哈尔滨、长春、吉林，他们记得自己当年在什么地方抓过人，所以后来他们就去找那些人的后代，那些被杀害者的后代或家人还在，那些日本老兵找到被害者的家人，二话不说就下跪。这样的事情有很多。”
如果看不到日本这部分正义力量的存在，就会伤害已经作出诚恳歉意的日本友人，间接支持日本右翼势力。当然，忏悔的不一定是最该忏悔的人，否定历史必将被历史所否定。
的确，道歉很重要，人们都会为被人骗过、偷过、抢过、打过却拒不承认罪行、道歉谢罪而耿耿于怀、气愤恼怒，发动侵略就更应该如此，于是乎，中国人都期待日本道歉、谢罪、赔偿，声浪颇高。
2007年冬，一位日本学者在北京讲座，面对数量呈压倒性优势的中国人声浪高涌的道歉要求解释道：“日本侵略罪行不容抹煞，但是要求每个日本人把上一辈罪行成为渗透在血液中的DNA，并且一见面就道歉勉为其难。”也有日本人称：“日本已多次表示歉意，而反复要求道歉令人生厌。”作家牧惠称，一再要求道歉的中国人“就像求告无门的无力抗争冤屈者无力地申辩：老爷，你的确踢过我一脚，请你看看，这个地方还青肿着呢！”讽刺十分尖刻。
2002年第6期《战略与管理》发表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的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文中说：“首先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求，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近60年”，“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与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国的卢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于刻板形式。”据马立诚统计，日本曾21次道歉。也有学者称：“作为中国人，在感情上自然希望能从日本得到态度更为诚恳的谢罪，但在首相、天皇已经多次低头的情况下，今后再要求日本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道歉，恐怕都只能让日本方面觉得强人所难。”这些言论引起一片哗然和反对，一致声讨，把马立诚们骂为汉奸卖国贼。
马立诚等人的观点显然有偏颇之处，中国对日本错误做出斗争是正义的，要求道歉是正确的。不过，马立诚对日本宽容的新思维也是旧思维，中国历代领导人也主张对日宽大。
建国后，面对日本人的一再道歉，中国领导人以宽广的胸襟一再拒绝，毛泽东说中日关系是“不打不成交”。
1946年，日本民间拟组织谢罪团前往中国，但谒见代表团团长商震时，商震当场怒骂，日本人顾虑再提及正式道歉。建国后，面对日本人的一再道歉，中国领导人更是一再拒绝。
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对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说：“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怄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毛泽东外交文选》之《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
1962年，周恩来对岗崎嘉平太说：“我们在努力忘掉这种仇恨，忘掉仇恨，今后携起手来，使亚洲强盛起来吧。”
1972年7月，周恩来对日本人说：“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63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也都表示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这是当时对日外交的主旋律。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对裕仁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和平的关系。”而今这句话被所有媒体回避，只提及邓小平牢记历史的言论。
毛泽东等人观点那时从没有人提出质疑，至今许多人也对此一无所知。提及这些时，许多人决不相信与传统上造神运动中树立起的伟人形象似乎不一致的对日言论，而是靠传统，靠经验，靠想当然，说“决不可能”、“小道消息”。有人也能把石头说出花来，能把稻草说成金条，辩解道“这是时代所需”。由此可见，领袖在他们心中永远正确，永远伟大。
日本问题专家吴学文承认毛泽东确实说过上述言论，他解释道：“那时日本态度比现在好。现在日本变了，我们也要变！”其实，在中日没建交的情况下，积极反华的日本的态度能好吗？
一再道歉的日本人认为，被害者都要求对过去事情不提，甚至忘记，作为加害者和并没有侵华责任的当代日本人忘记就更顺理成章，于是如释重负，或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也有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态度互左互右，过犹不及，由毛泽东时代极度不在乎转为现在民间局部极度的反应过敏。
建国后，对外政策反复摇摆，朋友有可能成为敌人，敌人有可能成为朋友。1960年后，中国反对苏联和美国，要把红旗插遍全球，解放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列强的滔天罪行主要宣扬沙俄屠杀中国人，日本侵略罪行相应被忽视。1970年代，开始反苏亲美。也实行内外有别的斗争策略，对国内“阶级敌人”要严酷打击，对日外交是世界革命色彩和人性化温情兼具，以宽大为怀，摒弃前嫌，忘记过去，对中日友好有一定积极作用。
1982年，日本将教科书中“侵略”改为“进入”，遭到日本民众抗议。
1978年后，中国放弃了阶级斗争和咄咄逼人的外交策略，开始广泛宣传抗日战争。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将教科书中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入”。正义历史学家家永三郎编写的教科书被改动500多处，“战败”改为“终战”。日本还要建“满洲建国之碑”，邓小平指出：“日本修建侵略之碑，我们就要修建反侵略之碑”。中国政府认识到这一问题严重性，不断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批示：“要把日本侵华时期的这个万人坑，那个万人坑，南京大屠杀地，哈尔滨细菌工厂等作为重点文物单位保护起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也指出：“这类事情现在抓已经迟了。”中国民间反日和后抗日行动也由此发端，并延续至今。
江泽民就任国家主席后，不断号召“以德治国”和“勿忘九一八”，为抗战纪念馆题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史育人 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振兴祖国”。
但是，许多抗日战争遗留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探究，现状难说满意。有人因此希望日本总美化侵略，以刺激一下乐哈哈的国人。的确，许多中国人只有在日本刺激下才开始研究历史，虽然不是功利但也很被动。也的确只有日本挑衅时，许多人才掌握了新的抗战知识，并粗浅地抗议，三番五次地被牵着鼻子走，陷于拉锯战和神经战中。
一旦日本否定、美化侵略，有人就说这是“对亚洲国家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遭到亚洲国家人民的强烈抗议。”总期待别国一起仇恨、抗议，表明底气不足和神经脆弱。其实，对日本侵略，中国人感受和印度人感受不一样。亚洲50多个国家地区，经常性地谴责日本的只有中国、韩国，再加上一个朝鲜，连台湾民进党当局都不理会日本侵略。即使中国人内部，吉林人和新疆人感受不一样，南京人和北京人感受不一样，受害者和非受害者感受不一样。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不予过问，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未能善待日本关东军俘虏而道歉。别人支持或者参与我们的对日斗争，我们庆幸和感谢；不支持，我们也特立独行，依然故我地坚持到底。
况且，日本侵华不应该成为认识历史的一道闸门，关闭对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反省与道歉的诉求。英国因为发动鸦片战争，占据香港不道歉；俄罗斯因为在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占据中国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不道歉。原因何在？
英国等国侵略中国早于日本，时间久远，伤痛逐渐模糊，不如日本明显；日本造成的血腥屠杀要远比其他国家严重；而日本自古以来从属于中国，近代以来还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人难以接受日本忽然从奴隶变为奴隶主这种地位的剧烈变化。
日本友人在南京祭奠遇难者
因为我们都忘记了，或不希望道歉，所以这些国家没有道歉实属正常。显而易见，如果厚此薄彼，只需要日本道歉而不在意其他国家的态度，就会使历史在选择中扭曲。单一片面的历史逻辑和双重标准，不仅迷失自己，反而作茧自缚，比忘记更可怕。
也有的中国人似乎很大度地说，只要日本道歉、谢罪，就无需关注抗战历史。牢记历史不是给人看的，不是只有日本人跪着我们才有尊严，不应该与日本纠缠在难堪的博弈困境之中：谁先躲开，谁就算输。
美国电影《硫黄岛来信》从日本人的角度来刻画战争，没有更多地渲染日军的残暴，而是大气地反映敌人。而现实中，美国老兵对日本老兵说“你不必道歉”。
王小东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写道：
要日本政府正式为侵略中国道歉，这个话题我已经听了十几年了。说实在的，我这个中国人都已经听烦了。我一直在想，即使日本人道了歉又有什么用呢？仅仅凭道了歉，就能保证日本永远不扩充军备，永远不侵略别的国家了？中国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了？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如果我们强于日本，则我们高兴要它道歉，它就得道歉。似今日这般求它道歉，反受它奚落，真是令我等尚留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伤心羞愧。我最受不了的还有那句话：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弱国弱民的感情一文不值，伤了又怎样？难道我堂堂中华只能做这种弃妇态吗？哭哭啼啼地对负心郎说：别伤了我的感情。是男儿，受辱则应以刀剑相见，若实在技不如人，则十年磨一剑，技成之后，再报深仇，决不会去谈什么感情。
福田首相就任以来，不参拜靖国神社，不在历史问题上挑衅，极大程度上扭转了自小泉上任以来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既然如此，就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中国也没有喋喋不休地刻意要求道歉，甚至强调日本战后60年走和平发展道路。2008年5月，《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表示“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没有“反省”、“谢罪”等字眼。
中日间由于历史问题产生的争吵由日本引起，我们也的确不能将中日历史问题搁置起来，但是如果仅仅站在受害立场诉求，这就会违背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伦理价值，容易煽动复仇主义，不利于中日关系正常开展。显然应该适当求同存异，杜绝渲染，改变神经质似的疑虑，以免误导民意，加剧对抗情绪。
当然，中国抗战教育和纪念还应该进行，民间对日索赔也要继续推进。中日关系即使未来出现阶段性和局部恶化也不应该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应对和斗争。惟其如此，才有益于抑制和化解分歧，真正实现战略互惠的宏大布局。
而西方更关注中日两国现在作的什么，而不是历史，西方还认为中国有人权问题，而不是日本。美国总统布什敦促中国对日推进面向未来的对话，最好“超越历史，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