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时，310万人死去，650万军民回国，1300万人失业，国民财富40%损失，工业生产仅为1936年的28%。许多当年带着狂热武士刀和精神出发的日本兵，最后永久的归宿是吊在幸存日本兵胸前那个用白布包裹的的遗骨盒。
在特定历史时期，虚报战果，夸大自己，贬低敌人，作为一种对敌斗争的政治策略和宣传手段，可以鼓舞士气和民心，具有兴奋剂般的作用。反围剿时期，国民党中央社宣布歼灭红军人数总和超过苏区总人口的10倍。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发布的歼灭日军总数超过日本人口。报纸只要刊登胜利消息，报童不用满街跑，站着一喊，马上被抢购一空。同样，日本把与美国战果夸大6倍，损失缩小到1/5.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宣传被歼解放军超过1亿人。但是在日本投降后，就没必要继续夸大中国歼灭日军人数，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尊重史实的态度。
但是至今中国有些抗战研究成果还继续夸大，比如把负伤日军计算为死亡，表明战功“显赫”。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刘大年认为，在中国的日军阵亡198.4万人。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卢沟桥抗战馆介绍日军死亡人数截然不同。
2002年9月18日，我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看到展览上介绍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死亡人数：
侵华战争战死2001161人
其中“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战死17161人
全面侵华战争战死1984000人
战争结束约有200万名日本妇女成为寡妇。
2008年9月18日前夕，我五年后又看到上述错误没有丝毫改动。
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话认为：“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歼灭日军150多万。”因此，难以想象“九一八”纪念馆的日军阵亡数字反倒比歼灭人数还多。即便认为所记载的日军阵亡数字正确，可是日军大半没结婚，又何来200万寡妇？又怎么仅仅中国日军阵亡数字反倒接近于日军在整个二战期间的实际阵亡人数？而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倒说中国的日军连死亡、负伤、被俘才154万。中国人自己都没有统一口径，何以服人？这种自相矛盾的宣传长达多年，实在遗憾。而更为夸张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血肉长城》前言中说中国歼灭日军（含投降）共445万人。
为了鼓舞士气和民气，我国普遍宣传中国抵抗日军占日军全体、中共抵抗日军占侵华日军全体、中国歼灭日军占日军死亡全体，均是70%以上。事实上，只是选取某个时间段最多时的70%，低于这一比例的时间段则忽略不计。而且这里计算的中国“歼灭”日军往往包括死亡、负伤、被俘，受伤者重复计算，用死伤数字占日军阵亡数字，通过这种数字游戏得出所谓的“70%”。比如把中国歼灭日军154万人去与二战日军总体战死数相比，宣称中国歼灭日军占二战日军总损失的70%，这是一种混淆不同统计口径、严重夸大的“障眼法”。如果照此计算，则盟军（包括美军、英军和苏军）击毙日军数不到日军总损失25%、也就是不超过50万人，这显然是不符实际的。
国民党军吹嘘经常达到无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战中宣布的“歼匪”战果累计，便超过解放区人口总和，抗战时的战报也因虚假充斥而为国际史学界轻视，一般都不予引用。如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保卫战期间，国民党军称杀伤日军20万人，包括在万家岭“歼灭日军第106师团”。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为九个师团25万人。中国在抗战期间没有“歼灭”过任何日军师团，除了远征军在反攻滇西时由美国航空兵支援在腾冲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团）外，此外在国内战场上也未成建制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1985年，台湾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声称“国军”共毙伤日军276万人。
日本史学家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载，二战中日本陆军死亡失踪1439101人，海军死亡失踪419710人，合计1858811人。然而这一数字统计时间是截至到1952年，不包括苏联俘虏日军。1956年，日本和苏联正式恢复了邦交，关东军战俘回国，日本得以精确统计战争的军人损失。
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情况总计为185万人：（1）对美英等国作战死亡129万人，其中包括飞虎队在中国战场打死的日军66000人。（2）在中国战场死亡44万多人。（3）苏日战争死亡8.3万人。
日本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士兵全部都有详细档案，受伤阵亡均须记入档案，一旦出现死亡及时通知家属，以便办理相应手续和领取抚恤。故意隐瞒战斗伤亡在日军条例里也是有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的。因为日军阵亡总数是固定的，战后日本宣传材料没有必要，也无法掩饰在中国的阵亡数字。
笔者王锦思去过日本千鸟渊无名战死者公墓。根据千鸟渊介绍，1937年到1945年，日军、军人家属及普通日本人在中国死亡465700人（不包括东北）。由于苏军出兵东北和东北人民的艰苦斗争，从1939年苏日诺门罕战争到1945年，东北日军、军人家属及日本平民死亡245400人。两者总共70万人强，这里包括苏军歼灭和普通日本平民死亡的数字。而日军在菲律宾阵亡就超过在中国关内阵亡数字，达到518000人，仅此就超过了中国军队击毙日军总数。
通常认为，在中国战场歼灭的150多万日军中，约100万被国民党军歼灭，共产党军歼灭日军52万余人。根据日本权威战史《大本营陆军部》、《华北治安战》等宣称，华北方面军1939年战死5231人，战伤13810人，合计19041人；1940年战死5456人，受伤12386人，合计17842人。算上新四军给日军造成的损失，有估计认为，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给日军造成的伤亡总数应不超过20万人。
日军投降时总数720多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0万稍多，向苏军投降的关东军68万，向美军投降550万。
死于中国的日军将领129名，只有阿部规秀中将等3名死于与八路军的战斗。日方统计90名将领阵亡，其中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亡40人以上，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亡5人以上。
据悉，当年参战日军平均年龄25岁，战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128万，2010年活着的仅剩十分之一，绝大多数已作古。生于1908年11月25日的山崎宏，是日本战败迄今滞留中国时间最长，有资料可查的最后一个鬼子兵，2010年92岁的他还在济南给患者治病。
抗战时期，中国兵籍和户籍制度没有有效开展，取得准确的数据十分困难。军队和民政部门缺乏全面准确的部队人数以及征兵统计资料，各部队损失报告数据资料粗糙。“四万万同胞”只是根据卖盐数量推算出来的。国民党军队来源庞杂，许多新兵一来就投入战斗，许多人员还是随时就地征召、就地投入战斗，同一部队士兵互不熟识；作战多为退却，有多少尸体落入敌手也不知道；失踪者是战死、被俘还是逃亡或被其他部队收容更不清楚。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革命军在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抗战期间的伤亡总数，为3216079人。其中：阵亡1324271人，失踪130126人，负伤1761682人。但阵亡132万不包括受伤后死去的伤员和非战斗死亡。
另根据国民政府提供的数据：抗战八年征兵总数为1405万人，抓捕虐待迫害壮丁死亡上百万人之多，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为252万人，抗战结束时422万人。根据以上数字计算，在8年抗战所征的1405万壮丁中，除去战时减员417万、战后与战前相比净增兵员数170万，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非正常减员达851万人。解放军学者徐焰少将认为，国民党军开小差和内部折磨减员还远远大于作战损失的人数。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各国军队中是罕见的，恰是其政治军事腐败的突出表现。
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规军事力量损失了584267人。其中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的损失，但不包括在东北地区的抗日联军的损失。具体损失构成如下：阵亡160603人，失踪87208人，被俘45989人，负伤290467人。
在抗战结束6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姜涛、卞修跃最新研究成果为，中国军队阵亡563.3万人，包括属于军队编制、具有军人身份的兵役壮丁355.5万人。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军队损失千万人以上。
八年抗战中，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也有说法认为，在共产党人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将军和彭雪枫将军，左权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彭雪枫为新四军的师长。但是这种对比有失公允。
国民党阵亡将领多为阵亡后国民政府追认的，军衔混乱。当时有个说法“司令如毛，将军如狗”，指挥上海800壮士的谢晋元，原来是上校，后来追加为少将。而共产党军队当时没有军衔，牺牲的最高将领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八路军还阵亡旅以上干部114位，抗联阵亡支队以上干部42位，新四军阵亡团以上干部43位，共计199位。由此可见，共产党付出的阵亡高级指挥员干部代价比率，远远高出国民党，证实了身先士卒的传统。但是在抗联和新四军阵亡的高级指挥员中，有很大部分是牺牲于叛徒或国民党顽固派、国民党正规军“积极反共”的行动之中。
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14年的抗日战争远不如4年的苏联卫国战争惨烈，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人数和自身损失不如苏联，这和当时中国落后和消极抵抗不无关系。
德军在苏德战争中损失累计近1200万，其中被俘160万人，死亡380万。
苏军在苏德战争中的损失累计为2959.3万，其中被俘或失踪445.6万人，死亡865.6万。
美军伤亡101.3万，其中死亡40.5万人，约70%分布于欧非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7000万，苏联占2660万，中国约占1800万。
关于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我国没有采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死亡人数统计法”，而是使用“伤亡人数统 计法”，造成数字粗看很大，实则绝对死亡数相对很小的模糊特点。人的死亡只能是一次，而负伤则不然。如果一个人负伤三次，并最后捐躯，那么按照“伤亡人数统计法”，那就是“伤亡四人”（受伤三人次、死亡一人次）；要是按照死亡人数统计法，就是“死亡一 人”。
捕获的日军俘虏
1947年5月，国民政府公开发表八年抗战各项损失统计数字：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总计人口伤亡12，784，974人。1985年，公布伤亡2100万人以上。
1988年开始，中国军事科学院对东北地区近60座“万人坑”、各地日军修筑“机密工程”后屠杀劳工的遗址分析，还深入到当年“无人区”调研，对人口变化状况比较，统计出死亡1800万，伤1700万，共3500多万人。江泽民主席在1995年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大会讲话中正式提出伤亡3500多万人。请注意，这里是伤亡而非死亡。其实早在1967年，日本历史学会《太平洋战争史》就认为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比中国早近30年。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训厚曾经参加江泽民讲话稿的修改。他指出，这一数字是查证大量原始史料，深入各地调查，广泛搜集国内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科学方法计算后得出的。
战争的浩大和无常等因素，加之缺乏统一、科学、权威的界定分析方法，应该说3500万数字误差甚至在百万以上。学者张一波认为，这一数字从1937年开始计算得出的。如果从1931算起，应该是死伤4000万人，损失1万亿美元。有的中国学者认为，死伤3500多万和南京大屠杀死亡30万人也是高估过多。不管怎样，在没有最新研究成果出现之前，最应该不折不扣记住的日本侵华信息就是这3500万人伤亡。但是，许多人习惯性地说成死亡3500万。经常奔走于全国甚至全世界讲学研讨的W大专家、Z大学者等许多人一律用“3500万死亡”，一张口就把伤者给“杀死”了。撰写多部抗战历史小说的作家邓贤认为是“三千万死亡”，还有人夸大为“死难4000万同胞”，极力渲染我们的苦难。
某些宣传资料称中国伤亡数字“高达世界40%”“世界第一”，其实是排在世界第二位，苏联死亡2700万人，高于中国，位居世界第一。
台湾抗战记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说：“中国的死亡者达到了3700万人，而这个数字是整个二战死难者的40%。”文中出现了三个数字，“死亡3700万”、“死亡3500万”、“伤亡3000万”，让人不知所措。
有人说学术可以有纷争。其实，这些信口开河的数字根本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不是说的人研究出的，同学术无干。
冯小宁执导的抗战影片《紫日》很美，东北大森林金黄，美丽，一望无际，优美的音乐汩汩流淌。中俄日三个男女青年，在战场上不期相遇，最终超越了仇恨，展示了人类共同的和平理想。苏联女兵在闻知日本投降时，情不自禁地脱光衣服，跳进碧蓝的湖水，显然这一镜头有模仿苏联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嫌疑。而在片尾过分煽情和做秀，渲染了对战争与和平的解析，显得有些拖沓。
《紫日》片尾罗列了各国死伤数字，中国死伤为“3500万人”。但是外国死伤数字却用的是死亡数字，如“日本200万”、“苏联2000万”。其实苏联死亡数字是2700万，死伤6000万人，高于中国。有记者问冯小宁，“片尾字幕中打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人数为3500万人，为世界各国之最，这个数字确切吗？”颇有些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似的。冯小宁竟然颇深沉地说，“完全准确，这个片尾字幕的数字是由外交部提供的”，“3500万人的牺牲告诉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中国人有责任人人皆知的这一数字随处可见，何至于让外交部提供？可悲的是，记者、冯小宁以及观众都说是“死亡”，而片中是“伤亡”，因此多少煽情话语都是多此一举。
有些人的理论是，没必要关注具体历史信息和死亡数字，说死一个中国人也是死。但是我们多次因为南京30万人死难被日本人质疑且否定而义愤填膺，就没有必要把3500人伤亡说成死亡，甚至更多。对抗战死伤数字极为草率和麻木，绝不应该成为成为通病。作为权威的宣传阵地和文艺、历史工作者都屡屡犯下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只会在人们心中造成严重的误导，这是对受伤者最大的不敬和侮辱，也更是对自己冠冕堂皇的身份头衔和历史良知的亵渎和玷污。
最初苏联统计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亡400万人。犹太学者弗朗西塞克·佩帕是遇难者亲属，从1965年起，不懈地追求“真实的奥斯威辛数字”。最后研究出，押送到奥斯威辛的约有130万人，其中犹太人约110万，总共约110万人遇难。佩帕对苏联统计数字的更正，即便大为减少，但是真实可信，表现了充分的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精神，更有对生命和历史的尊重，这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与学术理性的必须。
再苦痛的受害者也没有必要靠虚构数字来彰显不幸，否则会削弱正义本身，摈弃同情，也难免再次重蹈不幸。无论是夸大歼灭日军人数还是中国自身损失人数，不仅与事实不符，还丧失了清醒看轻自我、认清抗战的机会。把中国死伤数字回归虽减小但真实的数字，无损于我们的功勋，无减于我们的苦难，更能使历史记忆获得一种感伤而忧郁的美学品质，达成普遍的理性自觉，力量倍增，稳固如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