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创造了世界最早、最系统、最丰富的间谍理论和间谍实践。外国人认为，日本人有天赋的求知欲望，是天生的间谍。英国学者理查德·迪肯认为：“日本人为了民族利益获取情报的愿望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更为强烈。”
一份小小的情报甚至影响到企业存亡、战局成败和国家兴衰。日本人以偷东西为耻，然而过去偷情报却被引以为荣，哪怕损伤肢体，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
深谙《孙子兵法》的丰臣秀吉是日本情报业的鼻祖，他依靠刺探情报，完成统一大业。镰仓时代，日本有刺探情报的“忍者”。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自我封闭，对外部世界和日本情况不甚明了，茫然无知。比起中国人温文尔雅的对日本的有限了解，日本则更深入更隐蔽地窃取中国情报，开展没有枪声的战斗，以配合明目张胆的侵略扩张。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间谍化妆成外交人员、商人、学者、医生、教师、旅行者、侨民、妓女和中国人，或上述人员本身就自觉地承担搜集情报的任务，像狼犬一样竖着耳朵，到处不动声色地去逡巡，什么都看，什么都听，触角伸向宫廷、官府、城市、乡村，结交中国的达官显贵、三教九流，收买汉奸，形成庞大的情报网络。通过一系列间谍活动，日本很快就掌握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风俗等情况，连沿海的潮汐，河流封冻、开冻，甚至乡间小路、水井分布等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甲午战争前，日本制定了带有登陆地点、包抄后路、行军路线、开战时机等内容的入侵行动计划，《清国兵要地理志》发给队长以上级别人手一册。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保密箱被日本间谍打开，他们由此获悉北洋舰队高升舰的开航时间、途径地点，并将其击沉，从而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李鸿章赴日谈判时，与清政府联系的22件密电被日方破译，一举一动均被精确掌握。闻知清政府有意割地赔款，日本才狮子大开口，得寸进尺。
黄遵宪《日本国志》40卷、50余万言，详实地记述了日本的历史及近况，特别是明治维新后十几年间仿效西法、力行新政、由弱转强的各种举措及成就。从撰成到刊行延迟了8年，原因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不予重视，错过借鉴日本、警惕日本的时机。黄遵宪撰成此书，“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所取法。然至甲午以后，始有知者。虽风行一世，而时已晚矣。”黄遵宪好友袁昶道：这部书如果早一点刊行流布，可以省去战败输银二万万两。
日本间谍不仅获取情报，还阴谋破坏，指挥作战，玩弄权谋。作为“中国通”的“四大天王”——石原莞尔、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年轻时都在中国当间谍和军事顾问，后来侵华如鱼得水。石原狡猾，长于策划；坂垣沉着果敢，富有冒险实干精神和组织才能。凡是石原想到的，坂垣就组织实施，实际操作则由土肥原完成。
土肥原贤二被称为“东方劳伦斯”，掌握13种语言和4种中国方言，他惯穿中国服装，能够用汉语插科打诨，唱京戏。他贩运鸦片，走街串巷，混迹于三教九流之中，告诉手下要从中国吆喝学起，还利用妓院搜罗情报，收买土匪、流氓、军政要员，与许多中国要人建立起微妙的人际关系。末代皇帝溥仪认为，土肥原贤二“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有人称：“把你卖了，你肯定千恩万谢帮人家数钱。”
日军在淞沪会战期间前线侦查。
土肥原贤二从事一系列足已载入中国历史的间谍活动，比如侦探、逮捕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刺杀“东北王”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持溥仪复辟和汪精卫伪政权。他在担任师团长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被中国老百姓叫做“土匪原”。
冈村宁次回忆，他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从事搜集军事要地的兵要资料等情报工作，但得到军用地图却很不容易。侵华日军在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他秘密搞到的。1926年，冈村宁次为军阀孙传芳当顾问，得到地图。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冈村宁次仓促间丢弃所有贵重物品，唯独带走这份地图，回国后交给了日本参谋本部，获得巨额秘密赏金。12年后，冈村宁次指挥武汉会战，这张地图有了用武之地。
日本对中国疆土也制作了精确的地图，岛礁、村落、水田都清楚可见，路段、山高标出数字，湖南南部有的路段连当地人都不清楚，他们也了如指掌。有的军用地图比例甚至达到了一万分之一，有的地图上池塘、水井、猪圈、祠堂，甚至一棵大榆树都一清二楚，连当时中国政府和军队都买日本出版的中国地图。而今天回头研究1945年以前的中国，依然离不开日本的调查资料。
1974年，中越南沙海战，我军使用的是原日军海图，比中国新地图还精确。1938年，侵占海南的日军绘制了洋浦地图，到了1988年，日本商人用这张地图参与洋浦开发。
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各地的日本领事馆都设有一个特高课，负责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特高课像一个大蜘蛛，悄悄地在中国编制了一张无形的情报网，从北向南，从东向西，甚至潜入雪域高原西藏，大肆网罗中国人为其收集情报，组织破坏活动，其工作缜密程度和收效成果让人惊叹。
1937年七七事变前，两个日本军官借进城与中国守军交流之机，用规范标准的正步测量了宛平公署的距离和位置，后来准确炮击将其摧毁。据说，沈阳胡同和上海到南京铁路线上的每一个村落都被日本间谍画上“仁丹”药广告牌，以此为日军指路。充当日本间谍的汉奸黄浚在行政院与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后，将情报泄露给日军，在吴淞炮战中使我军蒙受重大损失，导致费时两个月、千人修筑的江阴封锁线形同虚设。日本外相重光葵不无得意地说：“中国行政机关在日本的监督下。”日军少尉田中彻雄只身一人成功诱降国民党庞炳勋部7万人。日本还阴谋杀害或诱降蒋介石、冯玉祥、彭德怀等抗战将领。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对国民党军队密码破译率达到90%，华北日军对国民党特种情报密码破译率达80%。直到百团大战结束之前，日本军方尚不能破译中共和八路军的任何电报密码。日军记载百团大战期间，“中共周密的情报谍报组织一直深入到我军心脏，巧妙地侦查我方的情况，而我方要掌握中共的动向是很困难的”。为了破译中共密码电报，日军“连日连夜不屈不挠的努力”，破译成功一部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特种情报班以秋富胜次朗中佐为班长，负责监听和破译中共密码工作。“对以冀中军区司令部为中心的电报密码破译成功，虽然是断断续续的，但已能掌握了该司令部的动静”。通过破译电报密码和窃听电话等途径，日军侦悉冀中地区八路军“各军司令部变动无常，在同一地点，从不连住三天”。1942年“4月26日，因中共方面开始实行电波管制，并且变更了密码，此后就以谍报人员的报告为主，而对特种情报已不能寄以过多的期望了”。
日本出版的中国地图。
1942年春，日军在突袭八路军总部之战中，运用了一支化装成八路军的特殊部队。陆军中尉益子重雄率领这支叫做“特别挺进杀人队”的日军特种部队，成员衣着、武器完全模仿八路军，活动于根据地腹地，以奔袭八路军指挥中枢，狙杀八路军高级军官、搜集情报和破坏为主要任务。
在《刘伯承与一九四二年反扫荡》一文中，中国方面是这样记述这支日军的：
每人印发了八路军首脑的照片、简历和我兵力部署图、假印信、假路条。并对整个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身着便衣，面涂褐色，伪装成我党政军工作人员，自带数日粮秣和雨衣行囊，甚至脚穿草鞋，背大背包，不走大路，不生火做饭，不宿村庄住店，或分散潜伏于大道两侧之麦地、窑洞、山谷内窃听我电话，或捕我单个人员，或用小型电台侦察报告我军动向。行进途中得知邓小平在太岳，又在邓小平的照片下特地注明“在太岳”三个字。后来刘伯承得知此事后，认为日军情报之准确之细致值得八路军借鉴。
被日寇“铁壁合围”于十字岭地区的有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共北方局与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及下属工厂、机关、医院等两千多人，带八百匹骡马、二百副担子的电台文件及辎重。掩护武装仅有一个营加三个连，武器差战斗力弱，仅有几门小山炮。日军调整部署，对八路军总部采取全线围击，左权将军殉国，我方损失惨重，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张左清被俘后遇害，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编辑何云和四十多个男女记者也惨死。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1906年6月7日，以日本天皇142号敕令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简称“满铁”）。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国策公司”，在近40年的时间里，“满铁”始终活跃于日本侵略中国行动的情报最前沿。
据披露，满铁设立庞大的调查机构，投入大量情报人员，最盛时期有情报收集人员4500名，其中专门分管对华情报搜集研究与宣传的人员达2000多名。他们进行的政治、经济、资源、社会、历史、地理、风俗、交通等各个方面调查达6000项，各种调查报告、图书文献和档案材料几乎无所不包，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堪称上世纪前半叶世界三大（另两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苏俄克格勃）情报资料宝库之一，甚至是20世纪前半期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文献资料。
在日本侵华前，日本就拍摄了遥远的云南蒙自的照片。
满铁在近四十年的情报活动中，一共提供一万几千份调查报告，差不多每天就有一份调查报告，采用当时最好的分析框架和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组织调查及撰写，其科学性与细致调查是难以想像的。例如一个有关沈阳一个地方的水井调查报告就有300多页，包括水的矿物质含量等等非常详细。《远东苏军后方调查》、《中国抗战力调查》、《中国长江沿岸兵要调查》等，对日本帝国主义制定和推行侵略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有关人士认为，“满铁”资料的重要性，可与甲骨文、敦煌文书等珍贵资料等同，对有关时期的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将产生巨大影响。2007年1月，中国出版了《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共分三十卷，约三千万字，内容包括三十余万种资料，可称得上皇皇巨制。其中的一些情报资料，至今还有着很高的实用性。而今，东北地区的一些城市在城市拆迁、市政建设，诸如水、煤气、电气、道路工程改造时，其可行性报告，还得去“满铁”资料中搜寻数据和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