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奸的肆意认定不在日本侵华之际，恰好在反日盛行的今天。对日本正确评价的任何人难免不被当做汉奸，甚至这种对于汉奸扩大化的倾向波及到残存的少数慰安妇身上。许多人认为，慰安妇接受了日军钱财，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也属汉奸无疑。毫无疑问，这种判断不仅伤害了慰安妇们的感情，也无助于认清抗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战争不让女人走开，战争中最无奈最弱小的就是女性，日本侵略者就不怀好意地夸“支那姑娘”和“满洲姑娘”漂亮。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说：“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具有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日军凌辱中国妇女上百万名，还有高达20万名被迫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中国慰安妇，充分暴露了侵略者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日本法院要求政府对韩国慰安妇给予赔偿。裁判词中称慰安妇制度：“是对女性人格的严重侵害，与日本的民族道德相违背。”
1940年东北田家结婚照片，后面插着日本国旗和伪满五色旗。
2002年，我创作了许多抗战新歌歌词，反映过去歌曲没有涉及的领域，最先创作的就是给日军暴行蹂躏的受害妇女的《花儿早零落》。
http：//www。china918.net/91802/nj1213/hr。htm（词：王锦思，曲：扎西，演唱：夜莺，配器和MIDI制作：廖星）
（独白：日军侵华期间，凌辱妇女100万人以上，强迫至少20万名妇女作为随军性奴隶，她们饱受巨大的耻辱和创伤。）
16岁认识他呀你羞答答，
头上插朵花呀美如云霞，
村头树下脸红了等呀，
等他明年娶你进门，
男耕女织多好的人家；
17岁鬼子进村你泪涟涟，
几番凌辱后呀沦落千里，
一路风尘百般摧残呀，
身心创伤多少凄苦，
无奈凋残芬芳的花季。
有家想回不能回，
有家能回不想回。
花溅泪，泪溅花，
花零落，零落花，
花儿早零落，
浪迹到天涯。
在这首歌词里，我勾画了一个16岁妙龄少女春心萌动、美丽清纯的形象，然而出嫁前遭遇不幸，她含辱忍垢、痛苦不已、有家难回，悲剧无比深刻。
歌曲时而舒缓轻柔，时而急促哀伤，清晰刻画了受害妇女惨痛的青春历程和人生命运。无独有偶，后来我接触到1938年问世的歌曲《满洲姑娘》，石松秋二作词、铃木哲夫作曲、服部富子唱红、李香兰再唱，恰好和我写的《花儿早零落》表现的都是16岁花季。
我是十六岁的满洲姑娘，
春天三月雪化时，
等到迎春花开放，
我就出嫁到邻村，
王哥，你可要等着我呀！
铜锣大鼓送着我，
扎花的马车摇又晃，
也许含羞也许开心，
做的全是出嫁那天的梦，
王哥，你可要等着我呀！
雪呀冰呀冷冷的风，
最好只吹在北边的俄罗斯，
等着和妈妈做嫁衣裳，
满洲的春天快飞来，
王哥，你可要等着我呀！
《满洲姑娘》很风靡，连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作为关东军骑兵在黑龙江服役时也熟悉，目前云南受当年日军和慰安妇熏染的老农民都会哼唱，而对于当代东北人来说，陌生而遥远。
这首歌表现了迎春花即将绽放的三月时节，一位情窦初开的16岁东北小姑娘待嫁邻村王家的喜悦。一声深情的“王哥，你可要等着我呀”，对于我来说似曾相识，心里一软，没法不感动。当时的东北还是全中国，甜蜜爱情不是粉饰太平的矫情，而是战乱中最宝贵的幸福生活。
抗战时期，中国妇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蹂躏，被践踏达到了最高峰。日本侵略者强奸时，10岁幼女不嫌小，8旬老太不嫌老，慰安妇更是遭受无休止地摧残。阿诗怀孕后，日军把她绑在树上用刺刀破开肚子，胎儿还在哭。而许多少女再也没有恋爱和出嫁的机会了。
日军与慰安妇合影
有人认为，从衡量汉奸的诸多标准来看，比如接受日本钱财、帮日本做事，那么慰安妇也是汉奸，慰安妇就收受了日军的报酬。显然这种论调是对慰安妇的侮辱，也是认定“汉奸”扩大化的滥觞。有人如是反驳，慰安妇是被强迫的，因此就不是汉奸。这种反驳显得苍白无力，许多被当作汉奸的人即使不是慰安妇也并非都出于自愿。慰安妇过于屈辱和苦难，同情弱者的中国人怎能将汉奸的帽子扣在她们头上？
旅日华人朱弘调查，韩国慰安妇可以大胆地述说自己是否拿过钱，是否喜欢过某个日本兵，而所有朝鲜慰安妇都一致坚定地否认。朱弘强调搜集考证每一个证据，并提出许多大胆的设想，“我们应该询问被害者——究竟有没有收入或报酬，哪怕是一袋面粉或一包咸盐？”做过慰安妇的周粉英老人坦然承认拿过钱，反倒是记者技巧性地补充“专家说这些钱会被人拿走，慰安妇本人得不到”。
慰安妇的苦难命运不仅仅局限在日军蹂躏时期。作慰安妇时受苦的是身体和心灵，不做后她们心灵要继续饱受折磨。
著名作家丁玲写了一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叙说一位姑娘被日本侵略军抓进军营，担任慰安妇，当她回到村里的时候，她受到所有人的歧视，大家都从道德上否定她。这位备受日寇摧残的姑娘不得不承受她的同胞的精神折磨。
每到有政治运动的时候，慰安妇们都要像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等等五类分子那样，受到批判和斗争。“被说成日本侵略者的军妓，明天又说是日本潜伏下的女特务；后来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先锋”，慰安妇被戴上汉奸的帽子，新建的桥村里人不让走，新盖的房村子人不让进，备受歧视和困苦。连他们的子孙也同样受到歧视，在升学、参军、招工、提干等等社会政治生活所有重要的方面，他们的后代一律受到歧视。
改革开放后，要去控诉日军罪行，讨还公道。有人横加阻止，“你们做了这样的丑事，还有脸到国外去说”。而有的孩子遗憾自己奶奶为何不当慰安妇，好去挣钱。杜撰的街头黄色文学也肆意发挥想象，低俗者们开玩笑甚至也用慰安妇作为由头。许多老人迟迟不愿公开身份，蕴涵着怎样的不堪回首和难言之隐。以上原因导致很少有人敢承认自己是慰安妇，对后代人也很少提及。而有人在谈到慰安妇问题的时候，第一感受是“我们男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人！”，以保护者的男权主义姿态自居，引起其他人士反感。
桂林的韦绍兰被日军抓去百般凌辱，后来逃回家生下了混血儿罗善学。村里闲言碎语越来越多，丈夫也痛骂：“你这个败家婆！老淫妇！卖X婆！”父亲总把好东西给弟弟妹妹，罗善学经常挨棍子打。
韦绍兰靠采药、卖鸡蛋为生，每周只卖十几块钱，这是母子俩全部现金收入。2007年，罗善学突然变得歇斯底里，扑到地上号啕大哭：“我就因为是日本崽，连老婆都讨不到。我这辈子就全完蛋啦！全完蛋啦！全完蛋啦！”
世俗观念上，往往强调受害，却不愿意接受屈辱，不愿意接受一个混血儿的存在。口称不让悲剧重演，更不应该重新制造悲剧，这难道是追求历史真相、控诉日本侵略罪行的当代中国人应该之举吗？
到2002年，许多“慰安妇”困顿惨淡，忍憾辞世，只剩不到50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苏智良从1992年起研究慰安妇问题，成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邀义务研究员寻访取证，2年只收到捐款6000元，健在的老人每人每月一百元的补贴也不够。
慰安妇问题的实质，是女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是男性对女性的践踏，更是野兽机器对弱势群体的残害，也是对进入文明社会的人类的讽刺。但是，目前我国尚无切实保存的慰安所遗址，更没有正规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遗址还被拆除。而日本设立慰安妇资料馆，韩国设立了慰安妇之家。日本亚洲女性中心采用民间捐款作为援助慰安妇受害基金，但是杯水车薪，含糊表达侵略问题。当慰安妇幸存者逐渐故去之际，许多工作才开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