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抗日风起云涌 古城重建党的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8 月和 9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两次谈判，达成一致抗日协议，闽浙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政治犯，浙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气势汹汹，狂叫三周内攻陷南京，一个月占领武汉。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14日派飞机袭击杭州。在上海、杭州等地谋生、求学的许多临海籍知识青年纷纷返回家乡，同时也有一些外地的青年为避战乱流亡来临海。这些青年中，有的已受共产党影响，思想进步；有的身受日军侵害的痛苦，决心投身抗日。他们把亲眼所见的日本侵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以及各地民众奋起抗日救亡的情况，告诉临海民众，开展抗日宣传，进一步推动了临海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潮。
在群众的强烈呼声下，临海县抗敌后援会于8月3日成立。该会由国民党临海县政府主持，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下设组织、宣传、征募、救护、情报、总务、慰劳、交通、救济等组（队）。宣传队下分宣讲、编撰、剧务等股，刊出《抗日》周刊，定期在大礼堂举行抗日讲座，并派员到各区巡回辅导抗日宣传活动。
随着形势的发展，临海各地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普遍开展起来。北乡大石地区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台州中心区委书记的朱渭滨组织了青年抗敌协会，出墙报，发传单，组织演出队，宣传全面抗战的主张，并着手组织抗日自卫队。岭景的进步青年金鹤鸣也从上海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以岭下小学为落脚点，吸收爱国青年，建立起民众抗日救国分团，发动学生，利用兰桥、河头两市集，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海门，进步知识青年林尧以临海县私立东山中学校长的身份提出“面向社会，面向工农，面向现实”的办学宗旨，在东山中学实施一系列改革，使东山中学成为一所新型的抗日进步学校。聘请陈叔亮、宋志平等进步青年教师来校任教，形成了一支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进步教师队伍。课程设置除保留国文、英语、数学等基础课外，新开设了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时事分析等课程，并以《大众哲学》、《游击战争》等抗日进步书刊为基础教材；教学内容体现了“以救亡为主线”的特色，音乐课教唱《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激发学生的抗日热情。
10月，林尧支持爱国青年林匡（林谦）、张燕、方正中等人，自筹经费在海门成立业余话剧团“春野救亡剧社”。该剧社建立理事会，并向临海县抗敌后援会办了登记手续。剧社向各界人士募集经费，排练《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课》、《中国的母亲》、《保卫卢沟桥》等剧目。“春野救亡剧社”在海门印山俱乐部首次公演时，中共临海临工委书记张崇文亲临指导。随后，剧社先后到海门、临海、黄岩、温岭等地巡回演出。他们的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临海全县乃至台州各县群众抗日救国热情的高涨。
11月，临海青年救亡团体派代表出席了在永嘉举行的“温（州）台（州）处（州）三属救亡团体联谊会”成立大会。
在强大的抗日救亡宣传的影响下，临海广大民众迅速觉醒，纷纷自觉地参加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这就为中共党组织在临海的恢复、发展，为临海党组织贯彻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领导临海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关于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共同抗日的协议，土地革命时期被作为政治犯关押的临海籍共产党员张崇文于1937年8月24日从浙江陆军监狱被释放出狱。他不顾自己长期遭国民党反动派摧残而十分虚弱的身体，立即投入抗日救国活动，他和先后获释的革命同志在杭州印发中共中央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出版《抗日周刊》，开设抗日书店，组织流动剧团和小学教师联合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7年1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杭州成立，徐洁身任书记，张三扬任组织部长，张崇文任宣传部长。同时分工张崇文负责台州地区的党组织恢复工作。
张崇文回临海后，立即着手工作。他用走亲访友和写信联系等办法，联络原来的战友、同事，商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有关事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和活动。首先在临海恢复了朱渭滨、朱惠文等人的党籍，建立了中共临海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张崇文任书记，朱渭滨、朱惠文任委员。
在筹建临海县临时工委的同时，张崇文先后到海门、黄岩、温岭、天台等地，联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同志、老朋友，调查考察，恢复了一批党员的党籍，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同年12月，在城内杨哲商故居（现广文路4号）召开各县联席会议，海门林尧，黄岩林泗斋、周思远，天台齐德夫，温岭梁耀南等20多人参加。会议传达了省工委指示，决定成立中共台州临时工作委员会，同时决定成立黄岩、温蛉、天台三县临时工委和海门特别支部。张崇文任台州临工委书记，齐德夫、林泗斋、梁耀南3名工委委员分别兼任天台、黄岩、温岭3县临工委书记，林尧任中共海门特支书记、黄岩县工委委员。这次联席会议后，台州各县的中共组织恢复工作全面展开了。
为进一步加强浙江全省抗日救国的统一指导，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1938年5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撤销，成立中共浙江省临时委员会。省以下的领导机构也作了调整，中共台州临时工委撤销，建立中共台属特别委员会，临工委书记张崇文调新四军工作，宿士平任台属特委书记。中共临海县临时工委改为中共临海县工委，林尧任书记（兼任海门特支书记），周振东、朱修治任县工委委员。7月，临海县工委撤销，重建中共临海县委，由周振东任书记，张迈君、俞宿冰任县委委员。县委活动点（可算作县委机关）放在北固山嘉祐寺（遗址在北固山城隍庙东南）。
中共临海县委重建后，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贯彻中共浙江省委《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和中共台属特委《给各级党的一封指示信》，把建立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发动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在工作中大胆吸收优秀青年到党内来，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使临海的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39年春，先后建立了桃渚、城区、北区、双港4个区委，还组织建立了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中共临海县委的重建，为进一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在临海地区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和主张，充分发挥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扩大党在人民群众中影响提供了保证，党领导的民众抗日救国运动形成高潮。
为抗日国共再合作 政工队救亡作中坚
中共临海县临时工委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的“三项主张、四项保证”精神，主动与国民党地方上层人物联系，宣传全面抗日的主张，团结各界民众，投入抗日救国运动。
时任国民党临海县县长的於树峦，是一个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人，他在和张崇文的接触中，赞赏张崇文的才干和能力，支持张崇文的主张。1938年2月19日，在中共临海县临工委的建议下，临海县抗敌后援会改名为“临海县各界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抗委会”），下设训练、宣传、财务、难民、战地服务5个委员会，全面组织和发动临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张崇文被推选为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
抗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宣传队伍，把城区三台民众教育馆救亡歌咏剧团改为该会第一宣传队；临海抗战青年团改编为第二宣传队；海门青年战时服务队改编为第三宣传队；在黄沙地区组织第四宣传队。4月，河头又组建抗日第十宣传队，有四五百名青年参加。宣传工作队通过下乡演讲、演戏、歌咏、出壁画、办墙报等形式，揭露日本侵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唤起民众齐心抗日的决心。临海城乡抗日爱国的气氛日益高涨，也带动了台州各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为推动全民抗日运动的开展，中共临海县临工委与国民党临海县政府合作开办抗日干部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3 月份开办的第一期训练班，有60多人参加，绝大多数是爱国青年。张崇文亲自给学员作了《抗日必胜论》、《汉奸问题》两次演讲。张崇文在讲《抗战必胜论》时，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上存在的“中国武器低劣，不能抗敌”、“中国准备不够，暂且不必抵抗”、“国际没有帮助，抗战不能把握”、“民众知识太低，没有团结力量”、“抗日必先剿共”等等错误论调，有理有据地逐条进行批判。紧接着，就“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半年来抗战的成绩与失利的原因”、“妥协议和是否有利于中国”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述。讲到“抗战必胜的根据”时，张崇文具体分析了“决定战争胜利的条件”、“日寇的力量”、“中国的力量”、“国际同情中国”等问题，最后结论：只要实行持久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外交政策，肃清汉奸，切实实行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抗战必胜。张崇文的演讲，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使参加学习者很受启发。这期训练班，为后来组建临海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打下了基础。
中共临海县委在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注重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的组织建设。最先建立的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该组织最早是在一二九运动后，党领导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开始走与工农相合作道路的基础上，于1936年在北平建立，是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革命青1938 年八九月间，中共浙江省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紧青年运动”，“领导建立各级民先队临时队部”。民先组织在海门、城区两片分别建立。年团体。
在临海城区建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临海县队属中共临海县委直接领导，由周振东兼任队长，下设两个分队，有队员50多名，主要吸收青年教师、学生参加，同时也吸收部分青年工人、农民加入。在回浦、简易师范均设有分队部，其中临海简易师范民先队员较多。队员分布在各个抗日救亡团体中，他们参加公开或半公开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团结广大爱国青年，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群众募捐支前、慰劳抗日受伤战士、慰问出征军人家属等救亡活动。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表现优秀的队员被吸收加入共产党，为党组织输送了新的力量。县队除在城区活动外，还组织演讲团到大田、白水洋等集镇宣传演讲。在民先组织的影响和带动下，以学生为主的教育界的抗日爱国活动非常活跃，各种进步学生团体纷纷建立，有组织地领导学生参加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共临海县委及下级组织，认真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动参加由国民党政府主持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参与工作。当时，根据《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精神，全省各县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政工队名义上是国民党政府下的工作机构，由国民政府县长兼任队长，实际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国共合作的工作机构。临海政工队成立于1938年4月15日，经招考录取 42名青年为政工队员，多数是经过县抗委会干部训练班训练的青年。中共临海县临工委选派共产党员张迈君、俞宿冰、卢里明等人考入政工队。7月，中共临海县委书记周振东任政工队干事长，并在政工队内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周振东任支部书记。政工队内设的纠察会、干事会、总务、宣传等各股及下属4个区队，主要负责人多数是中共党员。这样，政工队实际上已成为临海共产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主要阵地，也起到了台属党组织联络点的作用。
由于共产党员在政工队中的带头作用，政工队的抗日救亡工作做得更加广泛深入。政工队员拿很微薄的生活费，做很艰苦的工作，他们自带行李，上高山，下平原，登海岛，到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按照《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以“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创造新的政治及军事力量，保卫浙江，收复沦陷土地，争取最后胜利”为总方向，具体有“培养民主精神，领导民众运动”；“战时人民之负担，力求公平原则，严禁一切借名苛派，设法减轻地租，改善平民生活”；改良征兵方法，优抚出征军人家属等项工作，使临海的抗日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他们在嘉祐寺内开办民众学校，自编识字课本。课本第一、二课就是：“人民，中国人民，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火！火！火！日本鬼子放的火；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通过上课，激励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城区有一些贫民家的孩子上不起学，在街头流浪，政工队员就引导50多名流浪儿童，把他们组成“小小兵”，集中在城隍庙旁边教唱抗日歌曲，做“打日本鬼子”的游戏，得到儿童及其家长的欢迎。在政工队总结一年工作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县长於树峦评价说：“政工队是县政府机构中最活泼的部分，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经政工队深入各乡村以后，临海每一个角落的抗战烈火，确已渐渐地燃烧起来了。”
1939年9月，临海县抗委会举办抗日妇女训练班，招收18—25岁的女知识青年，学习政治形势，学习扎担架、抢救伤员等战地救护技能。中共临海县委有计划地动员李华月、卢彩霞（竹涛）、金若梅、王亚男、蒋碧莲等女青年参加学习。这些人后来大部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女干部。同时选派共产党员张迈君、张厥芳、朱湘霞等人参加训练班教学工作。张迈君还担任训练班卫生课教师。
开展抗战文化宣传 激发民众爱国热情
组织民众，宣传民众，最受民众欢迎的办法是举办民众业余学校和开展文艺宣传。中共临海县委非常重视这两项工作。
当时的临海，不论是平原、山区，还是集镇街道，到处都办起了民众业余学校。城区的许多中小学校还利用假期，组织演讲团、文艺演出队、抗日夏令营等团队活动，到各地集镇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回浦学校学生自治会组织31名学生，经过短时间培训，分别在白塔桥、小菜场、兴善门等地，演讲《徐州李老大杀敌》等抗敌英雄故事。三台民教馆与祥里中心小学联合举办剧人培训班，招收30名学员，集中培训后到西乡张家渡等地从事化装宣传活动。涌泉南屏小学利用寒假在新戏棚演出《巾帼英雄》、《全面抗战》、《大义灭亲》、《有钱出钱》、《从军》等短剧。北区岭下小学，在教师带领下，组织宣传队，利用兰桥、河头两个市集，开展抗日宣传。
在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临海，以书刊的形式宣传抗日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陈叔亮在抗战之初就创作木刻画进行宣传。 1938年2月16日，由三台民教馆救亡歌咏剧团主办的《吼声》半月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民族解放的火炬》一文指出：“我忠勇的将士怀抱着‘马革裹尸’的壮志，驰骋于沙场之上，鲜血染红了万里河山，期待着的是从将士的鲜血中开放出自由的花朵，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以铁样强的心，来抢救这危亡的祖国，拯救无数在水深火热下的同胞！”“希望这吼声惊醒了海滨的迷梦，更广大地传到中国的每个角落，使大众都站上了抗战的最前线！”3月2日，《统一》旬刊创刊，声明“以御侮救国，宣传民众，教育民众”为宗旨，呼吁“我们要自救，我们要挽回垂危的民族”。强调“了解长期抗战的意义和自己应有的责任，都是我们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我们不能放弃救亡的天责，因为我们不愿做亡国奴！”5月4日创办的《一心》半月刊，在创刊词中指出：“我们是青年，是国家的中坚分子，我们要担负起祖国兴亡的重大责任。”“我们要求全民族的一心，即全民族的整个力量，去抵抗强敌，则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此外，还有台州联立妇女师范学校创办于1938年3月的校刊《复兴》，由台州第六学区社教辅导机关和临海县立海门民众教育馆于1938年4月创办的《怒潮》半月刊等，都以“文字生动，富有抗战情绪”为原则，在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经常性宣传外，中共临海党组织还善于抓住机会，利用突发性事件，对群众进行生动形象的宣传教育。1938年9月24日，日本飞机轰炸临海城区，炸毁房屋12幢，炸死70多人，炸伤50多人，台属女子师范一学生被炸得肢体断裂，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全城悲愤。当日，中共临海县委书记、县政工队干事长周振东就到回浦、女师等学校演讲，用血淋林的事实揭露日本侵略军和汉奸卖国贼的罪行。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共产党员张迈君、朱湘霞等，与政工队一起下乡宣传，以血的事实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
在宣传发动的同时，党组织和政工队还在民众中发起募捐、义卖活动，慰劳和支援前线抗日战士。在县抗委会出面颁发的《征求慰劳前线士兵函件及一角慰劳金运动办法》的鼓动下，广大民众仅15天时间就写出慰劳信5000多封，分别寄给前线抗日将士，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保卫家乡。接着又发起募集寒衣和捐款活动，募得寒衣 13000件，其中回浦学校学生就集资缝制棉背心134件，寄给前线抗日士兵。千百年来深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妇女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出空前的热情，由政工队组织的宣传队中，女队员占了半数左右，她们在演讲、教唱歌、演戏中充当主要角色，她们每到一地，许多农村妇女都要求参加政工队女队员搞的义卖活动，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缝制枕套、小孩肚兜等绣花品，她们将义卖品运到城里卖给爱国人士，一次就卖了一百多元，群众还为抗日战士做了五六十双军鞋，义卖的收入和军鞋都寄给了前线的抗日战士。
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和由民众投身的募捐、义卖等行动，临海城乡民众抗日爱国热情普遍高涨，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呼声日趋高涨，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也日益深入人心，影响逐步扩大。
针锋相对斗顽固派 保存实力出政工队
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深得临海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也推动了城区民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始终站在“国共合作”的对立面，有意多方进行干扰和破坏。进步力量和顽固势力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政工队建立之初，国民党临海县党部书记长陈启忠就想包办政工队，他提出名单，安排人事，企图把政工队抓在自己手里。遭到抵制后，又提出战时动员委员会的经费要由县党部掌握，企图从经济上卡住政工队，也遭各方反对，阴谋未能得逞。1938年11月，趁县长人选更换之际，陈启忠又企图改组政工队。政工队在干事长周振东主持下，召开全体队员大会，提出政工队要带头执行《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推行民主政治，领导人要由队员大会选举，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当时正好台州专员邢震南视察临海，政工队就邀请他到队员大会上作训示。邢震南原是国民党的军官，在抗日战场上得到过八路军的配合和支援，他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政工队的业绩，批评一些人干扰政工队的错误做法。陈启忠的阴谋又被挫败。后来，陈启忠以国民党临海县党部书记长的身份，选派了几位他认为可靠的青年进入政工队，企图利用这几位青年做他的耳目。这几位青年在政工队里受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影响，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工作，也成为进步青年。陈启忠还想鼓动他手下的几个亲信插入政工队，因政工队工作辛苦，待遇低，没有一个人肯来。
1939年，各专署成立了政工指导室，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派CC系分子王世杰来台州专署当主任，目的是控制政工队。王世杰来到临海政工队，他要亲自甄别队员，当面口试。他提的问题多数与抗日救国大事无关，引起政工队员的反感。王世杰问一个队员：“国民党党歌有几个字？”被激怒的队员反问他：“你每周都念孙总理遗嘱，可知道总理遗嘱有几个字？”问得王世杰面红耳赤，宣布“上午口试结束”。在下午的座谈会上，王世杰又宣传CC系的反动言论，引起大家的愤怒，当场揭露他这是破坏团结抗日的谬论。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政策，在临海城区，国民党顽固派也加快了反共步伐，新任县长着手改组政工队，委任县政府秘书、国民党顽固派周善扬为政工队副队长，CC系分子姚烈为干事长，原为发动民众团结抗日的政治工作队，被改造成为他们反共的工具。主张国共合作的台州专员邢震南被调走（以后邢在绍兴任职，被蒋介石借口“抗战不力”遭杀害）。凡是支持国共合作的人都遭到排斥打击。中共临海县委按照上级党组织指示，及时把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全部撤出政工队。到1940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把政工队改为“青年服务队”时，原在政工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已全部撤出，保存了革命力量。
刘清扬古城巧演戏 党组织百步救书记
就在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浙东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浙南、浙西南基本区的武装“清剿”，同时国民党特务、便衣四处侦探中共组织的机关，逮捕共产党员。1940年5月15日晚，从天台开会回黄岩的中共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和特委常委林尧，在黄岩城关一樟树下避雨时，被国民党黄岩警察局警察从刘清扬身上搜查出共产党文件，两人同时被捕，关入黄岩看守所。
第二天下午，中共黄岩城区区委委员张志柏把急信送到临海城内炭行街鞋庄（现紫阳街中段），正好特委武装部长丁学精和临海县委委员、宣传部长郑伯永两人在这里碰头。两人得知消息后，分头行动，郑伯永把这一消息转告临海县委书记杨炎宾，丁学精在鞋庄吃几口冷饭后立即上路，连夜翻山越岭赶到黄岩。特委领导人会集黄岩后，立即部署营救工作。
经多方努力，林尧被保获释，刘清扬当时自报姓名“王以德”，是经商的，身上的信件是别人请他带的，他不认识几个字，因此不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但刘身上所带的文件是中共浙江省委和台属特委的文件，是“异党”证据，不能轻易交保。黄岩警察局又从刘清扬身上的一个小本中发现温岭冠城二小等3个通讯地址，便把这一线索转告温岭当局，6月1日夜，温岭当局根据这一线索，实行突击搜查，结果3处地下党机关遭破坏，5 人被捕，并搜去部分文件。这又进一步证明，王以德是“异党”重要分子，警察局严加看管，并给刘清扬上了镣铐，这给营救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
特委领导人分析认为，既是“异党要员”，黄岩县当局无权处置，一定要上解浙江省政府，当时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已迁到永康县方岩。从黄岩到永康，不论是走水路还是走旱路，一定要经过临海、天台。因日本飞机轰炸，汽车已经不通，从黄岩到临海有汽轮可乘，从临海到天台有人力船可乘，其余路程都是步行，这是组织营救的有利条件。同时还分析国民党官僚机构的处事特点：对己有利的事抢着去干，对己不利的事推诿责任。因此特委领导人决定，不论走水路还是走旱路，都要组织人员在途中将刘清扬救出。行动地点定在临海与天台两县交界处，这里地处深山，地理条件好；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也比较好；在这里行动后，可以利用临海与天台两县国民党当局互相推诿之际，安全转移。
营救方案确定后，特委决定这项任务主要由临海县委负责，天台县委协助。
6月7日上午，在位于临海城区的浙江省高等法院四分院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刘熙春接到一个电话，说是“黄岩有两箱货，加费用四角，已交金汇源客轮运往临海，请转告收货人，到时检收”。“金汇源轮”是黄岩开往临海的客运轮船，发电话人是黄岩政工队中共支部书记林卓。刘熙春接电话后心里明白，立即通过秘密联络点转告给临海县委书记杨炎宾，准备“接货”。
再说刘清扬，在黄岩被捕时，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脚穿皮鞋，像个阔商人。在黄岩起解时，警察局给他换了着装，身穿旧短衣，脚穿旧布鞋，帽子也没有了。刘本身个子不高，脸上有白麻，加上近两个月未理发、未刮胡子，这样一穿戴，就成了一个穷老头。国民党临海县党政要员听说有个共党要员要经过临海上解省城，也想看个究竟。在这些人心目中，共党要员能搞武装，能打游击，一定是个像“四大金刚”那样的人物，于是摆开“大堂会审”的架势，当看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竟是这么一个老头子时，都感到惊诧。刘清扬与国民党打了十几年交道，多次被捕脱险，斗争经验丰富。他一看这个场面，计上心来，来一个“假戏真做”。他立即趴在地上，用戴手铐的双手去地上拾香烟蒂，拿着烟蒂到这些官老爷面前讨火点烟，吓得他们连连倒退。询问他哪里来、干什么的，他就用满口的闽南话回答，谁也听不懂，弄得这些官老爷大为扫兴：“带下去，带下去，派两个人把他送走！”
于是，在黄岩起解时用一个班武装，并配有机枪。在临海起解时，只有两名警察，手拿警棍，没带枪支。这给营救带来了方便。还没有到临海与天台两县交界处，在百步岭就被梁老五、孙高禄、陈祖义等人成功营救。
狱中斗争坚贞不屈 讲究策略保存力量
针对国民党加紧反共的严峻形势，台属党组织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1941年11月，撤销委员会制，实行特派员、联络员制度。临海县委书记杨炎宾调任临海、三门联络员兼三门县特派员，组织部长吴瑛为临海县特派员。当时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秘密将已暴露的部分党员干部（当时称“红干部”）撤至苏北抗日根据地。为组织北撤工作，台属地区的北撤起点站及工作联络重点放在三门海游。
为便于工作，台属北特派员郑嘉治常驻三门海游，负责台属北各县党的联络工作及北撤干部的安全过境。1942年7月，刘清扬与林尧从苏北回台州，计划在三门海游召开一次会议，传达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同时有部分同志计划北撤去苏北，在海游等待交通员。7月18日晚，坝头村和桥头金村两个地下联络点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警包围，杨炎宾、吴瑛、应钧、林尧及准备去苏北的郏国森等7人同时被捕（即“海游事件”）。
林尧、杨炎宾、吴瑛、应钧等人先押在三门，后转到临海城区，关入浙江省第六监狱（即现在的望天台）。台属北特派员郑嘉治即着手营救工作，同时指派杨干为临海特派员，沟通与监狱内同志的联系。在监狱内建立由临海特派员吴瑛任书记的中共特别支部，由林尧负责内外联络工作。于是监狱内的斗争与监狱外的营救工作，在临海城区展开。
由于叛徒的出卖，杨炎宾“三门特派员”的真实身份最早暴露。杨炎宾就公开用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国民党当局斗争。国民党省党部执委找杨炎宾谈话，妄图“教化”这个年轻人，说：“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符合中国国情”。杨炎宾回答：“孙中山先生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们为什么不执行。”“你们的蒋委员长也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全心全意搞抗日救国，有什么错？难道投敌卖国才对吗？”驳得这位执委恼羞成怒。国民党当局对他用刑，问他：“三门共产党领导人是谁？”他回答：“是我。”问他：“你的上级是谁？”回答：“朱德、毛泽东！”又问他：“你的下级是谁？”回答：“是全县老百姓！”杨炎宾坚定地不出卖组织，不出卖同志，不出卖党的机密，后被折磨成疾，于1943年1月在六监牺牲，年仅24岁。杨炎宾父亲从玉环来临海探监，及以后来临海收敛杨炎宾尸体，都住在江厦街林敏的母亲邬大妈家里，由邬大妈安排住宿，帮助料理后事。
在狱中的其他同志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国民党当局要他们办理“自首”手续，可以交保释放。他们坚持“抗日无罪”的原则，坚决不办。根据当时党中央指示精神，在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可以与一般群众一样，办理“自首”，但不能出卖党的秘密、出卖同志、出卖组织。
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台属总特派员刘清扬指示狱中同志，在不出卖组织、不出卖同志、不出卖党的秘密的条件下，答应国民党当局要求，尽快办假“自首”手续出狱。临海特派员杨干和专门从外县调来营救工作的鲁冰两人把这个指示传入狱内给林尧等人。林尧他们还以为组织在考验自己，不办“自首”手续，坚持斗争，并传出口信：“这是哪个老板开的价钱？”刘清扬再次指示杨干、鲁冰直接向狱中送信，说明“这是刘老板开的价，不能再还价了”。并告知党组织领导骨干即将撤离完毕，如果再不出狱，营救他们的人也没有了。责成林尧说服大家办“自首”手续，还告知他们出狱后去四明山的路线、接头地点及暗号。狱中同志经过反复思想斗争，统一认识，终于在1943年春节前，分别办了“自首”手续出狱，陆续奔赴四明山。
古城设交通联络站 林敏护送烈士子女
地下交通联络站担负着中共党组织在革命斗争年代传达上级指示、上下级联系沟通、快速转移革命军需物资、安全护送领导干部过境的重要工作。抗战开始后，地下交通联络站在传递上级党组织指示和指挥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国共合作，推动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日益抬头，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党组织又及时对交通联络工作作了新的部署。临海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历来是台属地区的政治中心和交通中心，是台属地区党领导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党组织的交通联络工作也有相当的基础。
随着国民党反共加剧，中共党组织领导作了调整，党的工作也转向隐蔽，临海城区内留下了多个秘密交通联络站（点），主要有炭行街鞋庄、江厦街（现江滨公园中段）林敏家、大街头台州书店（现紫阳街208号）等。炭行街鞋庄由鞋业党支部书记蔡三头负责，是临海县委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络站；江厦街林敏家是临海党组织横向联系的联络站；台州书店原在海门，日寇炮轰海门后，移到临海城区大街头，秘密发行《论持久战》、《西行漫记》等革命书刊。书店楼上是城内党组织秘密活动的地点。店员王蔚青在楼下看守店面，负责安全了望、发暗号。
1942年2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温州被捕，刘英夫人丁魁梅第二天就转到台州隐蔽，几个月后由台属总特派员秘书林尧护送到上海，由中共华中局驻上海联络员接待安排。当年5月18日刘英在永康方岩英勇就义。5月20日，丁魁梅在上海生下刘英的遗腹子（即刘锡荣）。1943年1月，丁魁梅为了减少党组织领导同志的负担，也不影响自己的革命工作，就将2岁的女儿刘小英改名丁锡远，几个月大的儿子起名丁锡荣，亲自送回老家天台城东坑边村，作为她兄弟丁学精的子女，交由母亲抚养，自己与袁竹林、袁桂花等一起奔赴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丁魁梅随新四军北撤到苏北根据地。华中局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她，也非常关心革命烈士刘英的子女，决定把刘英的一双子女接到苏北根据地。1946年初，临海籍共产党员林敏回家乡做产，组织决定把接送刘英子女的任务交给林敏，让她产期满后，亲自把刘英的子女带到苏北。
一个女同志要把4个孩子（林敏自己有2个孩子）从临海带到苏北，当时交通不便，又不能暴露真实身份，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其困难可想而知。林敏在母亲邬大妈的帮助下，边做产边做准备。
邬大妈出身贫苦，早年丧夫，与唯一的女儿林敏相依为命。抗日战争爆发，林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女儿的影响下，邬大妈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热心支持革命，她家也成为革命联络站。1938年11月，林敏去皖南参加新四军，邬大妈心里似割去一块肉，但仍是坚定地说：“去吧，城里也有你的同志在，家里不必担心。”
这次林敏要完成接送烈士子女的任务，邬大妈想得特别仔细，安排得非常周到。先派身强力壮、诚实可靠的亲戚王加兴带密信到天台城东坑边村，把烈士子女接到临海城区，作为亲戚子女住在林敏家里。又千方百计筹足路费，托人在海门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准备启程时，王加兴突然病倒不能参加护送。邬大妈又选派自己的外甥护送林敏和4个孩子启程。从临海城区到海门，从海门乘船到上海，在上海找到华中局联络站舒文同志，由他安排地下交通，一路经南通、江都、高邮、宝应等地，进入华中局驻地淮安，革命烈士的子女终于安全回到了革命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