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林
感谢好友李大华教授以小说《李世民》（东方出版社2009年5月初版，2011年5月修订再版）相赠，于是得伴千古一帝之机，神游唐初那些激动人心的文治武功，遐思其中透露出来的君臣德行。
一
大作“后记”透露：“初稿给过部分朋友看过，有一个朋友说，这本书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纯文学小说，而像是一部学术小说。听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惬意！”读完全书，在下亦为窥得所谓“学术小说”之一解而感惬意也！依我看，无论是学术还是小说，都被问题牵着走，只是学术重证据而力求给出解答，小说重形象而紧紧追逐问题。从“后记”得知，萦绕于作者心中的问题是：对于开启初唐盛局的以李世民为首的那样“一批独特的人们”，“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内心世界？他们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中央帝国的”？正是为探索这些问题，小说作者说故事，观人物，探人心，凭学术功底力求言之有据，以小说笔法尽兴创作铺排。如此领会“学术小说”命名之寓意，庶几可取乎？我甚至觉得可以借用昆德拉的名言，把话说得更加极端：小说固有谐趣，但却无意搞笑，小说之职当为认识人生在世之深意而求索，“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按此，在“小说”之前加上“学术”一词，看来无非是着意有别于今日诸多时髦新潮而强调小说的本分而已，本来是不必如此费心的。
为凸显本书探索上述问题的策略，我在此尝试提出两个关键表达式：“文治武功”和“君臣德行”。据此似乎可以说，书中人与事彼此勾连，交相辉映，事由人干，人由事显。大事是武功、文治，主角是君王、大臣。君臣合作，武功文治，多赖德行。
红楼说梦，曹雪芹揭王侯家丑，汉唐并称；说“谁家没有风流事”，直以“脏唐臭汉”相讥。史家观天下兴亡，同样是汉唐并称，赞之为盛世，多主唐代贞观之治，几于汉代文景之治和三代成康之治。至于贞观之治何以取得，太宗是否堪称贤君，则歧见迭出，莫衷一是。要言昭之，有主贞观之治乃人力而得者，故誉太宗为贤君；有主贞观之治乃时会为之者，故贬太宗为中材。前者如宋时撰《唐鉴》之范祖禹，后者如现代著《隋唐五代史》之吕思勉。以此观本书，看来大华兄当笑避雪芹，不做思勉，而引范公为同道吧。
围绕贞观盛世之开启，全书分为“序曲”和“君临万方”两部分，洋洋二十五万字，却仅涉短短十年余时间，即从隋末大业末年到唐初贞观初年。第一部分始于策划起兵反隋，终于玄武门之变，着重刻画作为臣子的李世民取天下的故事；第二部分始于太宗登基，终于出兵征服北突厥，太宗终受“天可汗”称号而大显君临天下、统御万方之神威，浓墨渲染作为君王的李世民治天下的故事。
全书首尾呼应，以当时尚位卑名低的李靖携佳丽红佛私奔，得异人相助而立志辅佐明君成就伟业起笔，明里暗里欲引李世民出场；又用已成威震天下之大将军的李靖大败突厥人，准备班师回朝，殷殷思念爱妻红佛收笔，隐隐约约担心受李世民责罚。英雄佳丽，江山美人，交相辉映。哦，还有另一种前后呼应呢：开篇写起兵反隋时，唐军依世民建议而向突厥称臣；煞尾写出兵收夷时，突厥惧太宗之威而向唐朝称臣。书中故事波澜起伏，人物栩栩如生，在在都与李世民相关，小说以《李世民》为名，或许也是别一番意味的“君临万方”吧。
二
隋朝末年，炀帝荒淫，天下大乱，各地豪雄纷纷称王。李世民有心夺取天下，但苦于位卑兵寡，于是设计逼劝其父李渊举事。李渊时任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是隋朝在西北防御突厥、镇压叛军的主将。世民之计可谓阴险毒辣：他勾结晋阳宫副监裴寂，投其父性好渔色之短，以晋阳宫女私侍之。裴寂劝李渊起兵时，直直以此事泄露则不免死罪相威胁。在这之后，方有世民进而对其父晓之以天下大势、动之以父子笃情式的建言。只是在这深感无路可退的情形下，李渊才痛下决心，并对他这个狡猾的二郎儿感叹道：“唉！如果举事失败，使我们家破身灭的是你；如果举事成功，把家变成国的也是你了！”（《李世民》，第12页，以下引自此书只注页码）对此，后世史家范祖禹愤然写了一大段评论：
匹夫欲自立于乡党，犹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图大业，举大事，而可以不正启之乎？太宗陷父于罪而胁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宫女而不辞，又称臣于突厥，倚以为助，何以示后世矣？夫创业之君，其子孙则而象之，如影响之应形声，尤不可不慎举也。是以唐世人主无正家之法，戎狄多华夏之乱，盖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为此，则高祖或终不从，而突厥将为后患，二者权以济事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从，惧突厥之为患，终守臣节可也，岂有胁父臣虏以得天下而可为欤？此而可为，则亦无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而不知义也。（《唐鉴》）
这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创业之君应该具有何种德行？按范公所言，当具济世之志、拨乱之才、垂范之义。济世之志须诚敬坚毅，拨乱之才须勇敢明断，垂范之义须沉稳慎举。在小说中，李渊之懦弱、糊涂、放纵常被描画得生动活泼。显然，在作者心中，李渊是缺乏创业之君的德行的。问题是李世民又如何？范公肯定其有济世之志和拨乱之才，就此而言，似与小说的渲染相吻合。然而，以巧设诡计逼父起兵来说，范公严责李世民不知义。试问大华兄可能会如何回应？看来小说笔法帮了他的忙，因为小说认识世界的方式鲜明地体现在发现问题、挖掘问题上，而不是体现在解答问题上。以此看《李世民》，它恰是通过一个又一个故事，尽情地展示李世民在起义兵、图大业、举大事的过程中既英明果敢，又诡计多端的行迹。面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和李渊的怯懦无信，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何为仁义，以及怎么才算知义、守仁的问题。有趣的是，就在贞观元年，小说主人公便把我们带入了这一问题情境之中。那时，太宗发表了这样的思考：谨遵古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第161页）；“戡乱要用武力，守成要靠文德，文武之用，应当各随时代的需求来运用”（第134页）。为了凸显这一问题，我们还可辅之以太宗的另一番议论：“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转引自《唐鉴》）现在可以这样提问了：以奇用兵、以武戡乱、逆取天下者是否知义守仁？面对隋炀帝这样荒淫残暴的昏君，作为臣子的世民该当如何？面对李渊这样贪欲乏断的父亲，作为意欲图大业、举大事的儿子，二郎又该当如何？此情此景，既想拨乱济世，又要终守臣节，路在何方？
玄武门之变，惊心动魄，惹人思量。当是时，内讧外乱轮番上演，东宫西宫剑拔弩张。“每当有战事的时候，高祖总是想到世民，要他领兵出征，可是，战事一旦平静下来，又对世民猜疑起来。”（第83页）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各怀鬼胎，联手欲灭秦王世民。他们拉拢后宫嫔妃，左右父皇意志，私设长林军，逆反启兵变，烈马诬世民，毒酒害秦王，软硬兼施，招招狠毒。面临如此困局，高祖是如何应对的呢？一言以蔽之，他听信谗言，大事化小，多疑而乏明断，息事难宁人心。甚至想出了这样的劣招：“把江山一分为二，立两个政权，太子与秦王各执一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第86页）。更有甚者，最后竟然打算废黜秦王，只是在大臣陈叔达的劝说下，碍于秦王功高威重，慑于世民性格刚烈，方才作罢。再问：秦王是如何应对的？当然，最终结果已如史书所记，世民大获全胜：武德九年六月，秦王杀皇太子、元吉（史书往往讳言秦王尽诛太子、齐王的儿子之事）。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诏令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八月，高祖传位于太子。
饶有兴味的是，《李世民》一书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幕僚们怎么规劝秦王先发制人，世民如何不忍骨肉相残，甚至想借卜卦以决疑惑。不妨看看紧急关头幕僚们的几段劝说之词吧。一段是秦王不忍兄弟相残而犹豫之时，尉迟敬德劝道：“人之常情，谁不爱其生死！如今大家以死来侍奉大王，这乃是上天所授。天给予了机会，如果不用，就是罪过。大祸就在眼前，而大王还显得如此无动于衷，一点都不忧患。大王即便轻视自己的生命，那么您如何对待国家社稷、祖宗先辈？如果大王不听敬德的话，那么敬德干脆窜身于草泽之间，当个草寇，也不再待在大王身边了，免得束手让人家杀戮！”（第91-92页）
另一段是敬德讲完后，长孙无忌火上浇油地再进建言，而世民表示愿作商议之时，敬德又说：“大王今天处事有疑惑，这是不明智；临难不决，这是不勇敢。再说了，大王平素所养的八百勇士，在外面的人已经入宫了，他们全身穿戴，兵器在握，其事态已经到了不发不可的地步了，大王怎么能够停得下了呢？”（第92页）
还有一段是恰在此前，幕僚们商议举事时，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如今东西宫之间的嫌隙已经形成了，一旦祸机发作，哪里只是王府、朝廷的倒塌，而是整个国家社稷的忧患。不如规劝秦王行周公之事，以便安顿国家。存亡之机，就如同在头发尖上，转瞬即逝，就在今天。”（第88页）
显然，为了寻求先发制人的合法性，幕僚们挖空心思，抬出周公作榜样，以个人安危与国家社稷作对比，谈天道，说明智，判勇敢，可谓用心良苦。然而，玄武门之变，秦王及其幕僚们的举止是否真的具有合法性呢？这里所谓处事不疑之明智、临难当决之勇敢是否真的可称为明君贤臣之德呢？又是范公，断然说不！且看他老人家的滔滔评断：
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贰，父之统也，而杀之，是无君父也。立子以长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虽齐圣，不先于兄。久矣论者或以太宗杀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臣窃以为不然。昔者象日以杀舜为事，舜为天子也则封之，管、蔡启商以叛周，周公为相也则诛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将杀己也，故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尽其诚以亲爱之而已矣。象得罪于舜，故封之，管、蔡流言于国，将危周公，以间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诛之。非周公诛之，天下之所当诛也，周公岂得而私之哉？后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则当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乱天下之兄如管、蔡，则当如周公诛之是也。舜处其常，周公处其变，此圣人所以不同归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岂得罪于天下者乎？苟非得罪于天下，则杀之者，己之私也，其岂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为使建成为天子，又辅之以元吉，则唐必亡。臣曰：“古之贤人守死而不为不义者，义重于死故也，必若为子不孝，为弟不弟，悖天理，灭人伦，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为唐史者书曰：“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民为皇太子”，然则太宗之罪著矣。（《唐鉴》）
然而，展读《李世民》，辅之以诸史实，窃以为范公之论犹可商也。立太子惟以长幼为据，不以功过为凭，是否当为千古不易之则？既然周公处其变，秦王亦然，何以说周公诛管叔、蔡叔是出于公心，而秦王杀建成、元吉是出于私心？凭什么说管、蔡谋反是得罪于天下，而建成、元吉作乱却不然？此情此景，临难待诛，果真可称守死而知义？问题如此复杂，小说示以昭世可矣。还可看看小说作者的一番议论：
权力这个东西，就是一头怪物，你只要多看它几眼，你就中了它的魔，你的眼球就要立即变得火红，与那头怪兽的眼球一模一样的，就不可能摆脱它的纠缠，它钻进了人的灵魂，它就要操纵你的六亲不认，甚至也认不得自己。太子、元吉不就是这样吗？而在与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对峙的过程中，世民自己也不能肯定是否被传染上了红眼病，从而被那头怪兽操纵了。世民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退却，就是他的臣僚们骂他的那样：懦弱，胆小，对国家社稷不负责任；如果前进，就是现在的结果，杀了兄弟，夺了权力。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他永远都不能排除一个历史的看法，他也是奔着权力而去的，所以才杀了自己的同胞兄弟。（第97-98页）
三
太子世民伊立，便着手网络人才，收服人心。玄武门之变仅过一月，经太子奏明，高祖下诏任命了一大批官员，为即将来临的新皇登基作了重要的人事准备。而且，即将接替政权的新一代王朝发布的第一道禁令，竟是宣布不得随意举报、抓捕事变中牵涉的建成、元吉余党。后世中国，这般禁令有几多？当今之世，情形又如何？
小说描绘世民收服魏征，夹叙夹议，令人深思。当初灭隋兴唐，众所皆知秦王功劳最巨，但高祖依古例立长子建成为太子，并命王珪、魏征辅助之。两位辅臣考虑到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建成却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于是建议太子领兵消灭已处散亡之境的叛军刘黑闼部，以取功名，并趁机结纳山东豪杰。经高祖同意，事遂人愿。更有甚者，魏征还曾规劝建成早日采取措施解决世民问题，言语中暗示可取武力方式。如今，新太子李世民召见魏征时劈头便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顿时，在场众臣皆觉魏征凶多吉少，并猜想他会恳求世民宽恕。不料，魏征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回答：“太子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日之祸了。”真是语惊四座，不仅臣僚们颇感意外，世民也是始料未及。然而，更使众臣感到意外的是，世民沉思片刻，离座走到魏征身边，说道：“公忠诚于自己所从事的职守，这也不算是过错。只是兄弟杯葛，以致骨肉相残，确实让人揪心。好了，我不会再提这件事情了。现在国家刚刚平定，百废待兴，公愿意与我们一起共图国家的长远之计吗？”当然大臣们又感意外了，但这次更感意外的却是魏征。一阵思潮翻涌后，他一脸愕然，不由自主地应道：“遵大王令！”于是魏征有了新职位：詹事主簿。这新官还得寸进尺呢，他请求世民召回了已被贬到嶲州的王珪，并委以重任。
太宗、魏征日后亦君臣亦师生亦朋友的关系在《李世民》一书中多有刻画，别具意趣。两人终以善谏欣纳而名垂史册。但明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说：“史言魏征善谏，愚以为幸遇太宗耳。不然，使遇好谀之主，未必不转为谀也。虽然，独一魏征如是哉？君天下者，不可不以太宗为法。”依我看，此评甚偏！说魏征幸遇太宗，当然在理，然而为何不说太宗亦幸遇魏征呢？君臣德行，相辅相成，岂有褒君贬臣之理？素以“异端”自居且闻名于世的李贽，竟然如此重君轻臣，令人扼腕叹息！还可进而言之，太宗、魏征合力而为，成就如此君臣楷模，魏征之功尤胜于太宗。权且不说太宗时有发怒，魏征却不惧不隐，屡屡犯颜直谏，只需想想魏征独自一人进谏多达二百余次、数十万言，便知确如太宗自己所喻，魏征乃是他知得失、改过错、慎言行之一鉴镜也。
初唐之时，攘外安内，起初是高祖、太宗共治，然而后者之功远胜。东讨西征，北伐南抚，多赖世民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单说镇服大敌突厥，便可见一斑。武德七年八月，新朝立足未稳，颉利、突利率百万人马举国入侵，屯兵渭水北面。太宗一面布署兵马准备迎敌，一面仅率六人先到渭水河边与颉利隔岸对话，巧施反间之计，商定和亲协议，不战而屈对手，终使突厥退兵。事后，太宗笑对大臣们解释他的心理战术，并陈说“将欲取之，必故与之”的长远之策。果然如此，太宗从此厉兵秣马，甚至亲自训练军队，终致如小说结尾所叙贞观三年出兵北突厥，次年荡平阴山，四夷归服。安内之策，要在安定民心。太宗登基，连发诏令，大赦天下，减免租税，改革弊政，放归宫女。“这几道诏令发布下来，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人们感觉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时代的到来。”（第106页）
四
人们所预感到的时代变化，在太宗及其大臣们心中其实就是偃武修文，从武功到文治的转换。太宗心里明白，他现在也面临当年困扰汉高祖的那个问题：马上能得江山，但能否治天下呢？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贯穿小说的第二部，尤有三章专论此问题。即以“贞观”这一年号的确定而言，便是君臣共同探讨这个问题的结果。太宗接受太史令傅奕的建议，即皇位四个月后安排了一次早朝，专议改定国号之事。太宗首先挑明，改国号涉及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当“依天地之则，行人伦之道”。接着，便有如下别开生面的朝议场面：
裴寂首先发言：“太上皇首发义兵，举正义大旗，武震天下，德被四海，所以用‘武德’作年号。我皇承继高祖武德，开启太平盛世，我认为以‘文德’作年号比较好，文德以文治教化万民，道德惠泽天下。现在进入了平治天下的时期，太平则适宜运用文德，而不用武功。”这里已明确提出以“文德”代“武德”，强调从武功到文治的时代转换。
但是，封德彝提出异议，主要理由是“我皇文武兼备”，“当为文武皇帝”，“堪与汉高祖、光武帝、魏武帝相比”。因此，他认为仅以“文德”为国号，不足以显示当朝皇上的昭昭武德。这一重君王德行而轻时代变迁的倾向竟然得到多数大臣的附和。
然而，太宗立即纠正了这种倾向，表示打天下非一人之功，并强调：“我们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未来，打下天下不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一个刚刚平定的天下，有比打天下更难做的事情在等着我们，一个新的时代等着我们去开启！”
于是，群臣的注意力又转回到时代问题上来了。秉承太宗关于开启新时代的旨意，杜如晦进言道：“我朝不是以武力见长，也不应该是文弱守成，而应当是武功文治，著力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上可追尧舜，下可垂范于万代。臣以为，可取《易经》里‘元、亨、利、贞’之意。元为初始，既是万事万物的初始，也可以是万代的初始，是一个新的纪元。贞者，正也。《书经太甲》说‘一人元良，万邦以贞’，用的就是‘正’的意思。我皇仁爱，顾念群生。以仁爱之正，开天下之始，可谓‘贞元’。”
太宗听罢，频频点头，说：“有些意思了，杜爱卿言之有理。只是在朕看来，似乎还少了点什么东西，取‘正’和‘始’的意思，还不足以表达朕的理想。再说，‘正始’的年号不是魏武帝用过的吗？虽然以‘元’字替代，似乎还有重蹈前朝之嫌。”说完，便钦点魏征发表意见。
魏征急忙献策：“臣以为，杜大人的看法也合我的意思，陛下君临天下，统御万方，以仁爱之正垂拱天下百姓，能使天下不正归于正，此所谓‘以正正’。此外，臣也以为，以仁爱之正对待天下人和天下事，这表明了陛下君临天下的态度，仅此还不够，还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方法，那就是广开耳目，了彻天下的人和事，老君所谓‘静观、玄览’讲的正是这种情形。正确地观人、观事、观天下，乃是我朝治理天下的基本方法。以正观天下，可以开出一个新的时代。”
这次太宗乐了，当即赞赏道：“魏爱卿说得好，朕就最爱个‘观’字。”随即问道：“那么，魏爱卿的意思‘贞’加个‘观’字吗？”
“回陛下，这正是臣的意思。”
“贞观，好，好，就这么定了”！（以上参见第132-134页）
哦，现在我们明白了，“贞观”之名，乃是以仁爱之正玄观天下，彰显的是所谓“君临天下，统御万方”的态度和方法。原来，大华兄以“君临万方”命名小说第二部竟有深意存焉。看来正是秉此深意，小说才着意浓笔炫示贞观初年的煌煌文治和君臣德行了。
五
论君臣德行，君有明暗之别，臣有忠佞之差。小说显示，新朝君臣们对此十分敏感。太宗想做明君，大臣们想做忠臣，他们力求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关于为君之道，太宗曾与群臣谈修身与治国的关系，注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之理，强调君王以身作则、仁爱为要、心存百姓、以人为本、自绝贪欲等德行。秦始皇倾心诈力，梁武帝艳羡浮华，隋炀帝沉溺享乐，诸如此类终致误国的史实启发太宗常常反思古训“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之深义。有一天，他对众臣说：“这话说得好啊。能不能够掌握方圆，不迷失方向，在于器的本身，不在于水。古时候尧、舜率领天下人崇尚仁爱，天下人跟随了他们；桀、纣领天下人崇尚残暴，天下人也跟随了他们。下面的人所行的路其实都是跟从上面君主的好恶。”（第216页）
辨君明暗，史籍有载，天下闻名：
（贞观）二年正月，帝谓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唐鉴》）
对此，范祖禹评得甚好：“善哉太宗之问！魏征之对也，可谓得其要矣。夫圣人以天下为耳目，故聪明，庸君以近习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于远近大小而已矣。”（《唐鉴》）是的，太宗问得高明，魏征答得精要。可我还要说，太宗一个“善”字了得，足见态度诚恳。何以见得？有史实为证。就在贞观元年正月，太宗降诏规定：“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的时候，都要命谏官跟随一同进来，凡是有过失的地方，谏官一定要提出批评或者反对意见。”（第135页）其实，纳谏制度古已有之，但是小说强调，太宗认为历代君王多不能有效地履行这个制度，自己一定要以此为鉴，认真笃行之。关于前朝诸皇失误的原因，小说这样述说太宗的分析：
在他看来，有两种情形为不可取：第一种情形是根本听不进批评意见，为了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不肯接受批评，所以，把别人说话的权利剥夺掉，这就是典型的隋炀帝的做法。当隋炀帝这么做了以后，当然他就听不到批评意见了，周围只有赞颂以及附和的声音，顺耳是顺耳，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这是太宗心里面最引为警戒的。第二种情况则是能够听得进意见，但自己的耳目被身边的人笼罩住了，而身边的人又都出于自己的利益关系，说出来的话带有不易觉察的倾向性，自己对于事情缺乏观察和明断。这个是太宗所不愿说出来的情形，那就是他的父亲李渊的做法。（第135页）
为显太宗不做隋炀帝和唐高祖之诚意，小说尽力铺排了一个个太宗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故事。据统计，太宗在位期间仅二十余年，进谏大臣不下三十人，似为历代君王之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宗一面赋予谏官特权，奖励犯颜直谏之士，一面又谨慎防止有人利用纳谏制度谗人谋私的现象。
这里补说一个史实，即贞观元年八月的一天，太宗阅奏章时发现有谗言诬人的现象，立即训示群臣：“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以谗人罪之。”（转引自《唐鉴》）。
投主所好，欺上瞒下，谗言谋私，乃佞臣、奸臣所为。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建议清除佞臣，太宗问如何辨别谁是佞臣，此人便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请求太宗就一件事情佯装发怒，以检验群臣的反应：执理不屈者，即为忠直之臣；惧威顺旨者，就是奸佞之臣。我说这是馊主意，其实太宗也明白。请看他的回答吧：“君，原也，臣，流也，浊其原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也。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转引自《唐鉴》）与前述以器、水喻君民关系异曲同工，这里以源、流喻君臣关系。前者彰显为君者当以仁爱之心待百姓，后者强调为君者应以至诚之心对臣僚。太宗还常以舟、水喻君民关系，以显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倒有点君民鱼水情的意味。在他心里，体察民情，深得民心，避免覆舟，当是明君之所为。君臣德行之辨，可谓事关天下：君明臣贤，国盛民安；君暗臣谀，国衰民乱。
求国盛民安，须君臣共勉。君以知人善用为明，臣以忠职胜任为贤。易言之，君臣关系，善在同心一体，又各司其职。小说中有一段太宗与魏征的对话可显此理。当年有人状告魏征以权谋私，太宗派人按察，魏征依制闲居在家。案清解禁，太宗召见魏征，提醒他要注意显露政绩，以免别人说他只拿俸禄不干活。可是，太宗未料，他竟回答说“臣不敢奉召”。太宗急问为何，魏征坦然答道：“臣听说‘君臣同心’，又叫做‘君臣一体’。为臣的职责只在于尽职奉公，有助于圣治。哪有撇开天下之公，而显露自己的行迹呢？如果朝中上下都采取这样一种行事方式，都要急于表明自己为国家做了哪些事情，那么国家的兴衰就不可预见了。”埋头干事，不显政绩，为官难遵此论，今日肯定更难！小说描述至此，特说“太宗听到后瞿然一怔”，赶快表态说：“唔，朕听懂了卿的意思了。好了，朕不再要求你显露形迹了，只要你始终都忠诚于国家就行了。”没想到魏征又来一句：“愿陛下以卑臣为良臣，而不要以卑臣为忠臣。”现在太宗真是迷惑不解了：“忠臣、良臣有什么不同吗？”且看魏大人的高论：“良臣与君同心，自己身负美名，又能够使君主与国家显赫，子孙相传，后福无限；而忠臣，虽然面折廷争，但自己落祸身死，君主陷于昏恶，国家丧失，家族夷灭，只留下个忠诚的空名。”好个魏征，看穿历史，尽晓伴君如伴虎，隐隐深意在言外，了得，了得！好个太宗，直说忠臣、良臣都要，进而礼贤下士，抓住臣下的手说：“有先生在身边指教，此乃朕的有幸！愿先生多多赐教。”“臣受宠若惊！”魏征赶紧叩首。（以上参见第174-175页）如此亦君臣、亦师生、亦朋友的关系，历来为人称道，小说尽兴渲染，可知世所罕见也。当然，作者不偏，未忘在小说中记下太宗屡次当众遭魏征批评，甚觉受辱，怒冲冲嚷着要“杀了这个田舍汉”，只是经贤惠聪明的太后劝抚，方才转怒为喜。还须明了，魏征也绝非迂执之人，其实他批评太宗时，常常是颇为讲究方法的。在通常情况下，他总是先说理，后说事，借古喻今，点到为止，可说是知己知彼，精通驯化君王之道。
君臣关系如斯，令人赞叹不已。可是，还有令人赞叹的呢！贞观之治，缺不了两位贤相，这就是史称“房杜”的房玄龄和杜如晦。这对黄金搭档，早在战乱岁月就辅佐秦王打江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功勋卓著。曾有一时，太子建成担心秦王府英才云集，日后于己不利，便以朝廷名义行削兵之计，将许多秦王府的文武人才派往外地任职。面对此举，玄龄力劝秦王说，别人离去，不足为惜，但杜如晦一定得留下，大王欲治天下，此人万不可缺。世民警醒，急忙派人把已被调离的如晦追了回来。贞观三年二月，太宗论功行赏，任贤用能，正式任命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同为当朝宰相。两人性格迥异，各有擅长：玄龄宽厚谦和，足智多谋，有运筹帷幄之才；如晦勇猛刚毅，举重若轻，有临机辄断之能。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两人为相，同心同德，互助互补，堪称绝配。史籍通常将两人合传，得其宜也。后世有诗赞曰：“房谋兼杜断，萧律继曹遵。”太宗得此二相主掌朝政，平治天下，可谓刚柔相济，宽猛咸宜，幸莫大焉。据史籍记载，太宗曾与玄龄议事，玄龄说，“如晦不来，无人能断”。可是，待太宗急召如晦前来，但经过一番商议，最终还是从了玄龄之计，而如晦也心悦诚服。君臣关系如斯，臣臣关系如斯，又令人赞叹不已也！
六
选才、修律是太宗即位便着手进行的两件大事。小说主人公太宗曾说：“治理国家，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又需要以德行和学识为根本。”（第137页）为取德行、学识兼备之才，君臣们设计了两项制度来作保证：一是继承隋朝规制，实行科举考试，偏于学识之查；二是参照两汉做法，实施乡里察举，重在德行之审。此外，尚有不拘一格取人才的机会。据说太宗曾以诗才而选用杜淹，因为他很欣赏杜淹的诗作《咏鸡》。小说还专笔抒写了平民马周被太宗破格录用的故事，太宗求贤若渴的形象跃然纸上。新朝首批进士入朝谢恩时，尽管只有区区三十名，太宗却慨然兴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足显其修文治世、以少驭众、君临天下之志。其实，太宗不仅广纳天下既成之才，而且通过兴学扶教来培育新人，甚至派人到军营讲学，对官兵进行教化。如此，方有史书记载的如下壮观场面：“贞观十四年，（太宗）帝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唐鉴》）
唐代法典，以《唐律疏议》和《唐六典》最为著名。前者被国际学界视为堪与《罗马法》媲美的中国法典之代表，其律、令、格、式极其周详，而且逐条逐句皆有注疏，成为中国历朝及古代日本、朝鲜、越南诸国立法修律之范本。其形成过程之大要如下：唐初高祖命人以隋《开皇律令》为蓝本，尽削其中烦峻之法，修律令，制新格，成《武德律》。太宗即位，又命人对《武德律》进行增损厘改，称《贞观律》。以此为据，后来高宗再命人修撰而成《永徽律》，进而命人作逐条逐句的注疏，撰成《律疏》，与《律》合并而成《永徽律疏》。宋时始称《故唐律疏议》，至明末清初方定名为《唐律疏议》。小说中，作者屡次宣写太宗申明：贞观修律，实为立法。依我看，此举或有实据，然更有深意存焉。《新唐书·刑法志》释律令格式云：“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贞观君臣大修律令格，事涉国家制度、百官职司，委实可称之为立法之举。至于宣称此次修律实为立法之深意，庶几可由小说所叙太宗与魏征的一大段对话予以揭示：
初启修律之时，太宗对大臣们说：“如果没有确定一个好的律法，仅靠公正、善良的人执法断狱，不能体现公平、宽容，裁量的人需要有好的准绳。你们从现在开始，着手厘定新的律法。此前，戴胄提出律法是国家对天下人作出的承诺，是最大的诚信。所以，你们不要急于求成，需用心体量每一个条文的细微处，务求公平、宽厚，可以花上十年八年时间，确定一部适合我大唐的律法。”
魏征提出：“陛下订立新法，臣以为最为关键的是，要体现订立律法的观念，公平、宽厚理当作为我朝立法的根据，但是，仁爱、信义更应该作为我朝律法的根基。有了仁爱之心，才能行公平、宽厚之事；有了信义之诚，才有律法的诚信。臣观察前朝律法，秦朝律令严苛，自不用说，从汉高祖时期的《九章律》到近世隋炀帝的《大业律》，每朝的律法无不讲求公平，连秦朝严苛的律令也都讲究公平。不过，历朝律法所讲求的只是执行律法的公平，而律法本身并不公平，更谈不上宽厚，原因就在于律法没有仁爱、信义做根基。”
太宗表示完全赞同，他说：“魏征的想法正合我意。仁爱、信义应当作为我朝立法的第一条原则，不仅要在订立法律的时候体现这个原则，还要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体现这个原则。法乃是朝纲，乃是国家的诚信，丝毫不得含糊。”（参见第146-147页）
此番议论立意深远，我看应当引起当今立法者和执政者深长思之！毋庸讳言，君主政体的统治理念，从根本上说是立于君主的威严和臣民的恐惧感。相比而言，民主政体的领导之方则是以人民的自豪感为据，正所谓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执政者不过是经人民同意而服务于人民的代理人而已。近代以来，宪政体制强调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立，其实就是为了在制度设计上保证这种代理功能的有效实施。事实表明，无论是作为委托人的人民，还是作为代理人的执政者，关注的都是所谓人民的“根本利益”或“最大幸福”，说白了，就是以个人利益为本的所谓“安全”和“自由”，而无需在意亚里士多德所宣扬的为政者应该具有的慎思、明断、中庸等“美德”。于是，我们看到如下现象就不足为奇了：看似受到法律保护，当政者为了争取民意，不惜动用金钱、特权、关系、舆论等大行鼓惑、煽动之能事，选民则在煽动家的强势影响下，自以为是地从个人利益出发进行斤斤计较的“理性选择”。人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选举是公平的，竞选者是宽厚的，选民是理性的。殊不知，如魏征所说，“有了仁爱之心，才能行公平、宽厚之事；有了信义之诚，才有法律的诚信”。一个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大臣，竟然能为我们思考今日民主政体之不足，甚至还提供了加以改进的借鉴，实实令人惊喜！
其实，我们是不必惊而尚可喜的。按韦伯（Max Weber）对合法统治类型的区分，共有三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s）：法理型、传统型、魅力型。说它们是“理想类型”，意味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统治会不折不扣地归属于其中一种。换言之，这三种理想类型乃是我们借以从理论上分析各种统治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的概念框架，而真实的统治其实都是混合型的，只是三种成分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和所起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而已。明乎此，我们也许会对亚里士多德的政体之思肃然起敬。关于政体，亚里士多德强调理论与实践、言辞与行动的严格区分。一方面，他在理论上坚持追求最佳政体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他在实践中主张实行一种独特的混合政体。仅从结构上看，这种混合政体与今天宪政体制的三权分立仿佛有些相似：对公共事务和政体选择的慎思将牵涉立法大事，以民主大会的方式明断是非善恶有点像司法之职，执行官以善于平衡慎思和明断的才能实施统治对应于我们所谓行政权之行使。然而，关键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慎思（立法）、明断（司法）和平衡（行政）不是彼此分立的三种权力机构，而是灵魂的理性功能，或者说是统治者应当具备的政治美德。借此观察贞观时代的君臣们，我们发现，他们竟然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念颇有相似之处。是的，他们好古追远，言必称三代，似乎心中有一种永葆太平盛世的理想政体。他们还常常美化甚至神话古代君臣，常以尧、舜、周公为楷模，为自己立定一个效法趋向的标杆。小说中写了一个太宗思贤若渴，以致梦见伯夷、叔齐、吕尚、傅说、屈原、商山四皓、诸葛孔明等历代贤臣的故事，显示在他心中，这些人堪作德行完美的辅臣。至于如上文所示，以仁爱、信义、诚敬滋养公平、宽厚、沉稳等德性，似亦可与亚里士多德用灵魂完善诠释政治德行相互发明。于此可知，《李世民》一书所描绘的文治武功和所揭示的君臣德行，对于今天的人们不会没有启发意义吧。或许可用更加尖锐的语词来表达我受小说启发而得到的主张：当今之世，为改善民主政体、提升民主精神计，“驯化君主”、“教化人民”的任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
当然，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在这里，历史中的李世民及其臣僚其实只是大华兄创作小说的素材而已。创作描绘历史故事的“学术小说”，自然应尊重基本史实和学术成果，但毕竟小说看重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因此，我愿说，作为小说，《李世民》一书以一个独特的视角，为我们观赏、思索那批开创初唐新局的伟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群人，特别是李世民，可以说是优点突出，缺点严重，功盖天下，罪存史册。但是，读完《李世民》，怀想那些文治武功，反思那些君臣德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帮创业之才确乎堪称伟人！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