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启蒙”概念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内地兴起的经济大潮带来了铺天盖地的世俗现象，类似于西方后现代理论概括的文化表征，“后现代”的理论在文化研究和文学评论中被大量征引。许多内质不同甚至相反的文化现象、文学创作都簇拥在“后现代”的标签下。“后现代”意即“现代之后”，作为概念，它缺乏严整和统一，只是为了表明与刚过去的现代社会的差异，用以描述西方文化现象的混杂状态而沿用的语词。缺乏同一性和确定性、莫衷一是的“后现代”理论被挪移到中国语境中产生了分化，一部分学者认为“后现代”理论无法阐释中国的文化现象，孙津的《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一文正视了衍生于西方语境中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的解构性，并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另一部分推崇后现代理论的批评家们则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普遍关注艺术上创新的作家作品中的后现代因素，诸如致力于艺术革新的“先锋小说”家首先被认定是“后现代性”在中国兴起的标志。对应着思想文化中“后”的概念，90年代的文学写作中，各种标示为“新”的创作潮流纷纷炮制出笼。“新写实”、“新状态”、“新市民”等不同的创作潮流以艺术建构的姿态显示着传统历史的衰亡、普遍人性的退场等主题。这些文学潮流宣扬的底层欲望、生存悲欢等形而下的创作理念应和了“后现代”文化理论描述的文化景观：遍布精神“深度”丧失感的文化现象，艺术作品普遍放弃探寻现象背后的意义价值。
“后现代”理论显示出巨大的符码替代和覆盖作用。“后现代”的理论对传统经典的启蒙理论产生了冲击，同时也引起了知识界的反思，而作为现代理论经典的启蒙思想体系，在后发中国的新时期历史语境中言说，是否也面临着现实语境的转换？学术界也清醒地意识到了80年代的历史终结后传统启蒙概念无力言说的状况，思考着如何再一次激活启蒙话语的精神内核。许多文化学者在概括90年代的文化特征时，为了显示与80年代的区别和断裂，沿用了“后启蒙”这一概念。王岳川在《后现代美学转型与“后启蒙”价值认同》一文中提到：“启蒙以降的正义、理性、良善，如今都似乎得放进后现代价值尺度上重新厘定。然而，在后现代话语中，我主张‘后启蒙’这一价值话语。‘后启蒙’是走出启蒙误区的‘新觉醒’。它关涉这样一些问题：启蒙不是赋予知识者的特权，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的教诲和指导；相反，启蒙首先是每个个体自我心灵的启蒙，是去掉一切虚妄遮蔽而使自我认清自我，知悉自己存在的有限性和可能性、洞悉自我选择的不可逆性与自我承担选择的后果。”如果这样的“后启蒙”概念成立的话，那么，这一概念既指向对经典启蒙思想限度的警醒，又蕴含了对启蒙的传递和承接，在获得个人理智成熟的条件下反抗所有权威（包括与启蒙直接相关的知识权威）造成的人性束缚和个体压迫，当然也提出反抗启蒙理性扩张造成的新的压抑，这样的“后启蒙”概念并不是对启蒙价值的解构和颠覆，而是对启蒙原始意义的揭示和深化，更是对僵化了的启蒙概念的再次激活。后来学界沿用“后启蒙”概念时，大多只注意“后启蒙”对启蒙的置疑和背离，这种误解是缺乏足够的耐心造成的偏颇。如果说，启蒙是对任何成为权威的传统的反抗，那么，“后启蒙”至少也在延续着这种批判的姿态。
“后启蒙”批判性的成立，首先是五四文化路径成为20世纪思想文化新传统前提的成立。自五四始，对知识匮乏者的启蒙图式的描绘是恒定的，知识分子注目于大众的精神状态，以现代知识和理性原则开启大众的心智，使他们成为心智成熟、有判断力的人，将大众从不成熟的蒙昧状态中解救出来，促使他们灵魂的觉醒，是启蒙者的主要任务。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激发下，这种固定的知识者将“愚昧无知的大众”作为启蒙对象，进行他者启蒙的固立模式被认定为有别于政治体制的另一种整体性话语，受到了各方的严厉质询。启蒙的理性原则在中国20世纪的启蒙历程移植于西方，却已经对中国本土化的新传统进行了反思。“后启蒙”将对大众的启蒙姿态转变为对知识者自我的启蒙和反省。“启蒙主义最基本的含义不过是最大程度地去面对个体的人，最大程度地探究人性的深层结构，而且启蒙并不仅仅是指一种纯粹外在的行为，它首先是启蒙者的自我反思、自我体察和自我估价。”
人们曾经对文学中充满自信的启蒙话语的言说记忆犹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启蒙运动无疑充满了现代的浪漫和憧憬，启蒙者描绘启蒙后的未来蓝图时充满了自信和激情。当北大三位年轻的学者概括“20世纪文学”的“屈辱和痛苦”、“危机和焦虑”时，事实上也蕴涵着对于建构未来文学的乌托邦想象。“如果没有未来，也就没有真正的过去，也就没有有意义的过去。历史是由新的创造来证实、来评价的。文学传统是由文学变革的光芒来照亮的。我们的概念中蕴涵了通往21世纪文学的一种信念、一种眼光和一种胸怀。文学史的研究者凭借这样一种使命或加入到同代人的文学发展中来，从而使文学史变为一门实践性的学科。”这种通向未来的豪情壮志是整个新时期文学的主旋律，是作者、读者和研究者的感同身受。文学启蒙民众、诉说历史的必要和必然召唤着新时期文学继承五四文学对“民族灵魂的改造”工程，“文学即人学”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文学获得了非同寻常的社会意义，担负起解释世界和创造世界的历史责任。
宏大叙事的内在机理使新时期文学提出建构完美人性的要求，并借此揭示人的缺陷，在文学的心灵洗礼中塑造出走向21世纪的臻于成熟和具有完善人格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形象。在启蒙的核心主题不断地叩问平常人生的问题和缺陷的时候，背后的支撑信念是通向现代社会的美好憧憬。但这种憧憬仅仅是美好的幻景，在90年代商品经济浪潮的强大冲击下，执著于精神领域探索的启蒙目标只能让位于现实的物质生存，启蒙的话语言说只等同于启蒙者的主观宏愿和梦幻冲动，退缩至自语状态。
当新时期的启蒙传统本身也被视为一种传统而成为新的束缚时，同样也成为启蒙理性要解除的“蒙蔽”。为了显示与传统启蒙图式的区别，批评界在概括文学现实的过程中，引进了“后新时期”的概念。这一时期，无论是文学的创作版图、文学的传播渠道，还是作家的创作心态、读者的接受心理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不可否认，“后新时期”概念的提出已经注意到文学内在的结构性的变更，但正如“后启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启蒙新的表现形态一样，“后新时期”之“后”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延续和转向。面对着80年代群情高昂的启蒙所带来的亢奋逐渐平息，90年代以来出现的思想落寞不由得令人怅惘。虽然“80年代的精神状态不应该轻易否定，但是也无需沉迷在那种状态中；90年代体验到矛盾、困惑，肯定不是倒退”。重视这两个十年因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产生的文学创作的差别的同时，我们同样也应该注意到文学史的承续。90年代的社会环境与80年代相比有所改变，但是人们的文化心态仍然在沿袭和持续，即使面对“后现代”这样的文化思潮，中国人仍然将他们视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形象，不自觉地省略文化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同样是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自身的生存体验去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的表现”，是一种“‘误读’。”对于90年代的学者文人从广场退隐到书斋的行为，后现代理论的代表陈晓明却指出：“退居于书斋的这个群落终至于被推到历史的前列，恪守‘学者化’的姿态，更像是这个时代的先知、谕世者和新的启蒙者”，“他们着眼于‘未来文化建设’的情怀，再次把自己指认为90年代的文化启蒙者。这种无法以明确、直接的方式自我指认为启蒙者的主体位置，并且暂时不能取得合法性地位的启蒙，不妨称之为‘后启蒙’”。
80年代启蒙所发生的历史环境虽已悄然变更，但知识分子并未完全放弃自身所秉持的角色意识，没有全然放弃他们的文化批判立场。知识者意识到清醒理智个体的最终生成正是启蒙实践的目标，拯救全民族整体灵魂的启蒙模式已经不再适合全面俗世化的社会。这种自醒的反思形成的转向喻含着一种调整、一种努力。90年代的文坛固然涌动立意与80年代诀别和断裂的新思潮，但是受到质疑的启蒙者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人文精神”的讨论、“民间”概念的新阐释，贯穿其中的依然是新的启蒙激情。学界在指出启蒙高涨时期的偏颇的同时，也在暗中吸收启蒙思潮的资源。使人无法承受的是，通过自我反思未必能达到启蒙他者的目的，而且启蒙者把启蒙的实现当成最终目标，并没有提供启蒙后的人生目标和方向。世纪之交的文坛状态已经呈现了受到启蒙后却又无路可走的痛苦，这是对启蒙提出的新课题，或者这答案已经超越了启蒙思想。
“后启蒙”本身就不是一个整合的统一体，它更是一种状态，一段时期，是以更加宽容的姿态容纳多元价值的一个阶段。“后启蒙”阶段一方面在延伸和拓展对世俗权力（包括物质权力和体制权力）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对文化权力的批判空间。“后启蒙”阶段大量地宣扬物质的困乏、描写欲望的狂欢、展示琐碎的日常生活状态，其矛头直指知识阶层的知识权力。以“后启蒙”来概括90年代的文学，既是一种努力，也是一种困惑的展示。对中国文化语境而言，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启蒙的理性解除原来的神秘状态，即“祛魅”；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由启蒙的武器——技术化带来的另一状态，也即“生态危机”，需要在新的语境中来审视启蒙的逻辑起点和批判武器，人类文明由不成熟状态到技术的成熟状态，但又面临着新的不平衡和新的不成熟，需要达到新的成熟。在这样的意义上延伸，90年代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化现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学”概念，它与“后学”概念中的断裂气质并不完全一致，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启蒙，包括80年代的启蒙高扬者的学术转向、文学界的职守意识和岗位意识。启蒙话语并未消失殆尽，而是成为多元共生的90年代文化格局中的一元，放弃了颐指气使的独断论姿态，参与公共空间意义体系的营造，民间立场和文化批判的专业选择，融入了新的人文关怀内涵。正如启蒙对传统尊严的质疑随即产生了启蒙的悖论一样，“后现代”对启蒙的质疑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控制体系。
90年代以降的启蒙精神的转向和延续不仅在批评界得以言说，而且以更加深层的方式在文学创作中延续着。《九月寓言》、《马桥词典》等长篇力作中依然历历可见作者百折不悔的启蒙立场。
（1）政治批判的继续：90年代的文学思潮仍然延续着80年代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有违于正义、理性和公正的权力、体制进行剖析，对人心的钳制和人性的异化作了直接反映。刘震云的针砭现有社会中的官场弊端的力作，如《单位》、《官场》和《官人》等；刘醒龙的“官场现形小说”，如《秋风醉了》、《菩提醉了》，直指权力核心和权威人物，零距离地逼视官场的官僚心态。这些文学作品正是对80年代的政治批判和体制反思的一种延续，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等作品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再写。
（2）文化理想探讨的伸展：不可否认，90年代增添了80年代所未曾辉煌的文化景观，甚至在许多方面有一种让批评者措手不及的仓促，但是，90年代的学术和文化问题的探讨仍然在许多方面保持着与80年代文化精神的血亲关系。80年代刘再复提出的关注人性的“主体性”和他所推崇的“改造国民性问题”，与90年代在经济浪潮冲击下提出的“人文精神讨论”和“新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对“半张脸的神话”的批判都是对当前追求完美人性的新反映。
二、物欲焦灼中的贫困表达
20世纪追求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承担了启蒙话语实践。他们普遍关注孱弱的国民精神领域的匮乏，致力于民族灵魂的救赎，张扬个性，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鄙弃物欲的文化传统，他们经常不计个人得失地关怀贫苦困窘又急切等待拯救的社会底层群体，以民众代言者的身份进行政治诉求。近代接受启蒙思想的新兴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阶层，他们强调解救贫弱人群的精神困苦，即使面对窘迫的物质际遇，作者传递给读者的信息也是造成物质困乏的根本原因在于精神层面，继而在孱弱的精神世界里完成力图挽救灵魂的艰难之旅，完成对形而下的“物”到形而上的“灵”的抬升。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后来的乡土小说，及至承接五四传统的新时期文学，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贤亮的《土牢情话》、《绿化树》等作品，几乎成为中国启蒙文学写作的一种不变的模式，这些作品也刻画了拮据的物质生活对人灵魂的倾轧，但在狭小的空间和琐碎的杂事的空隙里依然没有忘记塑造有着高尚的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形象，引导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
20世纪90年代，在全面遭遇现实的物质利益时，纯粹的个人表达和生存现实使文本中的启蒙主义纯精神领域的提升陷入了迷惘和困惑。在精神表达被物欲挤兑至边缘时，关于物质利益的分配问题和公正原则也就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心。物质贫困的表达是应和物质凸现的言说，随着对贫困探讨的深入，势必激发对物质贫困的蔓延的原因的深究。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虽然感受到被精神抛离的物质困窘还在不断地敲震着似乎自成体系的精神世界，但还是承担着“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的悲壮使命。9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经济物质地位的迅速抬升，一度强烈冲击了启蒙思潮，但是随着对物质贫困的深度揭示以及对物质贫困造成的精神萎缩的强烈反思，社会层面的正义理性原则和公正秩序问题日渐突出。近年文坛倡导的“底层关怀”和“文学道德底线”等问题正表达了世纪之交文学的精神忧思。
（一）物质匮乏和欲望释放
文学中的贫困表达来自于现实社会的感受和刺激。正如80年代文学对政治劫难的控诉是政治体制转型和新变的曲折反映，90年代经济大潮的呼之即出、商品社会的规模初具改变了文学创作的新动向。文学作品中，平地而起的许多贫弱者形象，新写实、新体验、新市民、新现实等文学创作的潮流都纷纷打出关注当下人们“生存体验”的旗号。
文学俗世化的潜在逻辑是将物质标准置于人性空间的第一位，物质困窘的紧迫感超出了精神贫乏，因此，似乎解决了物质困窘，才有资格谈及精神深度和美学维度，灰色的生活底色等同于灰色的精神状态。许多作品开始大量宣扬“新贵”们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资本积累经历，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就是一段值得提倡和炫耀的精神历程。文学创作题材的选择从原来极端的反物质跳跃到唯物质状态。文学在精神世界的探索极度萎缩，转换了批判对象和批判立场。物质贫困成为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果说陈奂生、李顺大、冯幺爸等物质困窘者的精神世界的苏醒和拯救最能体现80年代启蒙价值的话，90年代许多作品却失落了精神拯救的立场。即使是知识分子自身，也难以坚守精神职责，由精神领域的探求下延至物质生活的体验。物质贫困者占据了90年代文学的形象核心。在物质匮乏的时代语境中，人们对物质的想象力明显地受制于物质条件，物质逐步充盈的90年代，欲望的刺激不断地引发人们对贫困的痛苦陈说。这是一种鄙弃文化精神而不断地发展物欲的文学叙事。物质贫困带来的窘迫感成为知识者的直接困苦，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一地鸡毛》中的小林、《行云流水》中的高人云等。感受到市场大潮召唤的知识阶层开始沉溺于物质世界不能自拔，自我灵魂的耕耘普遍地荒疏。本来该沿着这条思路梳理和反省由物质贫困带来的精神困窘的因由，但滞留在表层的物质贫困却不依不饶地缠结在无奈的人生上，在反思启蒙者的困窘的时候变成了对自身贫困的自怨自艾甚至自恋，真正对人生的叩问、理想的追寻等精神价值取向都只能处于悬置状态。90年代文学贫困叙事不是真正的客观的物质贫困，而是人的物欲释放后所产生的精神认定的物的贫困，而物的贫困被视为一切苦难的源头后，导致了主体的精神迷失。个体因为物的贫困而自我物化，精神、文化的内在被掏空，成为物与物进行比较的修饰符号。
物质匮乏不仅成为作家关照现实生活的出发点，也成为欲望勃发的因由。匮乏使正常的生命力受到压抑，同时也促使反抗压抑的力量产生。当人们意识到理性推崇的现代文明将压抑人性发展时，转而把超越的可能求诸粗鄙的生命形态。面对着物化的世界，以“零度情感”的立场，甚至沉溺于物欲的得与失，认同经济的标准和价值判断，成为90文学创作的一大新特点。欲望的扩张造成作家在描述各种“恶”时津津乐道的态度：仇视、暴虐和残杀等恶的现象成为新的关注中心，现实的演进和历史的阐释只是欲望和冲动的链条。欲望毕竟不同于理想，对欲望的过度崇拜引发了无止境的欲望的泛滥，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到位，隐没了原来就比较孱弱的古典启蒙价值。
20世纪90年代后的作品普遍放弃了叙述主体的地位，有意隐蔽了作者对贫弱成因与动机的辨别审视，导致作品和现实的主体的空缺。作家们敏感于商品化社会带来的精神困惑，但在渲染物质贫困的同时，不约而同地传递出人生的尴尬，透露出丝丝的精神迷惘。不少作品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为生存压力逼迫、抑或被物念诱惑，不能控制自身生命的运动轨迹，也缺乏明确的行动目标，在现实中并不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如阎真笔下的高力伟和池大为等知识分子形象。同时，作家也刻画了与物欲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屈服于物欲的人物形象。这不仅是作品人物形象的悲哀，更是作家内心的悲哀。鲁迅当年深刻挖掘的阿Q、祥林嫂的精神困苦，却是以新写实为代表的文学思潮不愿涉及的，作品中安排人物与环境的抗争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抗争的结果，但也正是结果的不动声色地安排表达了作家的态度和立场。这些文学作品以写实的姿态反映了当代人当下的生存状态，也隐隐显露了他们的忧思和按捺不住的苦笑，还有不甚明朗的摸索，这样低调的态度已经完全有别于启蒙精神高涨时期作品中表露的明朗的态度和果决的行动。
（二）禁忌解禁和世俗准则
福柯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禁忌是一种极端而强烈的抑制，真正的禁忌是无法反抗的，因为它连被人们言说的可能都不存在。90年代出现的禁忌反抗是在权威政治意识形态出现松动的社会语境中出现的，戏说、改写、调侃的都是原先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说对象。物质欲望的释放，带来了新的痛苦和新的欣喜，开发了为乌托邦理想所遮蔽的感觉，反抗各种禁忌蕴涵着对禁忌释放后的解放和憧憬。在新时期文学之初的启蒙诉求中隐含着经济繁荣和发展，潜藏着这样一条规律：物质的贫困也会造成愚昧和落后，从而形成对人的发展空间的挤压。在张扬物欲的90年代，生存欲望与情感空间和理想追寻并置，成为完整人性不可或缺的部分，阻碍生存发展和欲望表达的历史禁忌、革命禁忌和道德禁忌被弃置一旁。文学创作不再是历史、革命条例和抽象道德理念的形象展示，文学文本自行述说各种历史演义、革命传说和道德笑话。文学虚构获得了独立的话语言说权，无须在其他的文本中得到佐证。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和莫言的《丰乳肥臀》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触及正统的历史观和神性色彩的革命叙事。贾平凹的《废都》和孟京辉的“先锋戏剧”《思凡·双下山》以言说道德禁忌的方式显示出对禁忌的不屑和轻蔑。在集体记忆化成个人言说的文学虚构世界里，社会的原则、观念、障碍的樊篱都被卸除，文学似乎变成了无禁之地。
90年代的文学对禁忌的反抗不再是一种统一法则的对抗姿态，而是个人化体验的化解。代替80年代社会共同想象的是世俗准则。随着经济社会的兴起和消费主义的盛行，逐渐疏离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被推到了与市场接壤的位置，从而造成了文学写作和阅读的深刻变化。
1.市民生活逐渐成为文学写作的重要题材。城市的扩张促成了市民阶层的壮大，引导都市潮流的时尚女郎，在都市文化市场上穿梭往来的编辑、出版人，为满足艺术消费的各类中间人，以及挣扎在都市底层的各类讨生活者等，都成为都市叙事中的主要形象。都市成为各类潮流的集散地，也成为文学刻画和探寻的新领地。都市文学作家描摹耳濡目染的都市生活，宣扬都市感受和都市情愫。即使是农村生活题材，在都市化的扩张过程中也渐次被包装为都市流行生活的另一时尚。
2.价值评判的多向度。正处在上升阶段的市民阶层带来了新的生活观念和评判标准，在观念与价值的统一性被打破后，多元社会生活的降临也悬置了评判标准。代表90年代审美情趣的作品往往只是客观事实的罗列，或是去感情的描写，或是不动声色的叙述，“新写实小说”的“零度写作”主张就最具代表性。拆散系统完整的结构，再行拼接组装的叙事结构也助长了挑战传统理念的姿态，如莫言的《檀香刑》以传统的形式（猫腔的语言和豹头、猪肚及凤尾的结构安排）、现代的人性观念（钱县长和眉娘的爱情以及孙丙对惨绝人寰的刑法的对抗）和意识形态的题材（乡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行为）共同组合了“野史正说”的新民间传奇，这也是90年代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文本模式。
3.消费社会突出个体的情绪与体验。如在叙事文学的场景处理上，改换了通过暴风骤雨式的大自然景观来营构场面氛围的写作手法，而转化为通过茶馆、咖啡厅的环境布置来渲染气氛和烘托人物情绪。
4.在文学生产机制上，商业化操作的倾向日渐突出。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创作和以光电为媒介的影视创作紧密联系，如“同期书”的大量出版，小说创作的戏剧化，出版社、刊物的市场化运作等现象。
90年代后的文学创作现象不断地受到批评界的关注。1993年，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发起的人文精神的讨论试图解析原因和寻找对策，“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也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漠，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一个知识分子的堕落往往就是从迎合世俗力量开始的。一个冒牌诗人从来不会在世风里守住什么。好的作家总是更多地考虑他读者的价值”。商品冲击导致的浓厚的功利主义、趋同于世俗观念的文学状况直接引发了这场思考。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不断地挤占了精神领域，因而希望在讨论中推出能为多数人所认可的价值标准，至少是一道良知和道德的底线，然而大众趣味的盛行趋势依然在延续，主体滑坡也并未因此而终止。
三、意义危机中的彼岸致思
张灏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提出转型时代的中国文化出现了空前的取向危机：价值取向危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的基本道德价值的危机；精神取向危机——传统意义架构的动摇和华夏文明的失重产生的文化认同危机。知识分子摆脱意义危机的内在驱动成为20世纪的文化思想变迁的源头，20世纪末期的文学在物欲的焦灼中，并不完全流于物欲的表层描述，同时也集中展现了对意义危机的忧患及力图摆脱危机的显在和潜在的努力。
（一）意义危机与知识困境
经济利益的追逐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人的潜力，同时也加大了人对物的依赖，甚至篡改了人们的心理期待和文化想象。实用主义哲学的流行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造成了极大冲击，意义的重重坚障厚壁被世俗凿穿，人心被物欲所浸淫，形成了巨大空洞。90年代后的文学写作对愈演愈烈的意义危机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地展露危机、困惑和矛盾；另一方面是以知识者的职责进行文化批判，尽管在力度和强度上都无法与80年代依托于集体意识形态的启蒙话语相较。
20世纪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和终极关怀都在超越世俗社会的层面架构。他们形成难以更改的思维习惯，在面对日常生活现象时总是不自觉地将形而下的现象抽象成形而上的理念进行表达，意志、情感、理想等总是处于知识分子话语的核心。然而，随着经济大潮的涌涨，功利主义的普遍流行，“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不谈爱情”，作家由对心灵和精神的探寻下延至对物质欲念的关注。习惯于疏离世俗关怀的知识分子的价值情怀受到严重拷问，陷入被动甚至失语的状态。“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赢得了相当普遍的支持，那么，9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公认的代言人。”当高人云的精神追求与平凡琐碎的生活发生冲突时，体会到的只有尴尬（《行云流水》）；但文学在无奈地展示世俗生活的无孔不入时，并没有完全认同这种苟同随俗的现实人生。徐坤的《厨房》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世俗对精神世界的侵蚀，当“女人”挣脱出厨房获得成功想返回厨房过平实人生时，却已经是“不识归路”，商界多年的跌打滚爬使她获得成功的同时，却使她完全失去了情感依托。情感是这样，理想也是如此，原有的价值体系和意义秩序都陷入了“无物之阵”。
90年代出现的文化表征和审美观念直接造成了文学创作风格的改变。尽管极力标榜新变和独异的作家们否认他们与时代和他人存在的精神相通，但是，时代风尚和美学变迁的内在轨迹仍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寻找到某些端倪。
1.80年代曾经勇敢地承担历史责任和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的人物形象从文学作品中逐渐消隐。王朔塑造的大量厚着脸皮地调侃人生的顽主、池莉笔下津津乐道于身边琐事的小市民形象、王安忆小说中将日常的生存状态恒常化的“上海小姐们”成为90年代文学世界中的活跃分子。他们一反80年代文学中高昂头颅的启蒙者形象，遁入庸常世俗的生活，埋头营造身边的温情和安宁，高蹈的精神境界已不再是中心人物形象的必备条件。但90年代的文学文本中也出现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反思者。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和阎真的《沧浪之水》等中长篇力作都致力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探讨和叩问。罗丹的雕塑《思想者》落户嘈杂浮躁充满欲念的城市中，最终的结局是被鸟粪淹没（徐坤《鸟粪》）；《先锋》（徐坤）以戏拟的手法描述了具有强烈的反叛意味的先锋艺术形式在浮泛着各种思潮的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沉沉浮浮，最终被世俗收编的漫画般的经历。
2.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的巨大震动造成了心灵的巨大不安，构成形象的精神世界是无力甚至是苍白的，而大加渲染的是生存状态和个人体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在消解了大雁塔沉重的历史感的同时也将诗人化为一个拒绝任何文化载重的轻松游客。历史文化的沉重只对愿意背负的人起作用。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体疲软了、委顿了，只能以自暴自弃和得过且过的痞子形象刺激着读者和自己近乎麻木的感官。朱文的《我爱美元》的形象就变成不仅是自己流连物欲，而且不断地向别人推销物欲。“新生代”的创作便以这样的创作实绩显示着与80年代文学的迥别。文学在意识到本身从社会中心推至边缘的过程中，日渐放弃了对社会核心话题和宏大叙事的承担，甚至甘愿以平庸和小气来保持可怜的“独特”之处。
3.态度是存在的，遮蔽的是准则。90年代的作家认为他们在写作中凸现的是个体，但同时又作为一个群体的方式显示这种决裂的态度。朱文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份答卷》和韩东的《备忘录》表现出对当代文学传统的质疑和反抗，他们大都表示“当代汉语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不可忽略的影响。50-8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与我的写作有继承关系。他们的书我完全不看”。颠覆之后建构的是什么？支持激烈的情绪化背后的精神资源却是空缺的。新生的写作力量不断地显示着他们与前人的断裂，但他们又宣称并不知道前人到底留下了什么？他们似乎只需要态度和立场，而无需讨论内涵。
4.思想的出局和情绪的扩张。人物性格是否鲜明取决于作家的剪裁和取舍。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下，作家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和塑造，依据的是理性的力量。90年代文学创作不再以理性原则为依归，其形象性格的核心组成部分，即命运、价值、意义等恒定的价值标准受到质询，具体的生命内容，如日常的生活和烦琐的情绪体验反而成为文本的中心，这就使通过形象性格解读和情感体验理解作品的思想和意义的目标落空了。“由人生转为生存，由写人的形而上的理想理性转而写人的形而下的日常生存生命状态。文学不再满足扮演一个精神启蒙的角色，它更注重对人的实在的关怀，更愿意承担‘存在的勘探者’的使命。”在心理描写中，思想往往被逐出局，扩张的是人的情绪。《嘴唇里的阳光》（陈染）中的黛二小姐在拔牙时引发了情绪的无限流动，也成就了她的情感依托。个体面对现实的无助转向对意识底下的情绪的依赖，这是对思想把握现实缺乏自信的表征。在思想被冷落的文学文本中，完整的情感被肢解成片段，日渐精细的感觉替代了有着相对严整的情感刻画和描摹。创作倾向上的演变与两可的价值判断、中性的人物形象和零度写作态度是匹配的。
（二）文化场域与公共空间
世俗化社会的扩展给启蒙话语的言说造成了冲击，但是并没有窒息启蒙思想，因为理性化和世俗化也是启蒙的应有之义。18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在突破中世纪的神学禁锢时，就将世俗的人性和理性原则作为建构世界秩序的两大标准。随着知识分子的卡里斯玛意识的逐渐弱化，知识对社会权力的有效性也逐渐受到质疑，集体话语分化后，文化场域的现象日渐突出。“文化场域是指每一种特定层面特定内涵的文化都有其所适用的界域或圈子。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约定俗成的规矩、主导，叫做习性。圈子内外的评价可能截然不同。”在社会整体范畴中，许多普遍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失去通约性。启蒙的言说畛域在价值分化中也出现了分割。“有机知识分子”放弃了对普遍观念和终极价值的关怀，只是在狭窄的专业领域内完成他们的职业功用。90年代的思想领域内，新“左派”的启蒙目标设定在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上，而自由主义把启蒙的目标定位在保证自由的市场与自由的经济方面。80年代同一壁垒中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分化后，话语方式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文学和文化的圈子现象逐渐形成。文学研究领域，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多元共生的概念，如吴秀明的“转型期的三元结构文学”的理论建构、陈思和的“无名”概念的提出，都是试图为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纷繁庞杂、躁动不安的文学现象作出尽可能“写真”的描述。90年代的文坛上，创作主体的年龄特征（如60年代创作、70年代创作和新生代、晚生代创作）和地域特征（陕军、海派、京派）经常成为一个圈子或一类作家创作的概括和归纳。集体和整体裂变成小群体和圈子文化，缺乏真正西方意义上的个人概念。文学的版图正经历着一次重绘的新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场域化的标志直接呈现为意义表达和文学创作的分离。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创作的辉煌期，同时也是文学批评的主体突显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人性、异化、主体性等专题的讨论跨越了政治学、哲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并与文学创作紧密相关。90年代以来，哲学界和思想界的讨论似乎和文学的关系很松散。思想史的思考成果对文学的影响也在逐渐削减。知识分子在思想史层面的讨论浪波重叠，但在文学中不再如80年代那样产生同步效应。思想界的新“左派”、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热烈讨论并没有对文学创作产生直接影响。批评界曾经试图以西方“后学”理论来概括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现象，但批评界说得煞有介事，而文学创作仍然不以为然。90年代的文学思潮不断涨落，评论界试图用各种“新”概念加以界定，但无论是“新写实”、“新状态”，还是“新市民”、“新表现”，终因缺乏精神内涵而变成贴标签的游戏。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发生变化，以经济为主导和以欲望为驱动力的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导致了启蒙话语的悬置。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曾经提出理性的公共运用和私人运用之分，他认为一个人在特定的职务或岗位上应该遵循特定的规约，否则就会出现不合乎理性原则的“私人运用”，但是如果以学者的身份对公共的事物发表自己的见解，那是理性的公共运用，是不会妨碍启蒙的。就是说，在对启蒙准则的理性辨析中，隐含了两个命题：一是作为公众的独立思想者——学者，他应该是有资格实行启蒙的任务的，并被赋予了启蒙先师的地位；二是启蒙的行为应限制在一定的空间内，不能无限地扩大。源于解决欧洲中世纪精神危机的启蒙精神本来就是试图在宗教和自然间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经历了80年代的文化地震和精神激荡后，启蒙者在对阶段性的启蒙成果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言说，在宽容和理解中搭建了一个属于思想者的公共平台。这样的希求和努力是市场化运作、多元文化思潮以及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力量依然坚固的国度各方精神追求互相对峙和互相妥协的结果。如90年代提出的“民间”概念，它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后，显然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已经成熟的“civil”概念，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乡土民间的概念，它是在特定的语境下的一个折中的概念，即“在路上”的中间状态。90年代启蒙所表现的不单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表现出对80年代的启蒙和五四启蒙姿态的反思，更表现出对更大范围中民众情感的认同和对压抑的反抗。这些改装的知识者的新话语暗含着在新语境下的知识者的新探求。90年代的文学创作虽不存在统一的主义和原则，但是，对权力的反思和抵制却成为多数作家选择的文学立场。权力是人性压抑和精神沉沦的诱因，因为权力潜在的对他人的控制作用不断地诱惑着人们进入权力编织的网络，而且越陷越深。所以不管是政治权力、文化权力还是经济权力都成为文学叙事中反思和质询的对象。
各种文化场域和公共空间的存在形成了众声喧哗、竞相共存的文化狂欢场景。在此场景中，文学偶尔有呈现社会共同想象和民族精神的表征，但应和者鲜寡。文学不再是时代风尚的导引者，更多的只是一种自娱自乐、自我陶醉的姿态。它是丧失了公共话语的代言者滑落为文化边缘的失落者，还是获得了言说的独立空间，回归了自足形态？抑或兼而有之？恐怕不能简单地给出结论。笔者情愿将它视为传递新机的中间状态，正处在多方的共动中，呼唤多方力量能共同接受的可能公共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出现的新诉求与“后启蒙”命名的矛盾是一致的。它显示了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断裂”气质，又显示了延续的可能。矛盾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时期及不同的领域间的交叉、渗透、延伸甚至误读造成了不同的启蒙话语。世纪之交的文学创作表达了历史的压迫和现实的焦虑，此时文学实践的启蒙话语虽内在潜藏危机，却也给人警示，蕴含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