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启蒙叙事的形象建构
2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危机，启蒙者把重塑国民灵魂的焦虑与对受虐者的精神关注联系在一起。受虐，被视为弱者的生命体验和生活姿态，是生命个体对现实无效、无力或无心的抗争的失败。由于失败，故只得无奈地承受苦难境遇。不管主体是否感知，受虐中的人们总是无法改变命运或者无力挣脱苦难枷锁。只有介入苦难现场，才能深刻理解受虐者的真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受虐者的形象设置与作者拟定的拯救目标直接相关。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与农民两大形象体系，既是对中国社会的高度概括，又是启蒙理念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两者之间存在着关注与被关注、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精神拯救的关系。阿Q、祥林嫂、单四嫂子等社会底层人物，地位低下，生活窘迫，身处苦难，对造成苦难的原因茫然无知，更无法找到人生出路，成为启蒙文学的受虐者代表。而知识分子苦于清醒认识社会又无法为社会认同，夏瑜、吕韦甫、魏连殳等先行者都有着难以排遣的苦闷和抑郁，他们作为启蒙者希望改变受虐者的命运、拯救其精神，但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启蒙者启蒙受挫的故事和受虐者无法挣脱苦难的故事构成了鲁迅小说的两大体系；同时，启蒙者与受虐者还成为20世纪启蒙文学的两大母题。受虐者形象的确立与寻求受虐的原因构成启蒙文学典型的情节模式，是中国新文学的一大幸运。正是这个原因，启蒙文学充满了忧愤深广的民族情绪。
叙事文学中，人物形象是情节发展的存在基础，五四启蒙叙事设置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两大形象角色，启蒙者通过对被启蒙者的精神疗救达到启蒙的目的。事实上，当启蒙文学确定被启蒙对象时，等于潜在设定了被启蒙者的受虐状态。启蒙的最终目标是摆脱因蒙昧造成的受虐状态，实现人性的自由自觉，因此，启蒙叙事中，启蒙者/被启蒙者对应了拯救者/受虐者的关系，即：启蒙者=拯救者，被启蒙者=受虐者。在这种关系项中，隐去或淡化了另外一类形象，即施虐者。启蒙侧重于精神疗救，施虐者被淡化了。在许多作品中，着重强调和突显的是受虐者（即被启蒙者）的精神伤痛和拯救者（启蒙者）予以拯救的过程。五四启蒙叙事，要么关注受虐者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态，要么体现启蒙者的文化理念和理性原则，连接这两类形象间的施虐者形象大多只是符号或者脸谱化的类型人物，他们是作为统治阶层或者传统文化的代言者出场的，如鲁四老爷（《祝福》）、赵太爷（《阿Q正传》）等，或者是一些旁观从众，缺乏真实、具体和形象的人性内涵。虽然许多作品隐隐绰绰地指出正是这类抽象的、符号化的人物制造了受虐者的悲惨结局，但是，启蒙叙事并不直接让他们承担所有罪责，反而满怀同情地指出他们（尤其是旁观者本身）也是传统观念的受害者。当启蒙者把造成受虐者的苦难锁定在历史文化和道德观念时，施虐者变得虚无和模糊。
启蒙文学确立了受虐者=被启蒙者的关系，启蒙的任务转换为改变被启蒙者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启蒙叙事的核心行动环节为启蒙者拯救被启蒙者。所以，在启蒙文学作品中，行动主体出现了主动和被动两大形象系列，一类是承担着启蒙任务的启蒙者，即心灵拯救者和精神导师，另一类是承受启蒙的被启蒙者，在启蒙叙事中常处于受虐状态。大量沉浸在苦难泥淖无力自拔的受虐者形象，成为处于丰富而复杂的苦痛中的生命个体。他们通常具备如下的心理特征：（1）受虐者持续被迫生存在恶劣甚至残酷的环境中，肉体和精神饱受摧残和折磨，直至生理和心灵发生异变；（2）受虐者对周围环境缺乏清醒认知，尤其对造成悲惨状态的真正原因茫然不知，因而无法改变自身的境遇；（3）受虐者因为对自身情境缺乏有效清醒的认识，性格多半褊狭、愚钝又固执。以上三个特征包含着启蒙要求和目标设置。启蒙叙事总是强烈又迫切地呼唤着拯救受虐者于深重苦难中，结束受虐者的悲惨生存状态。由于受虐者的愚昧无知，精神启迪和心灵疗救成为受虐者挣脱苦难的可能通道，同时表明启蒙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历艰难和冲破重重障碍。
20世纪20年代后兴起的左翼文学创作集中抽取并强化了受虐者形象的社会意义，直接将造成受虐者悲剧命运的矛头指向阶级等级、政治制度等社会原因，落实了具体的施虐者，阶级理论构成受虐者形象的核心内涵。当代文学中影响深广的受苦人——喜儿、苦菜花等文学形象都把受虐的原因归结为旧时代旧社会。当代文学的翻身解放模式沿用了解救者、施虐者和受虐者三者的身份与面目的关系，随着施虐者的身份与面目越来越明确，受虐者和解救者的针对目标也愈加直接明显，在仇恨心理和斗争哲学中，以精神疗救为实践手段的启蒙逐渐淡出，并最终为激烈而直截的阶级斗争所替代。
新时期文学肇始于“文革”的精神创伤，连通了20世纪的民族苦难记忆，遍布伤痛的文学叙述书写了中国当代历史的悲情故事，塑造了大量新的受虐者形象，重续了世纪初的启蒙言说。新时期文学把错误的政治路线视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受虐者苦难的直接根源，描摹了许多深刻的受虐记忆和残忍的受虐经历，强烈表达了摆脱苦难和解放人性的愿望，并把希望寄托在现实的政治变革上。随后，纠正错误的政治路线成为了新时期启蒙问题的答案，这也成为了新时期启蒙的内在限定。此类作品，虽然在新时期之初获得了轰动效应，但是启蒙的表达总是直接与政治问题纠葛在一起，它影响了对启蒙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二、孱弱的失足少年
新时期文学初期，启蒙的核心话语限定在政治道德领域。大多数作品将受虐者的痛苦根源归结于政治路线错误，对政治的反思和中国当代历史的检讨成为这一阶段文学表达的重心。新时期文学的伤痛记忆与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而遭受精神创伤的青少年急需启蒙之光来驱除心灵的黑暗，因而张扬启蒙理念的意义成为叙事艺术的重要表达方式。
新时期初期文学作品尤其关注心灵不成熟、蒙受欺瞒而走过弯路岔道的未成年人。他们不约而同地以亲身经历痛陈“文革”和多次政治运动造成的精神伤害。社会政治运动对个体生命历程尤其是青少年影响重大，他们处于人生未成熟未定型时期，未获得长足的理性力量，缺乏足够的辨识能力，易受到精神伤害，而精神伤害不仅使生命个体体验痛苦，甚至扭曲异化其人格，如《枫》中的李红钢和卢丹枫、《伤痕》中的晓华、《班主任》中的谢惠敏、《第十个弹孔》中的鲁小帆、《他是谁》中的骗子和《神圣的使命》中的杨琼等。这些青少年都是在成长过程中，在人生关键时期因缺乏正确的引导而遭遇了人生变故，失去了明确的人生目标，从此迷惘、彷徨甚至走错路，并且他们在错误的思想认识下，对社会和他人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其中不少人还因为过错而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们毕竟不同于成年人，并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对外部世界缺乏有效的抵御防范能力，不能对自身过错承担完全责任，在同龄人享受美好幸福生活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接受残酷的事实和不该属于他们的惩罚，他们伤害了他人和社会，也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作了惨烈的自虐，其行为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作者在表达这种强烈的感情时，把申讨的目标指向时代和社会，这些外在力量被叙述成青少年犯罪或受磨难的罪魁祸首。
“问题少年”是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错误更应该由社会来承担，而且社会还应该负起拯救他们的责任。在受害者中，其中不少人本是善良的，只是走上了岔路，犯了本不该犯的错误。立足于启蒙立场，作者坚定地表明时代和社会不能过多地追究他们的过错，而更应该关怀他们，探究致使他们痛苦的根源。作品所描写的这些痛苦的“失足少年”成为首先应该获得拯救的受虐者，激起了读者的无限同情。《第十个弹孔》中的鲁小帆出生在老革命干部家庭，小时候良好的教育造就了他纯真善良的性格，但是“文革”的到来，使他失去了亲人而流落街头，备受凌辱，无论生活还是精神都失去了起码的支撑，在卑微的求生欲望面前，他不得不走上犯罪的道路。鲁小帆的犯罪经历表明，他的过错首先是“文革”这一特定的时代造成的，其原因具有历史普遍性。鲁小帆给鲁家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痛楚，“文革”中如鲁小帆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他们不仅给各自的家庭，而且给民族造成了强烈的精神伤痛。而《枫》中卢丹枫和李红钢两位纯洁的年轻恋人间的经历则更为惨痛，他们本是一对即将上大学的优秀学生，因为遭遇“文革”，他们不仅没有成为夫妻，而且成为互相残杀的对手。最可悲的是他们误以为自己在从事着崇高的事业，却不知自己的行为给国家与民族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而且使自己堕入巨大的历史荒诞中。《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和宋宝琦代表被毒害的两类典型，“四人帮”利用他们的年少无知和盲目心理，在其心灵深处栽植了“左”的思想，使其精神发生扭曲变异。这篇作品虽然不存在施虐主体，但通过受虐者的行为表现厘清了施虐的源头及其手段方式。当刘心武发出“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唤时，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共鸣。医治这些曾遭受重创的心灵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表达了重塑民族魂灵的寓意，体现了新时期民族的心理的诉求。所以，将“问题少年”视为启蒙叙事中的受虐者，在这一特定时期颇具典型意义。
大多数青少年问题都与“文革”有关，都是因为“文革”的过错酿成了这些受虐者的痛苦。前提的存在也预设了启蒙的通道，一方面，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才是解救痛苦和防止过错继续发生的根本条件；另一方面，又因为讲述这些痛苦故事的时代，当时“文革”已经结束，因此，这就隐含着痛苦中的人们已经看到了希望，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在这些作品中，追究受虐者的苦难根源往往变得直接简明，“文革”在道义上承担了青少年的犯罪责任，“文革”结束了，青少年的精神也就从痛苦的深渊里获救了。这些作品在结尾时，总是既让读者深思，又给读者带来希望。然而过于关注造成受虐者痛苦原因的外在力量的导向，使得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形象缺少真实的情感抒发和精神诉求，作品的形象因被作者代言而丧失了自身的话语。
启蒙主要关注受虐者的精神状态，通过思想启迪使他们能自己运用理性来辨识世界，摆脱愚昧的控制，促成思想的成熟达到理性的高度，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在远离特定时代氛围后，人们发现：这些受虐者大多只是类型化和脸谱化的人物，他们身上具备突出的时代气质，但并不具备丰富的个体生命特点。不过若是只将拯救的计划瞄定在外在力量，那有可能束缚对启蒙的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对作家来说，应该注意到：当启蒙叙事表达出对受虐者的精神关注时，受虐者应该是长期处于精神孤独与无助状态，这种状态表现得越彻底，启蒙的意义就越能得到凸现。
政治道德领域的启蒙诉求只限定于政治道德领域内，启蒙者在探寻造成受虐者苦难原因时，容易把最后的目标定位在具体的施虐者身上，而不能将其上升到更广阔和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问题上来考察。这样一来，启蒙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直接对应的施虐受虐的关系设置便可能引发强烈而切实的仇恨心理，导致对具体个别的施虐者进行申讨。如当时的“伤痕文学”或者“反思文学”，多半只是针对残酷和暴力，表达对抗的立场，最后只流于情绪的宣泄。另有许多作品把目标设定在“四人帮”或者各种政治问题的制造者身上，对政治道德问题的反思又回归到了政治道德领域范畴，而在这类二元对立论中，任何一方占据了精神上和情感上的绝对优势时，又将延续旧有的思维模式和观念体系。新时期文学初期局限于政治道德问题的启蒙，后又演变成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检讨和质疑。受虐者的形象功能局限于政治道德的责任承担，受虐者的苦难根源限定在社会结构中，解救的出路也只能从现实中寻找，法律和道德的规范和发展成为“青少年问题”的解决路径。启蒙叙事在新时期初的担当无法超越政治道德层面，一旦超出政治道德范畴，涉及的问题只能被搁浅。这说明，政治道德的价值范畴已成为启蒙文学发展中不得不突破的壁垒了。
三、贫弱的乡村民众
随着新时期文学对当代历史的掘进和深入，文化提供了突破政治道德范畴和进一步深化人性表达的言说平台，成为穿透社会现实层面的话语利器。文化概念虽然杂语纷呈，但是并不妨碍人们对文化建构价值的热情期待。作家们本着自己理解的文化观念，在创作中进行深层次的人性审视和精神反思，使文学中的启蒙诉求从新时期之初的要求体制内的解放拓展为更普泛的对个人的尊重和个体意志的张扬。随着启蒙目标的转变，拯救的对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国文化的历史土层特别深厚，现代商品社会的影响面又小，与文化直接相关的苦难者大多在农村社会，因而文化反思使新时期文学的审视视角和关注地带转向中国农村，寻求与农村社会形态直接相关的苦难成因，描绘农村社会的底层受虐者形象。如果说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等农民形象还是把政治运动和政策的变化视为人物命运改变的首要因素，那么，“鸡头寨的人们”（《爸爸爸》）、“狗儿爷”（《狗儿爷涅》）、“桑树坪”群像（《桑树坪纪事》）和福贵（《活着》）等形象显然已经淡化或者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背景，农村不是具体的社会结构，而是文化生态环境。
选择农村社会作为受虐者形象的生存空间，成为启蒙叙事展开的“前环境”，与主导农村社会的文化观念直接相关。相对于城市而言，中国农村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处于滞后状态，农村社会中保存的传统文化也相对完整，在探究精神领域的启蒙者看来，这就是农村底层人物为何受难的直接原因。这些人物身上承载着中国文化符号，他们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走向比较固定甚至长期不变，身处困境苦海，生存适应能力极强，逆来顺受，缺乏反抗意识，甚至视苦难为一种生活的常态。这些受虐者形象不仅数量庞大，与外界基本隔绝，固守陈规陋习，长期处于苦难中，而且他们对自身的苦难处境缺乏必要的认识，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这是启蒙者最为痛心也是最无法容忍的。当启蒙者把急切需要启蒙的故事展示给读者时，表明了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启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适时的。
作为一种观念的传载，这些形象描摹概括性极强，他们的生命力和生存欲望隐含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超越了具体的时空限制，寓意深刻。“桑树坪”上，欺凌弱者、践踏人权的惨剧经常发生，“鸡头寨”里，这些受难者还不断地伤害他人……沉浸在苦难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如困兽般挣扎也丝毫不能减轻痛苦，再加上他们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承受揪心苦难的时间愈加漫长。《活着》中的福贵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家人一个个死去，而他却在漫长而无亮光的生命历程中一次次地承受着悲痛，一次次地冲击人性忍耐的极限，那是怎样的无以言说的惨痛折磨！而经受这样巨大的苦难，既与中国文化环境有关，也与环境所造就的性格有关。这一切都表明：身处这种文化生态中的人们，无法避免苦难，也无法逃离苦难。要彻底解除这些受虐者的苦难，必须让他们自知，用新的价值观念铸造新的文化空间，这样才能使他们获得理性力量抗衡这些难以忍受的苦难。因此，在用文化观念唤醒人性障碍的启蒙叙事中，受虐者形象成了传统文化的直接体现者。这些浮雕式的人物少有个性的发挥和个体意识的展露，更多展示的是中国农村受虐者的群像特征，因此，新时期文学在表达这类人物形象时，往往标以符号，或者以群像展示，显得凝重而深厚。
将乡村世界作为受虐者的集结地带，庚续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同样的拯救目标、类似的精神状态和文化心理，好像又回到了世纪初的文化启蒙。要通过文学来传递中国的启蒙要求，乡村社会芸芸众生的灵魂重塑是问题的症结，对这一类受虐者精神世界的关注显示了中国文学的焦灼心态和强烈的民族意识。面对着无所不在的文化压抑，面对着传统文化造成的性格畸变和人性异化，新时期文学探究了需要拯救的文化心理，却没有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路径，甚至比五四的态度更为消极。无论是《祥林嫂》中的“我”还是《阿Q正传》中的叙事者都表达出了对受虐者精神状况强烈的关注和无力拯救的困惑，他们切实感受到受虐者正处于苦痛中。即使是作为旁观者，也为自己只能旁观而无法落实为挽救的行动而痛苦，因此，作品中涉及受虐者的痛苦事实切实而又丰富。但是，新时期文学中描述的受虐者生活在现实的平凡中，受虐只是作为记忆或者传奇而存在，这样，受虐者被抽象为文化符号，在具有更为广泛的文化内涵的同时失却了现实的针对性。文化反思中的受虐者，其苦难经历属于过去或只是传奇经历，在与读者共存的心灵空间，他们的脸上是沧桑后的平静，内心则蕴藏着足够平衡苦难的力量，苦难和他们苦难的故事已经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如一大堆矿石提炼出了金子的感觉。无论是《爸爸爸》中的丙崽，还是《活着》中的福贵，他们有着深重的苦难经历，甚至成为民间苦难的记忆库，却鲜有待拯救的紧迫性，在他们身上可以解读各种意义，却少了生命的质感。拯救苦难不再是急迫而切要的启蒙任务，启蒙者从文化角度解读苦难意义的同时，也放逐了自身。
四、示弱的俗世人生
如果说前面两类受虐者形象都是在精神领域内的设定与探究的话，那么，第三类受虐者形象就表达了物质的拮据和困窘。物质是生命个体存在的前提，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成分，物质功能的突显在返还了生命原初的同时，也将消解人类的精神梯度。物性表达是人性的一部分，况且精神的呈现也需要借助各种物性的形式才能得以传达，文学不能做纯粹的形而上的人生把握。当新时期文学在参与社会生存现实构建时，也习惯于以拯世的姿态对物质受窘者的生存状态作同情的苦难叙述，虽然这种写作立场和表述方式屡遭置疑，但是不能否认物质是人性建构的一部分。受困于物质贫乏的形象大多只限于现代尘世生活，尤其是关注人类所有的自然动物特性和世俗感受时，世俗人生变成了巨大的黑洞，只要纳入其中就一定会产生琐碎和庸常的、却无可排遣的苦难。
受虐者的痛苦来自日常生活，这是无可逃离也无从选择的。在日常生活变成痛苦渊薮时，个体之间就消弭了精神差别，受难变成了全社会的普泛感受。印家厚（《烦恼人生》）的烦恼不属于个体，而属于所有都市居民，小林（《单位》、《一地鸡毛》）的苦闷也是所有在机关工作的“单位人”的共同经历，孔太平（《分享艰难》）的苦难是所有乡镇干部共有的……欲望面前人人平等，当欲望裸呈于人性之前时，无论谁在物性面前都是穷人，都是贫困者，都是被烦恼人生所累的受虐者。面对世俗生存的苦难，他们只能承受，谁也无法悲悯，谁也没有资格悲悯他人。当人类生存状态大而全地容纳了生活状态和精神空间，又以欲望为追求目标，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以欲望为唯一标准时，在文本世界里就消解了人类精神的存在意义。在这里，生存受虐既是人性的苦难现实，也是人存在的理由，只要是活着，就得受困于欲望。这样，建立在人类精神空间，希望通过人类灵魂的疏导而达到人类自觉状态的启蒙话语实际处于失语状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启蒙的理想境界，那是建立在精神高于物性的基本前提上的思维惯性，当文本世界过分夸大了物的作用，驱逐了精神存在的空间时，启蒙对于人类的精神引导只能失效。
受虐者的形象隐含着拯世目标的设计，五四启蒙文学中的受虐者形象虽然穷困潦倒，但是物质困窘并没有成为关注中心，民族灵魂的拯救才是启蒙者的核心任务。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满足欲望的条件，也大大地刺激了个体对欲望的寻求，应该说，这种表达既补充了出于条件限制而未能展开的更为全面的理想的人性表达，同时也反向压缩了精神诉求。而当物性追求和人的自然原则完全成为人性的全部内涵时，个体除了共同的感官欲求之外，便不可能有精神个性的表达。显然，新时期后期的文学在无限扩张了人的物质欲念的同时，无形中也挤兑了个体的精神空间，而文学文本中启蒙者的缺席，显示了启蒙者由纯净的精神家园进入庞杂的现实世界的困顿。世纪初的启蒙理念面对今天的现实社会是需要调整和充实的。不过，受虐者若成为无所不在的生活烦恼和欲望苦闷的形象，在文学世界里抹平各种物质以外的差别存在，那么，启蒙者相对于被启蒙者之间的优势便不复存在，甚至很可能模糊了两者的身份区别。
世纪之交的文学创作试图调和物质拮据和精神贫穷之间的矛盾，将物质对精神的倾轧和精神对物质的突围联系在一起。《沧浪之水》、《曾在天涯》、《苍河白日梦》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该成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失败经历和灵魂堕落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产生的深刻的自我反思。但是当启蒙者身份与受虐者角色统一在同一个个体身上时，精神拯救的情节设置就无法在具体的形象中落实其启蒙功能，启蒙由线性的历史演进变为“绕了一圈又回来”的重复运动。当精神拯救直接对应于具体的物质困窘时，当行动者完全凌驾于思索者之上，完全不理会启蒙者的价值预设时，启蒙者陷入了“无物之阵”。
五、受虐者形象塑造的问题与启示
从启蒙叙事的基本叙事模式来看，受虐者形象是作为被动呈现的角色的，其主要功能是为了突显启蒙者的启蒙功能。在许多着力塑造启蒙者的启蒙文学中，作为该被启蒙的受虐者往往易被泛化和虚化。在强有力的启蒙理念的传输过程中，理性话语建构了单一的启蒙权威话语。五四时期胡适的话剧、冰心的问题小说等作品都是以理性价值观传递启蒙话语，此时的理性原则凌驾于故事之上，故事只是作为理性原则的注脚。即使是以受虐者为核心的启蒙故事，故事的叙述还是依循启蒙者的价值标准，关于受虐者的故事也是经过启蒙理性话语梳理过的人生经历。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惯用模式表明不管启蒙者是否出场，在启蒙叙事进程中还是随处可见他的话语权威。在叙事中，启蒙理念贯穿故事始终，不管是启蒙理念的直接传输还是为引起读者思考而作出理性的判断，最后的结果总是由启蒙者所预设的。大多数作品以受虐者的悲惨命运或所受的不平待遇来呼唤理性之光的照射，其中包含各种理性原则的具体指涉。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中以“弟弟”的精神委靡和前后的变化表明，作为教师的“哥哥”不得不承担起唤醒他的启蒙角色；张炜的《古船》则通过对洼狸镇苦难历史的回顾，让人们警惕非人道的再发生。所有的受虐者故事都带有强烈的功能指向性，受虐者的悲剧事实说明只有接受启蒙才是受虐者的唯一出路。受虐者本人的声音无法直接传递给读者，他只能通过启蒙者的转换叙述才能实现，他们的行为表现和情感诉求都被纳入到启蒙者的话语场内。受虐者形象系列在启蒙叙事中处于从属地位和被动姿态，他们在启蒙情节展开的过程中容易被遮蔽、被忽略或省略不计，强大的启蒙理性话语遮蔽了这一形象的深入挖掘。然而，启蒙的原初动机在于对这些处于被动地位的受虐者进行精神疗救，只有对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进行成功挖掘才能使启蒙话语具有坚实的基础。成功的经典的启蒙叙事不但不应该忽视这一形象的塑造，而且更应该强化这类形象的塑造，20世纪最为经典的启蒙叙事——鲁迅的小说就塑造了阿Q这一成功的人物典范。无论是启蒙者还是受虐者，作为文学形象，都应该是生命力丰满的存在，而不该是理念的传声筒。受虐者形象的缺失和精神遮蔽是新时期文学中启蒙叙事式微的重要原因。
审视新时期的文学事实，文学中的精神迷离和理性恍惚影响了启蒙叙事中的受虐者形象的塑造。新时期文学中的受虐者形象主体由“问题少年”到“底层民众”再到“社会公众”，形象群体不断扩张，所涉及范围日渐扩大。这种形象的变化态势说明了新时期文学中启蒙的内在要义和所指在不断变化，启蒙话语充满曲折，无法顺畅地表达。当越来越泛化的受虐者形象走向前台，使得苦难变成全社会的共同问题时，文学世界里的苦难叙述便滑向话语的演绎而缺乏真正的精神支撑，当谁都可以诉苦的时候，这样的苦难还有多少能够打动人心？还能具有多少的普遍意义？福柯在谈到他对启蒙的认识时指出，“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不错，中国的启蒙叙事只有注重不同时代境遇中的受虐者的具体命运和精神困境时，才能把启蒙视为动态的发展过程，才能有效地接近启蒙的本意。世纪之交的各路精神贵族见花流泪、对月伤感时，人类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大部分底层民众的精神状貌和切实的生存状态却被忽略了。在越来越精致化的当代文学创作中，朴质、粗犷的情感日渐消隐，文坛不断地在感触自身被时尚社会和“小资”生活淡忘而走向边缘化的时候，毫无疑义地是越来越远离来自底层的精神需求了。过于泛滥的苦难叙述遮蔽了真正的苦难和需要关注的弱者形象。启蒙话语在面对凸现的世俗苦难和庞大的受虐群体时，却忽略了应该拥有的精神高度和底层关怀。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新时期文学启蒙者自身身份的模糊是造成文学作品中的受虐者形象缺失和启蒙者失语的另一原因。启蒙者形象在新时期的启蒙文学中时常隐身，除了早期的《班主任》中的张俊石和《古船》中隋抱朴的形象塑造之外，几乎没有留存启蒙者形象，然而，即使是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只是当时政治理念的代言者。说到底，他们并不具备自我建构理论的能力，只能是国家政治理念的有限的阐释者。面对“底层民众”时，几乎所有的文本都表达了无所不在的传统文化观念对于人性的钳制和压抑，却没有出现“肩住了黑暗的匣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坚决果断的启蒙者。《桑树坪纪事》中的朱晓平只是关注自身生存的知青，《爸爸爸》中唯一能给封闭的刑天寨带来新感受的仁宝并不是冷静而清醒的智者，只是出于好奇和新鲜才表现出一些异常，所以也不会自觉地改变寨子中的非理性现象。面对“社会公众”全体竞相诉说生存苦难时，似乎挣扎在生活底层的百姓所受的苦还不如言说者自己的受虐深重，启蒙者在苦难面前无所适从了，原来应该承担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从关注他人的精神创伤转向不断地抚摸自己精神伤痛，从而越来越自恋。启蒙者精神主体的确立意味着对理性原则的信念支撑，也表现为坚决勇敢地承担。当启蒙叙事中的启蒙者在不断怀疑中解构信念并放弃承担时，就会淡漠于受虐者的生存现实和精神创伤。启蒙的基础和目标就会变得迷离模糊和不可捉摸。
形象是叙事文学中抽象理念的载体，是以感性方式传达精神价值的有效手段。新时期文学中受虐者形象的变迁显现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消长的轨迹和启蒙话语嬗变的脉络。在启蒙文学的结构模式中，对受虐者精神的关注成为启蒙文学的核心主题，这是启蒙文学体现精神价值的隐秘机制。世纪之交的文学在走向表层广泛关注人类生存中细碎而烦琐的苦恼，塑造了大量受虐者形象的途中，却在深层次上疏离了真正需要关注的受虐者的精神世界，甚至背离了隐藏在启蒙文学中的结构关系和形象设置法则。当人们日益感慨人文精神丧失、底层关怀缺乏时，启蒙精神的回归不单单是理性原则的灌输，还应该有经典的启蒙文学作品和令人难以忘怀的文学形象铭刻这一时代的精神。关注和提升受虐者形象及其精神状态应该成为突破当下文学疲惫状态的一大契机，成为文学世界中启蒙精神回归的有力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