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讲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家乡的长江大学有不少喜欢和研究我作品的老师和同学，你们对此问题比较感兴趣。
写作的理由我曾经回答过不少，也写过文章说过类似的问题，有些是顺着别人的暗示说的，有些是根据某一篇作品的创作心得说的，都不是很真实，也以偏概全。
今天我讲，我写作的理由既不崇高，也不神圣，更不灵魂——将一个名词当形容词用用。说写作崇高神圣和为灵魂写作，这种将文学推到至高无上地位的人，不是居心叵测就是对文学一知半解。我自己也会在某些场合说灵魂、崇高、神圣这些字眼，但这要看当时的语境是什么。有两种人，一种是把文学说得非常崇高的、灵魂的，一种是把文学糟践的，把比较优秀的、有份量的文学贬低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说白了，这都是邪教教主的鬼把戏。灵魂究竟是什么，谁看见过灵魂？有时候我讲灵魂的写作时我自己也觉得十分虚幻和心虚。说崇高神圣和灵魂的是想为自己竖一张神主牌，邪教教主就是这么说的，只有他是神圣的，只有听他的，女教徒跟他睡觉你才能达到他的境界，由他把你引向神的天国，免除灾难。我倒要问问那些自称为了神圣和崇高而呕心沥血写作的人，既然文学这么崇高，这么神圣，为什么爱好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边缘化？如今文坛有多少作家是真正崇高和有灵魂的？神圣的作家和崇高的作家，在中国当下屈指可数，寥寥无几。更多的倒是一些情趣和道德品质低下者，一些比工人农民更暧昧的人，更没有思想和立场的人，不敢发出声音和说话的人，不敢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没有爱憎，苟且偷生，追名逐利的小人和庸人。如今庸俗的、低俗的、占山为王的、圈子的文坛，岂敢奢谈崇高，你真的相信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有什么担当？有什么真知灼见？对中国的现实和令人忧心忡忡的未来发展走向，有什么负责任的思考和引导？文坛某些人唯一的优越感就是有人能给钱他们能给名他们，而更多的是官方给予他们的。他们用同谋式的沉默、表态和作品的献媚来获得一般民众无法获得的东西，生活优越，在瓜分社会和时代的利益方面不惜委曲求全以分得一杯羹。当他们谈那些令人崇敬的，只有圣者和先驱们才配的字眼如崇高、神圣、灵魂时，我真的会为他们难为情，是一种煞有介事的表演和虚伪矫情的布道。
一些跟我的过去一样的人，我回到家乡大家对我知根知底，说你过去就是个驾船的，无业游民，后来没有单位了。许多作家跟我是一样的嘛，就是社会闲杂人员、无业游民、半文盲、文学投机分子，只不过机会比人好些，占的位置强些，各种原因有了一点点的出人头地，突然摇身一变就成了圣人，文坛的圣人，让人仰视。说穿了，把文学说得如此崇高，就是要让人仰视他，让领导给他待遇，让商人为他掏钱，让女人为他献身。这仅仅指的作家，还有与文学紧密相关的文坛官场，更是充斥着比官场还腐败的气氛，作协这样的单位，现在基本没有了文学，没有了文学氛围，就是一个政府机关，人们干的事与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对文学也谈不上热爱，这种机关不懂文学的往往占一半甚至百分之八九十，作家倒是被边缘化，挤到最没有地位，最不起眼的角落；文学刊物呢？文学刊物的编辑已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编辑，对文学没有热情，也不怎么懂文学，刊物成了他们敛财逐艳的欢乐场，自留地。业余作者们想发一篇作品是非常难的；再就是文学批评界，有两种批评现在最盛行，也是公开化的，一是有偿评论，给钱才写文章；二是专写对年轻一点，有姿色一点的女作家的评论。这两种文学评论文章大行其道。再就是圈子评论，大大小小的圈子，或者说一两个圈子已经控制和左右了中国文坛的生死动向，他们倡导的写作成为了刊物和出版社的热门货，成为政府奖、民间奖的得主。文坛其实成了一个腐败丛生的、无赖横行的、在温柔之乡醉生梦死的、与不义不仁和罪恶沆瀣一气的、最没有血性的、无所事事的另一个商场、官场和名利场。
作家不是圣人，不是圣者，只不过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语言比我们用得漂亮些，思维比我们发达一些罢了，写作是一种很普通的职业，他们不过是沾了文学的光，是文学照亮了他们，文学就像景观灯一样，在漆黑的夜晚，把他美好的部分突出了，美化了，把他的丑恶的部分隐去了，如此而已。
我刚开始是比较喜欢文学，爱看书。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在人的面前，不管是生人还是熟人，是家人还是家里来的亲戚，我都一概不爱答理，我的性格是从我父亲那儿遗传下来的，我父亲是个结巴，就是口吃的人，不善交际，家里交际的事全是我母亲，比如我弟妹就继承了我母亲的性格。这样因为我从小非常腼腆，别人说我像个女孩子，家里一来客我就躲到房里去了，吃饭时端个碗也到房里，或是屋外，边吃边看书。就是这样，我爱看书是为了打发家里来人的时光，是为了弥补我先天的性格缺陷。我的父亲可能认识几个字，他是裁缝，因为来人了要开做衣单，大约也就小学二三年级的文化，母亲则是文盲，家里根本没有书，书都是找人借的。因此我庆幸我出生在一个小镇而不是纯乡下，小镇上的人，有书的多，千奇百怪的人都有，同学之间总能借到书。还有一个供销社的收购门市部，经常收很多旧书，我们可以用破烂换。我们那个镇叫黄金口，虎渡河边一个热闹的码头。我前面说了，为什么那么多大作家都出生在小镇，真的是有原因的，小镇对文学的滋养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小镇是风俗的交汇地，信息也灵通，不像乡村那么封闭，南来北往的人也很复杂，一个少年对世界的好奇心很容易满足，令人眼花缭乱。但是这种信息啊人的来往啊又是在一个小的空间里，大多属传说，不像在大城市，说有什么事什么事，传得快，也多，但都是未经证实的。来了个什么外地人，也很快能知道，但同时是神秘的，你不知道这人来是干什么的，他与这个小镇的什么人有什么联系，瓜葛。各种奇怪的传闻有些是在纯粹的乡村绝对听不到的，还有茶馆，各种各样的说书人，打渔鼓唱道情的，玩龙灯划龙船的……比如我们那时就能知道许多稀奇古怪的事，说在东北冬天拉尿，拉出的尿立马就会变成棍子；拳击运动员首先要把鼻子里的骨头全部割掉；还说达赖喇嘛在北京拉的大小便都要运回西藏制成药丸让信徒吃的，等等。你年纪很小，足不出户，就知道这一些怪事儿，这对小镇的少年真的是一种刺激。小镇因为水路畅通，一些外地人到来，会有许多让我们兴奋的事，我在我的《小镇逝水录》里多有记载，可谓形形色色，他们的身世，他们为何来这里，都会有许多传闻。
书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小镇的生活和熏陶对我同样是重要的，非常重要。
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书，除了借，也偷。老话说偷书不为偷。文革时学校放假，我们就到学校去偷，办法是翻窗入室。所以，那时候，在初中时流行的和批判的小说我们都看了一遍，那时候也没有作业，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苦，唯一的就是看小说，好像我们小镇的孩子都喜欢看小说。当时能看到最好的书就是鲁迅的，我们镇书店隔三岔五就会进一本鲁迅的书，当时鲁迅的书不是一次出齐，这个月是到《彷徨》，过两个月来《呐喊》，再来什么《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又是什么《野草》、《两地书》、《而已集》、《且介亭杂文》、《且介杂文二集》、《中国小说史略》等等，因为时间间隔长，又不贵，一般一两毛钱，我都买，现在，我四十年前买的这套鲁迅书依然保存完好。也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真正有特点，语言能吸引我的只有鲁迅，其他如茅盾、巴金等的小说只有故事，而没有让我们在写作上可借鉴的东西和模仿的冲动。鲁迅的风格真的非常怪，非常的黑色幽默，非常的孤俏，有一点恶作剧，有一点偏执，有一点恶搞，有一点不近人情，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以后写日记写点不能发表的散文，基本上是模仿《野草》的，《野草》把人的孤独感写到极致了。当然还模仿他小说中的语言和行文风格。他的语言和行文风格适合青春期叛逆、孤傲的我，对年轻人，绝对是有吸引力的。
那时真正的写作几乎没有，谈恋爱，为打动女方写点故作伤感的文字，这也是鲁迅风格很擅长的。能写点东西的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很受人尊敬，就算是不写小说，也能迅速改变命运。我数次改变命运都是因为能写，还包括能画。1974年我18岁，去闸口电排工地推石头，上水利，因为能写，把我弄到工地指挥部政工组，第二年到公安县电厂搞外线工，因为能写，包括写标语，又弄到了政工组，而我当时不过是亦工亦农，坐了办公室，许多正式工还得在外爬电线杆。又因为我能写，这一年被派到县委工作队给一个副县长当秘书，驻队。1977年正式招工，所有人都上了船当了水手，又因为我能写，留在了岸上办公室。后来又因为我发表了一些诗歌，借调到公安县文化馆。
我是一个高考落榜生，在当时，我其实是不甘在县城工作的，想到外面去，像我的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这也是促使我拼命写作的动力。那时候的写作，根本就是跟风式的写作，很臭的写作，你说我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良心，为了责任，那纯粹是扯淡的鬼话。写作的理由其实是非常实际的，任何人都如此，每一个时期写作的理由也不同，但总的是没有那些么高尚，境界也达不到有人胡吹的那个层次。后来因写作漂亮老婆也得到了，工作问题也解决了，又考上了武大插班生，写作一步步改变了命运，终于去了省城，当然就想小说写得更好一点，名气更大一点，钱赚得更多一点。于是，和所有的写作者一样，去拼命地打通一些关节，挖空心思地修正写作策略，我也写过电视剧，写过流行小说，想写系列，有一个水手系列，有一个郎浦系列，怎么写都不火，后来干脆不写了，跟人去搞生意，赚钱，90年代中期，有一年还赚了10来万，后来还是想写小说，有点模仿他人的写作，追求短语、黑色幽默，写了大约10来篇，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那时我的写作是绝望的，那种绝望的情绪左右了我许多年，导致出现了幻听，耳边总听见有人唱歌，这种情形有两三年，竟不治而愈。真正治愈我的就是神农架，就是在神农架之后，回来我的许多身心疾病都好了。到神农架也不是为了去反映人民的苦难的，不是为了成为圣者的，因为当时我儿子考取了大学，人生有一种解放感，没了事，心情非常松弛，就想出去走走，这样就去了神农架。这一去，使我的写作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飞跃，竟然一篇比一篇响亮，几乎篇篇都在文坛引起了反响，什么奖都获得了，成了获奖专业户，连我自己都懵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什么狂喜，心如古井，非常平静，只是感觉过去我渴望的都得到了，人也牛逼了，有了点大腕的派头了，可以对人爱理不理了，可以发点小脾气了，可以很直率地批评人了，可以跟人谈文学了，也可以说什么灵魂啊，崇高啊，尊严啊这些过去不敢说的字眼了。
但是我要说，我对写作的认识依然是在世俗层面的，内心感到谈不上什么神性。我想得到的就是希望受人尊敬，给自己那个普通的家庭带来一些荣誉，生活带来一些改观。自己做一个有身份的人，不再是那种背景非常复杂，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做过，什么单位都呆过，船古佬、电工、农民、编辑、乡下人、生意人、二道贩子、给人配制药酒的假郎中，还有各种不良的习气，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社会闲杂人员，流窜犯，因为我们也不上班，也没人管，又不修边幅，弄得不好，就是一个游四五荡的街头混混——游四五荡是我们荆州话，就是甩袖子玩的油子哥儿。
作家的不良习气是很多的，一般都容易激动，感情用事，不计后果，所以历次政治运动作家首当其冲挨整，是有道理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一般人都不喜欢作家，真的是很令人讨厌的人，都是举止古怪，性情偏执的人，约一半的人有精神病征兆。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因为写作而导致的精神紊乱，比如我，我今天在这里说，多年前我就吃过抗抑郁的药，吃的虽然不多。这样如果你不写出一点东西来，写出一点让人佩服的作品，会让人讨厌死的。
寻求尊重，就必须在作品中显示自己，追求一种比较高尚的、宽厚的人格，比较注重以诚相待，以真诚的力量去打动读者。这样，逼着你的人格完善，不断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向崇高的、高尚的东西靠拢，让自己的精神乃至那个虚幻的灵魂平静下来，得到一种慰抚，一种休息，这倒是写作的功劳。就算是打扮吧，美化吧，他也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比较完美的，有学养的，有教养的，有道德的，甚至道德高尚的人，让自己有一些光辉。的确有一些作品看起来受人尊敬而人格人品低下甚至龌龊的作家，这些作家的人格是分裂的。并不是说你写了高尚的东西你就很高尚，文如其人有时候也并非如此。
另外在写作中迫使你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语言能力，思考一些别人来不及思考的东西，那你就走在了别人的前面。写作的确能使自己达到一种完善状态，并能为自己的形象产生很好的塑造作用。因为社会给了你荣誉，别人也尊敬你，你要想我可不可以再完善一下自己，这么多缺点可不可以改正一下？写作的确也能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常常能为自己努力的成效累积自信和本钱。写作是有光的事，是有面子的事。写作者他写作，就不可能去贩毒了，去盗墓了，也不可能去卖淫当妓女了。因为那是黑暗中的、阴暗角落的事，而文学是阳光下的事，充满光芒的，能把人镀亮的，有时就是为人镀金的。
我说过文学是有光的，我已年过五十，我今天回顾自己，我真的庆幸我爱上了写作。我这些年也常常回到我的那个小镇，因为没了房子，家人也搬走了，房子早拆掉了，故居之上成了别人的油菜地，我每次都是过年回去，过年回去总是看到那儿栽种着油菜。我看到那个小镇非常颓败，我家左右竟出现了一个陈年垃圾场和两个坟堆，荒凉不可名状，而当年那个小镇是非常热闹的。最让我吃惊的是，我见到的一些儿时的玩伴和当年的同学，那些做手艺的依然在做手艺，有的在修车、补胎、打铁、搬运，一个个都老了，表情呆滞麻木，小镇的生活是很容易让人衰老和迟钝的。这些人房子做大了，家里没有一本书。看着他们麻木的，没有朝气的神情，随便肮脏的穿着，真的很难想象我们曾经是相同的人。
我还看到另一类人，吊儿郎当的，抱着个茶杯，叼着烟，趿着破拖鞋，在街上乱蹿，这家坐坐，那家站站，典型的游手好闲的小镇人，老油子，老混蛋。我就想，如果我当年也不读书，也不努力走出去，我是不是现在的结局与他们一样呢？答案是肯定的。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影子。如果我不是踏上了文学的路，让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现在会像今天这样人模狗样地站在大学的讲台上，且还是家乡的大学讲台，会跟你们胡吹乱侃文学这么高雅的问题？我还不是在小镇上混吃混喝混阳寿的老油子，老混蛋，老不死的。想起来都害怕，背脊发寒。真的是文学照亮了我，为我镀了一层金子，让我今天成为了受人尊敬的长者。就是这么一个低贱的人，由蛹而蝶了，得道成仙了，身份变了，有了头衔了，与过去的生活完全不同了，吃起饭来还有可能坐在上席上。其实，这不过是高攀文学的结果。
让自己成为一个人，一个不要太过堕落的，不要太过颓废，太过早衰老的人，一个能受人尊敬的人，一个享有自己独立意志，心灵自由的人，这就是我写作的理由。
（本文节选载自“在长江大学的演讲——乡土和乡土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