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故乡公安县，把去武汉称为“下汉口”。汉口代表了武汉。说起某镇热闹，也说是“小汉口”。六十年代记得我母亲来武汉贩烟叶，给人说就是“下汉口”。汉口是武汉码头的代名词。武汉又在我们的下游，当时只有船来往武汉。于是繁华遥远的武汉因“下汉口”变得神圣而又神秘。仿佛下一趟汉口就是去往世界一个最美的地方，就是出国。一条波光粼粼的长江，该承载了我们少年时代的多少梦想。我到武汉是在我二十岁时，在水运公司出公差，坐一天一夜的船才到。去集稼嘴，集稼嘴（可能是现在的南岸嘴吧）到处堆着竹木，一派小镇景像，乱糟糟的。我住在一个街道旅社里，不挂蚊帐，却没有蚊子。三毛钱一个的回锅肉。上厕所是脸对脸的那种公共厕所，排队，很难堪。就是这种厕所，使我对武汉的良好印象彻底地破灭了。心想着可怜的武汉人，拉屎也不能尽兴！后来有了经验，学武汉人，蹲坑时手拿一张报纸，边看边干事，就看不到对面人排泄的表情了，也就遮挡了自己的羞处。我永远记得我在那个夏天看到的武汉奇景：太阳当空的中午，汉口的街道上冒着红闪闪的火光！这绝不是夸张，也不是“魔幻”，是确确实实的，我真看到过。那时候，以我一双乡下人童贞单纯的眼睛，是能看到这种景像的。冒着红闪闪火光的汉口街道，就是我对武汉最初也最强烈的印象。
后来我终于“下汉口”来武汉求学了，并且一“下”二十年，变成了武汉市民。我发现一来武汉我就爱上了这个城市，它充满着幻想和快乐。但我最疲倦的记忆是搬家。我一共搬过七次家。武汉作协的柳火生老弟为我全力组织过一次搬家，本来与他无关的事。他可是我在武汉遇到的第一个热心快肠的人；他现在在深圳，我想他。还有著名作家、诗人们如梁必文、田禾、徐鲁、高晓晖等都为我搬过家，那些笨重的乡下家具抬上抬下，也难为他们了。后来终于有了搬家公司，才结束了请朋友搬家的麻烦。
武汉给我和外地人的印象就是大，大得无理。外地朋友来了，只是一个劲夸武汉大，没哪个说她美的。但是这十年来，武汉一下子变得美起来了，我认识有香港和新加坡的朋友，他们说从武昌看汉口，极像香港。高楼大厦林立，园林绿化精美，交通也十分方便了。我过去从武昌到汉口上班，坐537路到钟家村，再坐24路起点站到花桥。上个班走遍了武汉三镇。过轮渡也可以，但更不方便。我下班回家便过轮渡，再坐14路起点站，那就是一场战争。人山人海，挤一趟车要掉两斤肉。每个坐公汽挤月票的人都几乎瘦骨伶仃，满面憔悴。我挤了七年月票，形销骨立，对武汉充满了愤怒；还因为乡下人慢吞吞惯了，动作笨拙，不如从小就挤月票的武汉人机灵，常常被车门夹得三青六紫。我看病的医院在二医，生病每天打针要挤几个小时的车；后来我住汉口，户口又在武昌，常背着几十斤米倒车。那时候，没煤气本，有个朋友给了我几张煤气票，在街道口的陶家岭，我灌一坛气要骑二十多里路。后来市文联给我们作家办了煤气证，这种苦刑才告终。现在，这一切烦恼都没有了，生活与环境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武大读书时，我的老师给我讲，六十年代他们做学生时，省歌舞剧团周围全是农田，一片蛙声，他们到晚上就去那儿逮蛤蟆改善伙食。我们的八十年代，武大老牌坊周边还是野地，绿树成阴，现在呢？老牌坊湮埋在高楼大厦之中了。何处听蛙声？城市当然得建设，当然得发展。这几年，要我说武汉称得上建设大手笔的，应是沌口开发区，其纵横大道，其园林设计，决不比任何城市差，不比任何国家差，让人惊叹！再过三五年，这一武汉新城区，应是武汉未来的骄傲。我还去了一些武汉新建设的大学校园，就包括二类、三类大学，几乎都是气概不凡，场面雄壮，悄悄地出现在武汉，并不比武大、华师环境逊色。这些学校也是未来武汉的新景。
武汉有天下第一楼黄鹤楼；武汉有世界最美的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有中国最美的江滩汉口江滩；武汉有全国最多的城市水面，有最大的城中湖东湖；一条长江横穿三镇，也是天下奇观。特别她是辛亥首义之城，具有强烈的“敢为天下先”的城市品格。但这种品格又是因人而生的。武汉人有着南人与北人的集中优点，在文化上又是巴、楚、越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地。但骨子里还是楚人的剽悍与浪漫，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创造欲。这种精神造就了她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这也影响了我们作家。文坛鄂军之所以纵横天下，也与一个城市的活力是紧密相联的。我所有的小说都写于武汉：珞珈山的学生宿舍、阅马场的文化厅平房宿舍、华中村省美院的老式木楼、三官殿的民房、新华下路小区、东亭小区、省作协大院……我当然爱武汉。要我说，我现在最想住的地方就是汉口，最好是民众乐园那块。那是最有武汉情调的地方。这是我真实的渴望，一点不虚。二十年前的武汉和今天的武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任何“下汉口”的人，都不会对她失望。倒是，她愈来愈美丽和健康的形象，会让我们依依难舍，缱绻万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