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哥伦比亚的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意大利的莫拉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的谢尔顿的几部长篇……比如说上述两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两部作品，一本写旧北京，一本写农村，都对我当时正在思考着的关于这个民族的昨天有过启迪。”
这段文字是我1995年早春和《小说评论》主编李星对话时写的。时间过去十年多了，《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竟然还记着，约我为她新辟的《重读经典》专栏《活动变人形》专集写篇短文，正为我回味一次难忘的阅读提供了机缘。想来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我在筹谋《白鹿原》写作伊始，一直关注我写作的西北大学教授蒙万夫老师不止一次提醒我：长篇小说是一个结构的艺术。他把结构得不好的小说类比为剔除了骨头的肉，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去是一摊子——撑立不起来。这使头一回写作长篇的我对于结构产生了慌恐，于是就选择了上述一批经典和名著来阅读。且不赘述这次阅读对我关于长篇小说结构的启示，只说我对两位中国作家作品阅读前后的变化。《活动变人形》和《古船》，既是朋友推荐给我读的，也是我意识里拟定的目标。这两部小说发表伊始，就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文学朋友聚会或见面议论的一个兴奋点，普遍认为是截止到当时80年代末最具标志性的两部长篇。我开始也是把它们当做当代中国文学的名著去读的，结果读完之后我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它们同时也应该是世界名著。这种意识产生的原因，在于我把它们和那几部在中国享有盛名和高评的世界名著集中在一起阅读，很自然地就有了参照和对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让我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成就引发起甚为踏实的自豪感。
单说《活动变人形》。我是侧重于从“结构”方面来阅读的。这是一部结构得最随意最自如的长篇小说。它的叙事流程呈开放型，既有现在时倪藻的欧洲足迹，又有倪吾诚等半个多世纪的生命折腾。我几乎看不出作家刻意结构的痕迹。这种随意自如的叙事，说它驾轻就熟、挥洒自如，似乎还不得写作操作意义上的要领。细细体察，主要在于作家把他笔下的人物以及人物生存的生活背景已嚼烂如泥烂熟于心，从生活体验进入一种生命体验的层面；已经不是通常写作的“随物婉转”，而是达到“于心徘徊”的自由状态了。常识告诉我，任何一种写作流派写作方法包括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都可以由作家的艺术兴趣作出选择，进而借鉴，进而创新，然而，最致命的“于心徘徊”的生命体验的层面和状态，上帝也帮不上忙，非得自己完成和抵达。有了这样的体会，我踏实下来，专注于自己已经酝酿着的白嘉轩们的心理结构。只有把这些人物的心理世界体验深入一层，才可能找到负载他们生命历程的一个合理结构。
王蒙笔下的倪吾诚，变幻着各种脸谱。用我们惯常的性格说解读不透。我看到一种心理结构被颠覆心理秩序被打乱的典型人物形态。这个人接受新的政治理念以及洋的生活理念，把原有的旧的理念所结构的平衡和稳定颠覆了，却无法实现和达到新的结构的平衡和稳定。这既有自身因素，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封堵和抵抗。他相对平衡和稳定的心理秩序都是短暂的，而失衡和紊乱乃至七零八落的结构却是绝对的伴其终生的。王蒙把握着这个人物和他周围有关系的人的心理脉相，而且总是切中短暂的平衡和遭遇颠覆时的脉相跌变，呈给读者的就是一个反复经历着心理折腾的痛苦的灵魂。这个倪吾诚和他身边的人物生活的大背景，和我正在酝酿的那一群原上的人物经历的生活时空和背景是同一历史时段的。一个是旧北京，一个是偏于一隅的关中乡村，在剪掉了脑袋后边那根猪尾巴之后所伤及的心理秩序的紊乱，都类同于鲁迅先生《风波》里被剪了辫子的那个慌惶不可终日的七斤的症状。
为了张燕玲女士的邀约，我又读了一遍《活动变人形》。我读得津津有味。我发觉这是一本可以随意打开阅读的小说。随便翻开到任何一页，就可以读下去，随之就可以进入人物，就可以感知到人物逼近眼前的生动和真切。前后情节的连贯不成为阅读障碍。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这是很少有的作品所能达到的阅读效果。我觉得倒不在于作家不倚重故事和情节，而是在于小说紧切着人物心理脉相所发生的独特的细节的新鲜和真实，一种无可置疑的真实。倪吾诚和他身边的几个人物连续不断地冲突时，每个人物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个动作一种语气一片脸色一句对白，不看人物名字就能辨出这是谁来，个性化也典型化了。阅读中丝毫感觉不到某个细节的游离或多余，这是我在现在的阅读中常常遇见的事。我觉得根本区别在于，作家是在写他的人物，还是在写他自己。
再一次阅读《活动变人形》，那本在中国一版再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觉间浮出。倪吾诚们生命中承受的，无论从重的或轻的意义而言，在我的感受里，远远超出也超越了那个捷克人。
2006.9.29于二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