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虽然紧接着春秋，人们习惯上也是“春秋战国”连称，但是两者实际上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
时至战国，周天子的一统天下不仅在事实上不存在了，而且各国表面上的尊重也没有了，完全进入了一个列国争雄、逐鹿中原的时期。这样的社会，就其状况而言似乎进入了失控的状态之中，没有哪个人，哪个社会集团，哪种制度能够驾驭这个社会，只能任其“自然”发展。实际就出现了得士者得天下，得实力者得实位，孟子所说的得道者得天下的道理变成了腐儒的酸论。各国纷纷变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使自己国家变得更加强大，甚至天下最强。为了争取更多的各种人才，各国诸侯尽施其能，尽使其法，网罗天下奇才异能之士。这期间，原有的等级秩序已经无法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就社会阶层而言，原来的以出身定地位身份的“礼制”已经崩溃，各种人都以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在社会上搏击，以此获得相应的地位与利益，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给士人带来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因此，这期间的士人总的来说处于一种流动状态，无论其所处地位还是其所处地点等等，都在变动不居的情形之中。
这期间的“名士”类型因诸子百家异彩纷呈而出现千姿百态。比较重要的有这样三家：儒家、道家和纵横家。
一、儒家的守道之士
儒家一直是显学。作为与西周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思想流派，与传统保持着一致，有相当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只是时至战国，社会状况本身似乎是与原来的秩序背道而驰，因此儒家那种以教化治理天下的“慢功夫”不合急于富国强兵的诸侯们的需要，成为在野之学。但是，儒家的势力实际上是不容忽视的。战国时期，儒家的显要们还是非常风光的，这比如丧家之犬的祖师爷孔子要吃香多了。儒家虽然也有分化，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守道”上，他们的思想理念未必被统治者所采纳，但是同样受到尊重。其代表人物如段干木等。
关于段干木的主要事迹，我们先看下面几段材料：
（魏）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史记·魏世家》）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吕氏春秋·下贤》）
段干木辞禄而处家，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其仆曰：“君何为轼？”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轼。”其仆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轼其闾，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干木虽以己易寡人不为，吾日悠悠惭于影，子何以轻之哉！”其后秦将起兵伐魏，司马庾谏曰：“段干木贤者，其君礼之，天下莫不知，诸侯莫不闻。举兵伐之，无乃妨于义乎？”（《淮南子·修务训》）
从上引材料，我们大体可以见出以段干木为代表的儒家守道之士的主要特征：其一，守道不仕。坚守自己信奉的“真理”，在这种思想还没有被统治者作为治国方略的情况下，决不为了利禄而改变自己的信仰，即使有高官厚禄作诱饵也不动心。这就是段干木所代表的孔子后代的风貌。以他的“声闻千里”，要求做个宰相也不会很困难，但是就是做了宰相也不能实现自己的“道”，那么物质财富是获得了，高贵的地位也有了，而身在其位只能行其职责，即按照君主的意图办事，牺牲了“道”来获取利禄，那不是早期儒家的本色，所以守道之士只能不仕。其二，修身养性。身处陋巷，不趋势利，自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不会有富足的物质生活的。他们在物质上的匮乏，与其精神上的富有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的精神富有，就是长期修养的结果。静守自己的心田，不慕外面花花世界的景致；固持自己的名节，不恋别人五彩的人生。将贫困作为磨炼意志与道行的佳石，把寂寞当做丰富精神的乐园，以淡泊当成升华品行的阶梯。他们就是这样使自己的性情超凡入圣。其三，谨言慎行。段干木他们，深知自己的道不为当世者所看重，统治者的尊敬也只是因为自己的名声对他们有用而已。因此，战国时代法家、阴阳家、农家、兵家、墨家等等都有大量变法治国的理论，并且在各国实施。但是儒家既然王道已经不合统治者的口味，他们自然也无须饶舌。虽然孟子曾周游天下，也曾有发“舍我其谁”的狂言，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具体的治理天下的措施与行动，只能退居著述。在社会上，发言没用，参政也没用，因此战国时期的儒者，除了后来思想变异比较大的荀子对治理天下有过较多论述外，其他的人很少再大发其言。其四，持节独行。战国多独行之士，其中各家似乎都有，而儒家不少。所谓“独行”就是自行其道，不管他人如何反应。他们大多对自己的节操保持着宗教一般的虔诚与固守，特别是社会主流思潮与之相悖，他们更加坚守自己的本土，不与外人交通，成为独来独往的人。在这里，显示出他们对自己人格与操守的自我认可，对其他“外道”的否定，自然对持外道之人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段干木他们的特征当然还可以在上述主要特征作进一步引申性论述，例如守道持节，必然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特征；修身养性，自然有鄙视世俗，超越流俗的品性；等等。这些特征，是具有儒家信仰者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在野的思想家所具有的品质。这些品质，在魏晋名士那里也有遗传。魏晋名士大都不慕荣利，独来独往，蔑视权贵，超尘弃俗。这些不正是先秦儒家的守道持节之士的风度吗？
二、道家的逍遥之士
战国之际，崇尚无为的道家也很著名。他们在举世汲汲于营利的社会大势中显得很特别，与充满战火、苦难、人欲的现状相比，他们的逍遥自在让人不易理解，但是这恰恰体现了道家的智慧。其代表人物有庄子等人。有关庄子的生平，《史记》有一段不长的传记：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秀，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我们结合其他地方的一些记述，基本上可以看出庄子人格的主要特征：其一，弃世离俗。庄子的人生基本采取与社会对立的态度。《汉书·叙传》言其“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不佳圣人之罔，不嗅骄君之饵，荡然肆志，谈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贵也。”胡适也说“庄子的哲学，总而言之，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因为他虽然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虽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处处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可见庄子虽然生活在人世间，但是他的生活态度是遗世独立的，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完全处在一个自我设计与自我活动的特别空间里面，与现实保持着警惕而决然的距离。其二，逍遥自在。庄子终身不仕，这里包含着他对社会，尤其是对官场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厌恶，体现了他对人生独特的感悟与理念。庄子的“牺牛”之喻，深刻而快然地表达了他对统治者笼络人才的丑恶阴险目的的充分认识，也表现了他追求彻底自由的决心与信念。不仕虽然等于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当然会使自己以及家人过着冻饿困苦的物质生活，但是自己的人身却完全解放完全自由了，也不会有被统治者随时送去“祭祀”的危险了。庄子特别追求的“逍遥游”的境界，就是精神和人格的独立，绝对的自由。其三，精神至上。庄子之所以选择终身不仕的处世方式，其根本在于他是一个精神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与精神生活相比，物质生活就变得无足挂齿。所以，他穿着褴褛，鞋不容趾都无所谓，只要心情愉快，精神独立就行。这种与世间人们决然相异的生活方式，让人看到庄子对人生抱着一种艺术的态度，审美的态度。当他看到河水中自由游弋的小鱼，他会觉得它自由快乐；他看到山上弯曲无用的大树，他也会觉得那树很幸福，因为没有任何用处而无人砍伐，可以享受自然的寿数……与他否定社会人生相反，庄子把自然艺术化了，审美化了，而自己就一直徜徉于这样的精神世界里，乐其终生。其四，自然纯真。庄子反对社会，其实就是因为人类的文明，一方面给人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出现许多文明的副产品：束缚人行为自由的秩序礼制、因与各种人交往而产生的虚伪与争斗、因争权夺利而必然出现的厮杀战火和阴谋算计……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庄子本能地觉察到了，以其艺术家的敏感感受到了，所以他对人们欣赏享受的世界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而向往着原始人类的本真，纯洁无瑕的天真。这种艺术化的人生，使庄子的智慧全部用到了文学创作之中，虽然是思想深刻的作品，但是洋溢着艺术的浪漫气息。当然，他对自己贫瘠的生活也充满着喜爱之情，视之为最丰富最美丽的生活。
所以，庄子的人生是快乐的，是审美的，他给自己确定的人格形象就是天地之间唯我独尊，唯我独行的模式，而这样的人格范型就是魏晋名士们在天下长久分裂、人命如草芥的时代灵魂栖居的最佳之所。
三、纵横家的游宦之士
战国多游宦之士。杨柳先生曰：“游士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游士，包括游侠与辩士；至狭义的游士，则仅指辩士而言者也。”“游士者，以辩论或其他方法实现其政治上主张的在野之知识分子也。”游士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不稳定性。他们的行为方式就是“游”，到处游说，直到得到他们认为地位、权力比较合乎自己的标准为止。他们的地位也是不固定的，今天可能身无分文，人们见之而唾弃，或许明天贵为人臣之极。他们的官宦地点也是不一定的，自己的祖国可能是他为官之处，其他国家也可能是他实现理想的地方。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不固定，如果他在一国不能使其君主相信他的主张，任命他以合适的官位，他就会到另一国去，并且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战国是一个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时代，各国君主都以自己的喜好招揽游士为己服务，天下之大为游士的选择君主创造了条件，因此君与臣在这个时候都有了很大的选择余地。凡是欲一展抱负，力取功名之士，那就去各国游走，找到符合自己性情的君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样的游士，其情形自然相当复杂，我们大体概括其主要特征如下：一、以荣华富贵为主要目的。游宦者大多身怀才技，周游列国，谋求施展才能之处，从而获得名位与利益。苏秦先拜师学艺，然后周游各地，以求得官位。但是他首次出游遭到失败，回家被家人鄙视。他又仔细寻找失败原因，探求说动君主之法，然后再次出游。先至周显王处，没有人相信他。再至秦国，对秦王献上“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史记》本传）的方略，但是恰好遇到他们刚杀掉商鞅，忌恨辩士，又没结果。后来在燕国和赵国等诸侯国得到了信任，成为合纵之长，胸挂六国之相印，荣耀无比。在衣锦还乡之时，得到了家乡人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家人特别的礼遇，此时他真正品尝到了荣华富贵的味道。二、以驰才骋能为主要表现。游士的成功本钱就是才能，他们周游之时唯一的依靠就是才能。要以自己的谋略计策撼动君主，使其信任，为其服务，并委以重任。所以游士们出发前就准备好了可以见到君主之法，可以得到君主肯定甚至倚仗的计谋与方法。例如苏秦在秦国，因为他们根本上讨厌苏秦这类人，因此他无计可施。但是在燕国，虽然起初国君很怠慢他，年余才见他，而一见他，他就牢牢抓住机会不放，终于成功。他们或者危言耸听，或者甜言蜜语，或者慷慨陈词，一般都能抓住对方的心理，又能客观地分析形势，针对对方的弱点进言献策。三、以能言善辩为主要方式。游宦之士自然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带兵打仗、出谋划策等等，但是以口舌之能为主。一部《战国策》非常生动地记述了策士们的巧舌如簧。他们的口才堪称一流，加之以知识与谋略，显得特别动听，特别有说服力。他们的口才可以改变君主已经决定的事情，如张仪使楚怀王改变联齐抗秦的国策。他们对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四、以灵活多变为主要手段。游士的最大特点就是变化，随机应变的能力特别强。他们没有一定的策略，以君主喜好为主，如商鞅先以王道说秦孝公，对方没有兴趣，他就改说霸道，秦孝公马上来劲了。苏秦也是如此，先欲说秦王以连横，没有成功就改说六国君主以合纵之策。他们不为某一个固定的国家与国君服务，只要给予荣华富贵就行。他们没有既定的政治目标，只要君主爱好就行。所以，游宦之士在儒家与道家看来都是一些品德低下，追求铜臭的世俗小人，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丢弃父母妻子儿女，可以鼓动敌国来灭亡自己的祖国。但是他们周游列国、叱咤风云的风仪，他们翻江倒海、翻云覆雨的口才，都令后代名士向往其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