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涛（205-283）字巨源，河内怀人，父曜，官宛句令。山涛也早孤，居家贫困，但很有才识器量。在“竹林七贤”中，他门第不高，艺才不显，却位至三公。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而在特重门第的魏晋尤其显眼。显然，如果山涛没有“过人”之处，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山涛的人格形象模糊，时见其重形叠影，城府深邃，令人难窥其底。当时人就有“其深不可测”（《世说新语·识鉴》）的感叹，稍后也有人说他“淳深渊默，人莫见其际”。（《世说新语·赏誉》）但是山涛的人格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多面性、复合性、现实性，更耐人寻味。他具有一些儒家的品性，如有时显得正直、守礼，但时人又觉得他玄学气息很重，这样的矛盾组合可以举出不少：
高洁与鄙俗并现。高洁与鄙俗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自然它们很难同时出现于某一个人的行为中。但山涛一生恰恰是两者共存并现。言其高洁，一生为官，廉洁自守，身为三公仅有十间旧屋，“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禄赐俸秩，散之亲故。”（《晋书》本传）连司马昭、司马炎也深知其俭，经常为此额外颁赐，以济其用。但也是这山涛，正始年间，曹马相争，他就“隐身不交世务”，（同上）而至双方胜负已定，他就立即去找手握大权的司马师，拉亲戚关系，在其急于用人之际要官做。明知嵇康为人及政治态度，却推荐他继任自己的吏部郎。身居选曹，却时时仰司马氏鼻息而举荐人才，亦为卑俗。
守雌与坚毅共见。老子崇尚守雌之道，讲究谦退之术，和光同尘，与世俯仰。孔子崇尚持道之节，守道坚毅与果敢，鄙视乡愿。这两者本相排斥，而山涛却共持之。他早年即怀非凡识度与实才，但并无张扬干进之举，年至四十方才出仕且不久投传而去，与躁进之徒显异。时兴谈论，其玄学之才不浅，但史上并未见其驰骋谈场的记录，王衍即言“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世说新语·赏誉》）可见其思想观念及行为与守雌之道相契。他混迹于官场几十年，并多以谦退获誉免祸。然而他行为中确也有坚毅果敢的表现。他主选曹，阻贾充，断非望，即使遭人讥刺也不稍改，似勇毅。司马炎时期，不仅敢于讽谏，且多有违旨之举。山涛似有儒家人格风范矣。
自然与礼教同具。山涛显是礼教中人，一生谨言慎行，严守礼教。遭母丧，“年逾耳顺，居丧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晋书》本传）其孝节不让“二十四孝”。位高望重而年老多病，皇帝破例照顾，他都要依礼而行。但他的行为又似乎出于本性自然。有所举荐辄被任用，群议纷纷，他处之泰然。皇帝诏命，他常辞以老病，且常躺倒不干。最有代表性的是其饮酒，他酒量极大，至八斗方醉，但从未逾量，即使晋帝邀饮，暗中添加，他却能“极本量而止”（《晋书》本传）。循礼似本性自然，任性又出人意料。
还有正直与奸邪并行、虚伪与信义俱有……
山涛的人格不仅在于其正负两极的同存，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组合方式特别。首先是无主次。一个具体人的人格一般可分为主导性与辅助性的两部分，两者可相近，也可相反，但因比重差异较大，倾向性比较明显，如刚肠疾恶，视死如归著名，也有沾染世俗气的《家诫》（嵇康）。山涛人格的两极无明显倾斜倾向，如一生勤于政事，同时和光同尘一生；不时谄媚权臣，时亦主持正义。这些表现比重相近，主次不显，倾向不明。第二是无先后。一个人的人格在萌生、成型、完善的发展过程中，或先善后恶，或先非后是都不难理解。但如山涛善恶并行是非共现表现为共时性的，则实为罕见。他四十岁前行迹难觅鸿爪，自四十岁出仕至终（79岁），人格自然也会有所变化，但已无本质性改变。就是说亦善亦恶似是似非是他一贯的人格表现，即使事迹好像有是非先后，如正始至嘉平年间的鸣高竹林与积极出仕，行为取向相反而实质心迹基本一致，人格基质稳定。第三，多两可。与前二者相联系，山涛的人格表现多有两可现象，让人可以说是，也可以说非。不仅在一生总体上，就是在具体个别表现中，他多有两可。如他先任职曹氏，后主动向司马氏求仕，颜延之等斥其失节，也有人为之辩：他先已隐逸，再出仕就难定其失节。举荐嵇康、阮咸、嵇绍诸事，更难窥其隐秘，当然难论其是非。他早有位居三公之图，但一生谦退，从没有躁进之行，多有上表请退之举，其心于仕禄似亦在两可之间。山涛的人格是比较彻底的是非正负的同比组合式，而非或此或彼的单一式，或主此主彼的主次相合式，从而模糊了自己的人格形象。
人格元素的异质同构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或者因平衡功能不善而出现人格分裂，或者因协调能力不高而产生事与愿违的人格表现等等都是很常见的。但山涛从未出过失衡问题。显然山涛的人格模式及其表现具有相当稳定的内在统一性。如果比较深入地透视山涛的人格表现，我们就会发现在他的异质同构相融中，确有异于常人的人格理念，这些理念及其表现虽然并不怪异，但是认真实行起来并非易事，例如：
安全高于道德。依传统的观念，道德准则高于一切，因此有杀生取义的高操。安全虽为人的最基本需要，而将此作为行为的首要准则并非大多数传统士人的价值取向。有的人虽欲如此，但不是力不从心就是徘徊难定。孔融的悲剧多少有点“咎由自取”。嵇康亦有自我图存之念，但终遭杀戮，阮籍实在也没有真正保护好自己。这主要是他们的人格理想与价值观念不以保护自身安全作为最高准则。山涛一生人在“江湖”，却以自我保护为先。如他之隐逸与出仕即是显例。他正始五年（244）才为郡吏，但至正始八年（247）就辞职“隐身不交世务”，其因是司马懿归第高卧，他已察觉大风暴即将来临，应该“无事马蹄间邪！”（《晋书》本传）在政治斗争中，作无谓牺牲不值得，所以与嵇阮等鸣高竹林。嘉平四年（252）司马师掌权，正始名士已成历史，竹林名士已是有团体意味的士林所望，为执政注目。山涛就走出竹林，前去求官。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保护自己。此时，一连串的血腥屠杀刚过，他们的行为就相当敏感，若不及时表明态度，终生将被打上问号。从他以后一直被司马昭、炎父子深相倚重，可见其保护之策实为谋深而效远。
山涛还一生谨言慎行，力保自己的“名节”。他为官清廉，身居三公而身后仅“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官俸散给贫困亲友，而自己清贫至此，克己之谨是获时人高誉的原因。特别是袁毅贪浊，贿赂公卿，送丝百斤给山涛，他既“不欲异于时”而受，以免贪浊受贿之人构害，又不能牵涉进去，以污自己清誉，就“藏于阁上”（《晋书》本传）事后被检就付吏，以示无涉。名节保住了，时人又未能害，这种保生之才难有其匹。
从人格的理想性来说，“正负”两极中选正极自然会显得高大丰满，亮丽耀眼，但以这样的人格模式行事必定会与他人发生摩擦，最终危及自己。如崇尚高洁而排斥流俗，自会与世间众俗不谐，受陷害，遭排挤，理所当然，于仕途必然会危及地位乃至生命。山涛唯以保护自己为宗旨，因而所言所行就视情势而定，当直则直，当曲则曲，应清高处清高，应从俗处从俗，使自己在整个生存空间没有“敌人”，将各种人格品质显示在“当显”之际，正直者不能言其阿世，庸俗者不会嫌其清高。
把握行为时机。一种行为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做什么，而且常常决定于怎样做、何时做。混迹于官场的古代士人，一帆风顺，没有起落者，几千年中也寥若晨星。其因亦多有行为表现的时机不当，造成动机与效果不谐。山涛身处易代之际，又无名门望族的深根大树，一生能保持仕途鲜波实为不易。而这实赖于他的人格表现中的洞察时势，准确把握时机这一行事原则与技巧。这样的例子极多，如举荐阮咸。山涛主吏部，要选吏部郎，他得知贾充要举荐其死党陆亮，就及时地推荐阮咸。贾充为司马心腹，名声极坏，他若毫无阻遏之举，难逃士林清流訾议。若举荐朝廷信任，又能胜任者，又会得罪贾充。这时士林有誉，朝廷不重，行为难以胜任，“七贤”旧友阮咸成了最佳的推选对象。再如举荐嵇康代己吏部郎，更见其“高明”。前一年曹髦被弑，景元二年（261）他就力荐。他之举嵇康代己，时机之好难有其类。这是效忠司马氏的最好时机，因为这是司马氏极需收人望、稳政局的时刻。这也许是为嵇康利益考虑，因为此际正是他可以改善与司马氏关系的最好机会，若能有所善意表示，似可将随时即至的危险免除。当然，他还可得士林的好评：不忘旧友，举不失才……至于嵇康怎样回应，结果如何，对山涛本人已关系不大了。前面提到的辞职、入林、求官，都体现了他的“时机”意识之强及把握艺术之高，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应有什么样的人格表现，山涛一生几无失着。
由于山涛处处把握好行为的时机，他一生很少与生存环境发生摩擦，即使有时表面上与众相异，乃是他已识先机，众人自然难明其妙。
外泰内沉。所谓外泰，就是不管外界出现何种情状，哪怕大出意外的变故，都能漠然处之，若无其事。所谓内沉，就是自己内心的隐秘潜沉极深，从不外露，行事不管是否出于真心本意都无所标明。对于前者，山涛一生除主人的切辞厉行或有所动，旁人的反应他都淡然而对。他论阮咸时言“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赏誉》）实也写出他自己。他主选举，所举辄任，众人“以涛轻重任意”，颇有非议，然而他“行之自若”。（《晋书》本传）遭潘岳辈造谣攻击，他也毫不理会。山涛每次升迁都要上表数十次，苦表请退，导致遭弹劾而不为所动。他的万事若不经心，举止我行我素的平淡坚定，与魏晋期间名士的“雅量”极为相似，如夏侯玄的雷霆不能动其容，谢安的杀机四伏难撼其志。他的内沉，给人的印象极深，几得时人后人一致评价。张隐《名士传》：“涛居魏晋间，无所标明。”裴令公：“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新语·赏誉》）顾恺之《画赞》：“涛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人莫见其际。”这些评论，正体现了山涛虽有高才远识，但从无高谈阔论，更不以显识逞才以邀时誉。这种城府使得任何人都难见其底，即使给人带来杀身之祸，被害者也难明了山涛用心何在。与他的前辈公孙弘及同人阮籍与王戎等相比，山涛的行为似乎纯出于自然，功夫已炉火纯青。
他的外泰，使他的行为显示出一些自然色彩，似乎一切都出于本心；他的内沉，使他的本心蒙上了几层厚障，很少有人能穿过厚障识其机心，他的人格内蕴就少有人能明了。
他少年时就“有器量，介然不群。”（《晋书》本传）“七贤”中他是以识度著称的，对现实，对自身他都有冷静的认识，而少浪漫的想象，这是嵇阮共推的。这样的禀赋与识度，使他“每隐身自晦”，（同上）不求盛名疾进于士林，自然也不过早地被士人，被政治上敌对的双方所注意。所以，年近不惑仍然布衣，他不着急；刚做了几年小吏，扔掉不可惜；在逐步走向人臣之极的途中，他多的是求退，更没有追求声色享受和聚敛财富之举。他永远“知足”，在知足中不断进取，乃至三公。
山涛更是时势造就的。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社会思潮多元且巨变时期。年辈，尤其是出身及艺才使他不能预“正始名士”之流。他又是七贤中最长者。所以，他比何晏他们更多些道家观念，不求躁进；又比嵇阮多些儒家与老子意识，少庄子的浪漫精神与脱俗风致。他的谨于守礼，忠于职守，勤于政务，是七贤中他人所无的。他的淡于名利，处心世外，激赏王衍辈的超俗风韵，能与七贤相契，这是何晏辈所缺的。他正是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之间“进化”环节之间的人物。所以与七贤其他人既有共同特征，也有不少距离。
这个特征比较充分地体现在山涛的“识度”上，这是他区别“七贤”及时人的关键。他的识度是他选择人生态度和人格模式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也是理解他人格表现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山涛没有文集留世，我们看不到他对自己行为的详细诠释。幸好，有一句话，透出其中奥秘。嵇绍问行为的“出处”，他说“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世说新语·政事》）效法自然，依四时不同而发枝开花，结硕果，秋落叶，冬归根，此乃植物之四时之变也。就人而言，因客观现象的状况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情势变了，行为随之而变，切合社会之“四时”；所遇之人不同，或直或曲自然也应之而有，相和于人之“四时”。而魏晋之际，正是社会动荡，人魔共舞，情势瞬息万变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的山涛是多面多质且相差甚大的，其因即在于他面对的“时”时不同。所遇有多少类“时”，山涛就会有多少种人格表现方式。山涛的注意核心，即在于对“时”的观察、判断上，并依此表现出合适的行为来与之相谐。
比如对社会局势的判断。正始年间，曹马斗争大家都明白，但在司马懿表面失利的时刻，他敏感地意识到血腥较量开始了，置身事外是最妥的办法，而且此时与嵇阮把臂入林，成为著名的七贤，使他这个因家族与才情不足而默默无名者，进入名士之林，待何晏辈被杀，天下名士减半，他们就成为显赫的群体，成为统治者要竭力争取的对象，为步入上流社会准备了条件。山涛的行事与局势的契合无间，正是其识度所致。
再如对最高统治者隐心的洞察。食人之粟而不知主人之心可乎？中国古代士人普遍的女性化心态出于此，在仕途上的悲喜剧也大多由此。山涛对此更是有非凡的识度。对司马昭立攸还是立炎为太子之问，涛对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晋书》本传）而何曾等人则说：“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晋书·武帝本纪》）司马昭爱齐王攸，想弃长子炎。就此时地位说，也许何曾等更有力量，但从所答之语看，山涛所言击中司马昭要害。一以“礼”论，此乃司马昭治天下之招牌；一以国运论，此际天下尚未完全属司马氏。就是举嵇绍，亦完全从司马炎的心态出发的。当时天下已定，以屠刀得天下后，极需示人以仁恕宽裕。司马炎极称被司马昭杀害的许允，赏其子许奇之才，提升其官职，都体现了这一点。庸目不识，而山涛深识此心，大胆举荐，果得司马炎肯定。山涛对司马氏隐心的识度，使他举止言论合乎主人内心隐秘，有若符节。
又如对公众心理的把握。一位士人，主人的喜怒固然直接关系他的命运，但社会舆论也不可小视。它可以影响主子对你的评价及在心里的分量，间接影响命运。在甚重名声的古代，乡议士誉是不可忽略的。山涛显然把握得很好。他的求官，距司马懿死后一年，大规模屠杀后稍见短暂平静，士林不至于公认其投机，可以避嫌。特别是同是七贤中的阮籍早已先后任过司马懿、师父子的从事中郎，他已不是第一个，人们难责其恋禄取媚。他生活清贫，官俸散人，与西晋普遍的奢靡生活形成鲜明对照，与王戎的吝啬遗讥显然相别，颇得乡闾宿望自在情理中了。至于一再谦退请辞，不与人争权夺势，更是使他官场无敌，升迁却少人妒嫉，树大而不招风。山涛在当时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士人，较少否定性评价。最高统治者认为他“乡闾宿望”，始终信任不渝，委以重任。至于士林，清谈者认为他“暗与道合”，勤事者以为他“器重朝望”，嵇康托孤，嵇绍信咨，司马彪专作《赠山涛》，期其识拔，各类人均视之为同道。若山涛之时望，古今少有其比矣。众人不得“不服”。
由于山涛的理念是以“应物”为目标，以求现实的最大利益为宗旨的，因此他没有固定的为人准则，人格理念。与时俱进是他的行为准则，和光同尘是他的处世原则。山涛的人格模式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在他的时人那里获得了很大的认同率。
这种严重的人格异化现象主要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以“应时”为宗旨，以“无我”为归宿。由于山涛奉行的“天地四时”为转移的应时中心主义，自己的人格表现以面对的客观情形而定，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人格信念和理想模式，自然就没有了“自我”。与正人君子相处，俨然是正人君子，与奸邪小人相对，自现奸邪小人之相；面对主人，无疑是忠臣，面对子民，肯定是“父母”；与嵇阮把臂，竟然是七贤中人，与朝臣共堂，自然是庙堂高座。这个集人相、鬼相于一身，人间有多少相，需多少相他便有多少相的山涛，自然没有“自我”之相。这种全然失去“自我”的类型虽然特别，但却是古代接受传统思想，又不得不在仕途奔竞的士人或多或少都有的特征，也就是说，那种以外界需要为人格理念核心，以消融自我本真个性为人格表现特征的人格模式，正是古代士人人格异化的普遍现象。二是以保护自己为目的，以丧失自我为结果。从世俗眼光看，山涛位至人臣之极，一生褒誉相加，似乎恩荣无比，但从人格角度看，山涛应该是个悲剧。前已述及，山涛一生以保护自己为根本原则和目的，从外观看他似乎已完全达到了目的：生命从未遭遇险境，名誉与地位等已至可能的极限。但是名誉与地位是身外之物，不遗余力地去保护自然难言人之品格。地位不用说，就是真正的名誉也不是靠自己去保护所能持有。从事实看，山涛是获得了时人几乎一致的好评，但至东晋就有人对他的人格持否定评价，颜延之将他逐出七贤；后来更有不少人对山涛人格不以为然，甚至怒斥，如顾炎武、余嘉锡等等。他们言辞或有激烈色彩，但所言不为无理，因为山涛保持的只是人们庸俗之眼的名誉，难以言其“品格”。再说其生命，活到七十九岁高龄，不为不幸。但从儒家人格理想论之，他重生命于品格，与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格要求相悖，已失君子的根本精神。道家是以惜生著称的，但道家更重精神的自由、品格的清高，至于生命只求不人为地戕害夭折即可，根本不重精神外的躯壳。从传统人格精神看，山涛的人格已失去了文人应有的脊梁。如果从西方现代人格理论看，生命的安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仅以此需要为根本、为核心，与行尸走肉不远，人格无“格”。
山涛的人格对后代文人影响很深。以个人利益为核心，以窥伺主子意向为行为准则，与社会各色人等表面上都和睦相处，互不相扰，出言表态常常模棱两可，令人不知其底蕴等等，几乎是中国古代为官的金玉戒条。西晋的清谈派虽然与山涛表面情形不同，其实质也是相通的；那种和光同尘、没有节义的表现更是相同。如果说阮籍与司马氏周旋中偶有失节之举，那是情势不得已，山涛的失节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表现，而且还努力地制造假象迷惑时人，令人难窥其真相，这为后代的达官贵人的只顾自己名利，不顾名节廉耻，还要装成谦谦君子模样，做了一个榜样。
如果把嵇康、阮籍、山涛三人放在一起比较也是颇有趣味的。嵇康年岁最轻，性格最烈，虽然标榜以老子与庄周为师，理论思维上也确实借鉴道家不少，但是在行为准则上恐怕是三人中最具有儒家君子品格的人，因此最受历代文人尊崇；阮籍心存儒则，德崇儒范，但是行为最具道家色彩，甚至更多地有意显出反儒的激烈行为，欲保名节而功亏一篑，造成后代褒贬不一；山涛年岁最长，社会阅历最丰富，对社会的认识也最深刻，表面上儒家的特征最突出，而实际上最具道家的善于保身技巧，更加上真假难辨的表现和高深莫测的言论，成为最难为人所知的人物，引起后代截然相反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