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地重游》这篇散文摆在我面前。
它似乎太“平淡”了，几乎没有什么色彩。你能相信它出自一位旅法中国画家之手吗？“平淡”得（也可以说是朴素吧）简直会使追求绚丽、追求异彩纷呈的读者惊讶地发问：以色彩为手段的画家，在她动了真情写出的散文里，为什么居然吝惜她的文字色碟里的颜料？
文章真的平淡无奇吗？我却从中读到了“欲说还休”的隐衷，在无奇的文字背后我却发现了隐隐的“有奇”，在“平淡”的文字背后，涌动着牵扯人心的深沉的感情。于是我作了一番探求，才发现了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的一个不幸的家庭和那个家庭里几个有亮色的人物。
先说文中提到的“父亲”：朱锡侯。
他的知名度很“低”。但据材料反映：当今世界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斯托姆瓦萨（Fe’lixStrumwasser），这位美国加州科技学院科学家，获得国际大奖的“关于神经细胞生物节律的研究”，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朱锡侯教授为了回国而中断了的研究课题，甚至Fe’lixStrumwasser博士获得成功，也是应用了朱教授的实验及研究方法。朱教授是浙江绍兴人，生于吉林，十四岁入吉林市毓文中学。楚图南、尚钺都曾在这个学校担任过教师。朱教授在这儿上学时，担任过学生自治会主席，而金日成（当时名金成柱）就曾在这里担任过学生会外交股的工作。一九三○年朱锡侯到北平考入了中法大学附属高中，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就读于中法大学哲学系。朱光潜、沈尹默是他的老师，在这儿他结识了贾芝、覃子豪、李治华等志趣相投的同学。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原本小康的家庭破产了，朱教授靠勤工俭学读完大学，以优异成绩于一九三七年和钱三强、李治华等十多位同志一起，作为由庚子赔款支持的一批公派留学生去法国留学。
到法国后，他入里昂大学攻读心理学及神经生理学，老师是当代负有盛名的神经生理学家嘉尔多（H.Cardof）教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又入巴黎大学研读第二个博士学位，这时的导师是法兰西学院教授兼巴黎大学心理学院院长，世界上著名的生理心理学家亨利·皮隆（H.Pieron）和著名美学家苏里欧（Et.Souriau）教授。这时他就在巴黎开始了有关的学术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入侵，朱锡侯和法国人民一道参加了保卫巴黎的巷战。就在这时他还和钱三强等人组织起抗日救国歌咏团，声援国内的抗日战争。
二战结束，一九四五年朱锡侯虽然在法国生理及心理学界已有相当知名度，但他还是毅然中断了前面提到的研究课题，辞谢了Rennes大学的聘请，经过种种周折回到了祖国，在昆明才找到他失散多年的妻子，在那儿安了家，受聘担任云南大学医学院和文法学院的生理学、美学教授。在这时他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困苦条件下，开始了白手起家的艰辛创业。以知识分子的一片赤忱，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作着自己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他满腔热情，积极地投身于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当时在北京召开的新中国生理学会及心理学会，朱锡侯为筹备会成员之一，他还担任了云南地区中国生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的负责工作并主持云南广播电台的空中大学、巴甫洛夫学院以及抗美援朝期间反细菌战卫生人员的培养等工作。朱教授白手起家，到一九五六年昆明医学院独立建院时，生理教研组已发展到二十八人，使之成为当时昆明医学院教学、科研、师资培训三丰收的先进集体。他的忙碌和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中国科学院将他的名字列入国际学术交流各个科学领域的专家名单之中，他本来可以经常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
然而就是这位忠诚于人民的专家、教授，一九五五年那次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风暴也把他给卷进去了。虽然他青年时代也是个诗人，但他早已打消了搞文学的念头，转而从事于自然科学，几乎整天进出实验室和神经细胞打交道了。从文学争论演变成的冤案，怎么会碰上他呢？这是因为他和贾植芳、梅志有过“关系”，其实所谓关系就是由于朱教授是贾植芳少年时的好友，十多年后有一次在贾家餐桌上见过胡风爱人梅志一面，仅此而已。
然而即使如此，仍然被卷进去了！
这次虽未被定为“胡风分子”，但终归在劫难逃：逃过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休想逃得过一九五八年，眼看快到年底，仍旧被补划为“右派”！
打入“另册”。撤职、降级、降薪，而教学，科研，实验三方面任务，仍与在“正册”时无异。上班工作原就繁重，下班仍需完成另册人员每日必干的打扫厕所、拉粪车、喂养实验用的动物等勤杂工作，晚上还得在煤油灯下（因低标准期间没有电灯）编教材、写思想检查。
政治帽子是沉重的，繁琐工作是沉重的，灵魂和肉体负重如牛，而他依然默默耕耘。可是他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编写的教材却都无权署上自己的名字！他翻译过法国作家都德的散文，一直到五十年后（一九九四年）才得与其他人合集出版，他的笔名朱梵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知名度和他对人民的贡献是不相称的。）这还是幸运的，他的其他译稿及科研成果命运更惨，不毀于抗日烽火者，即被洗劫于“文革”十年。他的女儿朱新天写的这篇《故地重游》，即使把“朱锡侯”三字写出又能有几人知道他是何许人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案得到了改正。为了挽回“文革”中失去的岁月，朱教授以六十六岁的老龄到杭州大学担任生理心理学教授，这门课在当时是一门新学科，由于多年来心理学在国内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中断，所以此时国内重新起步，与国际上的这门学科有很大差距，当他单独肩负此重任时，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现在他已八十二岁，生活上得到改善，退休后每月仍享受政府津贴。
长期以来，他默默无声地跋涉，默默无声地耕耘。
和他默默相守的他的夫人范小梵女士，在那个身不由己的历史时期，也同样默默地忍受不白之冤。她在抗战时期为了抗日救亡做过中学教师、新闻记者，失过业，挨过饿，就因为不愿做亡国奴，流浪的足迹差不多遍及半个中国。由于她在江西上饶广播电台当过半年普通话广播员，这就成了灾难的根源。其实当时的上饶是国共合作抗战时的第三战区所在地，上饶广播电台以宣传抗战为己任。解放后，政治运动中，诬陷者把“上饶”和“上饶集中营等同起来，“上饶广播电台广播员”，便演变成“上饶集中营的广播员”，又演变成“上饶集中营女特务”，甚至她从未到过四川却离奇地逐步被演变为“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的女特务，杀害江姐、许云峰的刽子手”，一直被作为内控对象，长期得不到正式的工作。在那人人自危的历史时期，又有谁吃了豹子胆敢于接受这样的人去他们单位工作。这种状况一直过了几十年，到她六十五岁了，才由昆明医学院出了一纸“结论”，原来她只是有“一般政历问题。”有“一般政历问题”的人，在中国又何止千万？而她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她可贵的年华。不难想见，在这之前，这么一个不幸的家庭，是怎样度过那可悲的悠悠岁月的啊！
不仅如此，这位善良的母亲，就是在被目为“女特务”的漫长岁月中，为自己的亲人默默地献出自己“卑微”的劳动，从而相应地也为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做了不少庄严的工作，却从未得到分文报酬四十年来从未享受过一天理应得到的劳保待遇。比如：朱教授在杭州大学开设生理心理学这门课程，她就当了两年义务助教，协助他重建了这一专业学科。为祖国作奉献是应该的，但这是怎样的一种奉献啊！——戴着“荆冠”之后的奉献应该说是更加可贵更加庄严的！
朱教授很感谢他夫人患难与共的情谊，因为他们长期相濡以沫，才得使这个家庭像一叶小舟，战胜险风恶浪。朱教授八十寿辰时写了一首《书怀》诗，坦率地道出了教授对夫人的感激之情：
良辰堪慰也堪伤，逆水行舟寿偏长。
若非同室分忧患，此身已在荒草乡。
这里该谈到《故地重游》一文的作者，他们的女儿朱新天了。她在“文革”期间还只不过是一个十四岁的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不得不因为出身于这么一个“不光彩”的家庭而在学校里遭到毒打，以致被打成腰椎压缩性骨折，几乎致残。一九六九年底，随全家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到扬州郊区下放劳动。就是这么一位从苦难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强者，从照相馆的徒工开始了她的生活道路。后来又从事绘画、摄影工作，经过顽强的奋斗，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她的个人画展一九八一年在北京举行。一九八六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她离别双亲远涉重洋，赴法国进巴黎国立装饰艺术学院进修，在摄影、绘画、室内装饰与高级服装设计方面进行研究考察。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她在巴黎第八大学进行比较美术研究，获硕士学位。一九八九年起，他担任印度孟买“印度文化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同时转入巴黎第四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些年来，因为工作关系，她到过西欧、阿拉伯、印度等地；她已在巴黎、柏林、汉堡、日内瓦、纽伦堡以及印度孟买等许多国家的数十个城市举行过个人画展。现在她是法国艺术家协会会员、国际妇女文化协会会员。作为欧洲华人学会的会员，近年来在每届学术年会上她都有论文发表，并于一九九一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欧洲华人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她被选为该会理事。就在这次会议上，她发表了《试论现代派绘画思潮与中国传统绘画理论的共性》的学术论文……
幸福来到之后，有的人一切都将归于遗忘。然而这位画家在事业有成之后，要带着她“苦命”的父亲，在走过漫长的坎坷道路之后，在异国的土地上去寻找他少年时代的故居，去寻找他的青春的足迹。
恍如隔世，当不为过。
从朱新天的这篇《故地重游》，引起了我去了解这位重游巴黎的“父亲”的愿望。范小梵女士给我的信中详述了他们一家的遭遇之后，她感慨地提出一个问题：“你看，这不是一部小说吗？”
我说：“不，这不是小说。”小说可以离奇，可以荒诞，但那里面有虚构的成分，甚至完全是虚构。而这里，容不得半点虚构。这是历史，真实的、严肃的历史！虽然生存状态的荒诞，生活情境的离奇，但这决不是小说。
在荒唐的年代里，大多数家庭不幸的经历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又各有各的不幸。
好在噩梦醒来又是清晨，我祝福他们！祝福所有跨过灾难，生活在幸福中的家庭！
1995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