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承认：“艺术上表现人要表现人的个性，描写他们的个人生活”，也承认人的社会政治的社会活动之外还有“私生活”，但他把它说得太绝对了。“纯粹”属于私人范围的生活有吗？如果真有纯而又纯与社会政治生活刀切豆腐两面光，各不相关的私生活的话，那么“任何个人生活，身边琐事的描写，都是无价值的，无意义的”。——这不是废话了吗？
这应该是常识了：如果把一部作品中的某一个片断摘出来，那这一片断就是“纯粹”写的“私生活”，但放到整部作品中它又无不与社会、政治生活相关联。我手边正好有一本集子，那里面有一篇题目极美的散文，名曰：《月色淡淡》。但里面却写到了人因饥饿难忍偷吃了生麦子“拉稀”的情节，这当然是写“低标准、瓜菜代”的年代。“拉稀”是使人恶心的，登不得大雅之堂的，真正“卑俗化”的“私人生活”的部分。阿垅在他那篇经周扬评审过而未能刊出的为自己辩诬的文章里也不同意“把大小便那样麦卑俗化与的东西都得写进”作品中去。但这种“卑俗化”的“拉稀”，谁能说一点都不与社会、政治生活相关联呢？谁能说写出它“都是无价值、无意义的”呢？
当然，我这里绝不是，阿垅也从来没有强调过作家深入“私生活”，拒绝作家深入别的什么生活。我和阿垅同样强调“如果那是不能深入和写出生活内容的本质之点的，即使在一般生活中也不一定非件件要写，事事可写的，反之，如果那是能够深入和写出生活内容底本质来，就是麦私生活与，也不一定写不得”。
周扬给阿垅的信中对“私生活”的解释：“所谓私生活，照一般的了解，即是指一个人在政治的社会的活动以外，纯粹属于私人范围的生活。”我上面已经提到，纯粹属于个人的私生活是不存在的。查一查《现代汉语词典》，“私生活”词条其释意为：“个人生活（主要指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品质、作风）。”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个人的生活，日常都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品质、作风自然要在社会关系的交往中，各种纠葛中表现出来。人既然不能活在真空里，那么人的“私生活”又如何能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呢？
周扬给阿垅的信上说：“你花了许多篇幅辨明描写私生活的必要，这对于当前的创作有什么好处呢？”他又同时下了断语，说什么离开了政治的社会活动，“任何个人生活、身边琐事的描写，都是无价值的、无意义的”。这很使人惊讶：周扬对“私生活”的理解连一个词典的词条释义的作者的水平也达不到吗？他是读到了阿垅“替自己辩护”（周扬信中语）的未刊稿的，阿垅确以很多篇幅阐述了自己对“私生活”的理解。现抄录一段如下：
所谓“私生活”，我底理解，首先就是和“政治生活”等等统一的。这并不等于说，一切都没有矛盾了。或者“私生活”的字样，嫌它有碍观瞻的话，那也可以改作“日常风貌”的。这种日常风貌，在一个革命者，是和他底斗争行动不可分的，而且正有着“生动的品质”。否则，怎么叫做“一切生动的品质”的“一切”？又怎样从“神化”摆脱出来？当然，这种日常风貌，是指能够表现战斗的人底本质的特征（即品质），以及和周围生活相关联的；并非要把大小便那样“卑俗化”的东西一律都得写进去。如果照史笃同志底论点说，首先一切革命人物就成为二重人格的人物；其次，“私生活”也就仅仅是“政治生活”底对立物了；这是错误的。（引自阿垅未刊稿14～15页）紧接着阿垅用六七百字引用了高尔基的回忆录《忆列宁》中不少描写列宁日常风貌，也就是“私生活”的情节，指出“描写日常生活风貌；身深入私生活’；这里才有屏一切’，这里才有那种屏有，才有这个屏尊严有，而和革命人物以至屏政治生活有！”（着重点是原有的）
五十多年来，人们已经从银幕上、荧屏上、画报上和书刊上，见到、读到不少中国和外国的革命领导人在日常风貌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美好品质，证明并不如史笃耸人听闻的理论，说什么一写到“私生活”就把革命领袖人物“卑俗化”了。
五、马恩书评中是怎样介绍两个“特务”的
首先要说明的是题目里的“特务”二字，是史笃诬陷阿垅和一九五五年反胡风的“三批材料”的批注中所使用并一再强调的用语。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间谍”或“密探”之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的相关译文及除史笃以外的有关译文可以证实。很显然，史笃为了整人，利用了中国人民刚刚从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对“特务”深怀仇恨的语境，给被整者以政治压力；后来“三批材料”注文的作者又沿用史笃的用语，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煽动对“胡风分子”的愤慨，不惜歪曲马恩原意，蓄意制造的。其实“间谍”与“特务”是不可等同的。前者主要承担秘密窃取、刺探、搜集情报的任务；后者除了上述任务外，还进行暗杀、投毒、纵火、爆炸等。
先看《1884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一书作者律西安·德拉奥德。他曾是十九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喧声报》的撰稿人。德拉奥德一八三九年是新四季社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新四季社是个秘密的革命组织，骨干是工人，成员也有大学生。成员的思想观点倾向于革命的巴贝夫主义并受德萨米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还曾经是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机关报《改革报》的编辑。一八四七年一月至一八四八年一月，恩格斯在《改革报》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就在这同时，德拉奥德又是警察局局长德累赛尔雇用的间谍。二月革命前夕，德拉奥德逐渐为秘密组织抛弃，二月革命后谢努揭露了他。
再看谢努，他是《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一书的作者。他的资格挺老，有不凡的革命经历。马恩在这篇书评中介绍说：“他是个老密谋家，从1832年起参加过所有的武装起义，在警察中间是人尽皆知的。他被征召入伍后不久便开了小差，尽管他不止一次地参加过密谋活动和a839年的武装起义，但是他在巴黎一直没有被发觉。a844年他回到他的团里，令人奇怪的是，虽然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人人皆知，但是师长还是使他免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不仅如此，他在团里服役期限未满竟能回到巴黎。1847年他受到燃烧弹密谋案的牵连，在要逮捕他的时候逃掉了，虽然他被incontumaciam[缺席]判处了4年徒刑，但他仍然住在巴黎。只是在他的同谋者控告他勾结警察以后，他才迁往荷兰，1848年2月21日又从那里返回巴黎。二月革命后，他当了科西迪耶尔的警备队队长。不久科西迪耶尔就怀疑他跟马拉斯特的特种警察有关系（怀疑肯定是有根据的），于是没费多大周折就把他打发到比利时去了，后来又打发到德国。（中略）关于我们这位作者的性格和他所应得的信任我们所能说的就是这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3a8页）所以马恩在书评开头时所说的“老密谋家”、“和警察局的关系也十分暧昧”者就是指谢努，严格说按照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说法，马恩还只说他是“特嫌”。我在本文中也沿用史笃的说法，也称他为“特务”，但向读者说明马恩在书评中的定性。我以为评论一百多年前的古人，即使是敌人，也应取严肃谨慎的态度。
史笃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把他们视作“老牌阴谋家”是错误的。基于真实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把这译为“密谋家”是正确的。要知道“阴谋家”在中文里是泛指专门搞阴谋诡计以暗伤好人之意，而密谋家则是有特殊含义的专门名词。马恩也就是在这篇书评里，详细阐释了“密谋”这一在十九世纪流行的革命行为的历史进程，以及参加“密谋组织”的密谋家的种类和他们与警察的关系，从而理清其中一些人为何会堕落成间谍的途径。
马恩说：“拉丁语系各民族对密谋的向往以及密谋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现代历史中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20年代初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密谋失败后，里昂，特别是巴黎就成了革命团体的中心。大家都知道，1830年以前领导反对复辟的密谋活动是自由资产者。七月革命之后，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替了他们；在复辟时期已经学会秘密活动的无产阶级，随着共和派资产者毫无结果的巷战以后惶恐地退出密谋家组织而跃居前列。”——这里简述了资产阶级密谋家组织在法国活动的历史，当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刚登上历史舞台时，他们也是以密谋作为主要革命手段的，自然也就有了这类组织。“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用来组织1839年武装起义的四季社已经成为纯无产阶级的组织；在它失败后组织起来的新四季社也是这样。新四季社的首领是阿尔伯，谢努、德拉奥德、科西迪耶尔等也参加这个组织。”这很明白，书的作者和科西迪耶尔都是这个无产阶级密谋家组织的成员。
马恩在这一长篇书评中，详细地叙述了密谋组织的历史发展，不是没有必要的。我以为像史笃这类动辄视“密谋家”为“阴谋家”的人，请把密藏在保险柜里从不示人，怕被人盗用的马恩著作取出来瞧瞧，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阐释他们的。
马恩在这篇书评里还详细叙述了密谋家组织的发展史，“是他们筑起了第一批街垒，进行了指挥，是他们组织了抵抗，组织了攻打武器铺的战斗和征用私人武器与弹药的工作（中略）。总之，他们是起义的指挥官”。——他们能被蔑称为“阴谋家”吗？
那么这些“最敢拼命的革命分子”中为什么有些人又堕落成了“间谍”呢？马恩为此所作的具体分析可以让后来者对照历史的镜子，认识革命进程在历史上给了我们以什么样的教训。
根据马恩的具体分析，我们知道，在二月革命中这类密谋家指的还是无产阶级密谋家，其行动纲领，“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其指导思想“他们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进行理论性质更多的教育”。“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而从组织上来说：由于“密谋家组织内部充满漫无边际的怀疑，这种怀疑完全蒙蔽了它们的成员，使他们把好人看成是密探，而把真正的密探看成是最可靠的人”。由于密谋组织内部的互相猜疑，互不信任，人心涣散，打击了不该打击的，放纵了不该放纵的，从一八四八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始，以至到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各国，密谋组织的形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许多可悲的阴影仍旧长久没有消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阿垅的诬陷本身，不正清晰地折射出这种阴影的存在吗？不经过几十年以至近百多年的实践，不经过一次次悲剧的重演，人们大致是很难理解马恩探讨这两本“特务”的著作的必要性。
是的，这两本书的作者是“政治上干卑鄙勾当的最下流人物”，在“我们面前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卑贱”，他们著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表白自己而写作”，但他们到底是以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的身份从反面来“现身说法”的。在这同时，我们不也正可以从他们的经历里听到了那个时代——《共产党宣言》刚刚在法国出版，我们中国人正匍匐在地向道光皇帝山呼万岁的时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沉重的足音吗？艰难的革命不正是在摸索前进，如此一步一步向前挪步的吗？
不需要对二月革命作繁琐的纯历史的叙述，我们就可以知道二月革命当时的阶级关系是极端复杂的，斗争的表面现象与事件的内在本质有着不可讳言的隐蔽性。在两年之后的一八五○年三月，二月革命失败之后已一年多，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的“序言”中提到，马克思深知法国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在探讨德拉奥德和谢努的这两本书的同时，也就是1850年1月至11月期间马克思写的《1848年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开头就说：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佘，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位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脫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是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发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注⑤】（文中的着重号是原有的。——罗飞注）
从二月革命的失败中不以摆脱掉在二月革命前没有摆脱掉的一些人物（当然包括像德拉奥德和谢努这样的人物），还有幻想、观念和方案，马恩在这篇“探讨”这两个“特务”的著作的书评末尾这样写道：
我们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这两本书是在3月10日选举前夕为进行竞选而写的。它们影响如何，选举结果红色党人获得辉煌的胜利便足以证明。
这里提到的“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是指法国举行的立法议会议员的补选，以替补被开除的山岳党人。“红色党人”这里不是指共产党，而是由社会党与民主党联合后的于1849年2月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他们是工人的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党，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也不是一回事。马恩在这里表示了由衷的高兴，认为“获得辉煌的胜利”，马克思说：“3月10日是一个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的是铺路石。”“铺路石”者，即意味着跟在后面的将是“武装起义”。（当时巴黎起义者经常利用铺路石构筑街垒）可见马恩为这两本“特务”书花了这么多篇幅向读者“推荐”（我认为就是“推荐”），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前文中我已经指出史笃是在“偷换论题”之后对阿垅作出的诬陷。现在有马恩的书评全文在，即使“偷换论题”也诬陷不了阿垅。请读者自己去判断：究竟谁在“歪曲”？谁在“伪造”？又是谁在干“罪恶”勾当？
2005年秋，上海
【注释：
①请参阅于凤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7⑤⑤1年1月版，88～93页。
②参阅刘慧义译：《文学与艺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集），48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5月北京再版本。
③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313～314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④日利·布拉斯，是法国著名作家阿·勒·勒萨日的著名小说《圣蒂利扬的日利·布拉斯的冒险故事》一书主人公。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393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