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已经散去，炮声已经遥远……
这是我一九九一年写的《灼人的目光》一诗的开头两句。是的，我们已经在周围的硝烟散去了的和平环境中生活好久了，但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这个地球上仍有炮声，炮声并未断响；还天天有不少无辜者在流血、在死亡……也有很多人想远远离开那炮声，于是一批一批不幸者开始流亡。——不过，那炮声毕竟离我们远了！远了！遥远了！
从感觉上来说，抗日战争炮声的沉寂下来似乎只是一忽，然而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我们曾经胜利过。但这个胜利的获得又是何等不易啊！而这场人类的浩劫，对世界上的每个经历过的人都不是容易忘却的。对中国人，特别是从苦难中奋斗过来的人，更是惊心动魄，刻骨铭心。以我而言，战争开始年龄尚小，初涉人世即身陷于炮声和炸弹声中，常见到的是鲜血和死尸，刀光剑影，以及外国入侵者的残酷和疯狂。用一句我“小传”中的话说：在我“记忆的筛孔上至今还是枪声、逃难、恐怖和饥饿”，应该承认这就是我的童年。
经历过狂风暴雨，回望过去，多少人、多少事，现在都湮没于茫茫烟雾中，独有他，时时在我面前的烟霭中凸然出现。
我这里所说的他，就是——阿垅。
他为神圣的抗日战争流过血，面对反侵略战争的战史，他无愧。
他为抗日战争作过写真，献出过激情的颂歌和悲壮的画卷，面对抗战文学史，他无愧。
当解放战争期间，我和这位神交已久的熟悉的陌生人初次相见时，我感到“他脸上那块在淞沪抗战中留下的伤疤极为显眼”。“也许是伤疤使他脸上多了几条纹路，他笑意特浓。阿垅个子不高，但他的精神状态却使我感到他很魁梧”（引自我的《真的就是真的……》一文）。
外国入侵者在他的面庞上留下的伤疤，他是引为自豪的。这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
十月二十三日【注①】
啊，
我再生的日子——
十字架是这样流血的，
荆棘的皇冠
是这样流血的，
人之子
于是复活了啊！——
复活了啊！
从母亲
从天、地间的大的爱
从母亲体现的大的爱我第一次诞生了，
沐着血，吐出第一声悍厉的
男孩子的啼声。
从敌人
从生、死间的大的战斗，
从一团风暴那样猛烈的
灾蝗那样厚密的
那日本法西斯主义底火和铁，
我
第二次诞生了，
沐着血，我和世界再见
我是一个浑身上下红尽了的人！
当有血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
一个兵是没有一滴眼泪的
一滴朝露那样小小的也没有啊，
流血的人不是流泪的人
……【注②】
“沐着血，吐出第一声悍厉的男孩子的啼声”他降生在苦难的然而正在觉醒的中国，当时正是一九○七年，他面前展开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一九二五年他十八岁，由长辈送他进了杭州一家绸布店学徒。过了两年左右，绸布店倒闭，阿垅尝受了失业的苦味。两三年后，他单身到了上海，考入上海工业专科学校。这期间发生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帝国主义野兽在我们的国土上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地制造事端，中国人生活在屈辱之中，残酷的现实，使他萌生了从军报国的意向。从专科学校毕业以后，他考入“中央军校”。如耿庸在《<第一击>重版后记》中说到的：“阿垅后来深刻地把握了爱国主义的人民的规定性的政治内涵，较之别人更有力和无情地批判自己那时政治上的贫匮和从而引致的这一回迷误。但是生活的辩证法当时也在这个忠诚于以真而善和美的诗的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学员身上显示了它的真理的力量。事实上，正是在这个国民党用以培养它所需要的武装奴才的学校当学员的过程中，阿垅以亲身的经历获得对于现代北奥吉亚斯牛圈对的中国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深切的认识。”“军校既以它自己的邪恶教给阿垅重新寻求别样的人生道路，同时也就驱使他转回到他追求过的文学。”大约在1935年上海出的大型刊物《文学》上，他以S.M的笔名发表新诗。
一九三七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在上海打响以后，阿垅作为一名少尉排长处在闸北前线，参加了战争。后来他写下了好几篇报告文学，其中三篇编成集子名为《第一击》，最初由胡风编在《七月文丛》里出版过（1947年海燕书店），一九八五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作为《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又重印过一次。
在《我写<闸北打了起来>》里，阿垅说：“自己能够参加第一期抗战，真是最大的幸福，并且，我从这里向日本帝国主义发出去的子弹，是我底第一粒子弹，我在闸北所流的血，是我的第一滴染红祖国土地的血，而且我在闸北的七十日，从二十六年（1937）八月十二日到十月二十三日，可以说是从八一三开始的，在这里，有我底喜悦，也有我底愤怒……”
血洒沙场，他自豪，染红的是祖国的土地。在国民党当局面对敌人的凶焰而欲战不战所造成的恼人氛围中，他和士兵兄弟终于射出了带着自己双重意义的第一粒愤怒的子弹，喜悦是自然的。
“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当时前线也有随军记者在活动，但像阿垅这样深潜在生活的最底层，手持武器与士兵同生死共荣辱一起战斗的作家是极少的。当时作为《大晚报》特聘记者的曹聚仁只是贴近战争，只能在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的司令部里根据地图、战报和消息编写战地报道。这就与阿垅的报告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旁观者，一个是参与者。阿垅的作品没有虚饰，没有矫情，是反映淞沪抗战中第一线战斗者脉搏跳动的“心电图”。
经历过沐血的“再生”之后，阿垅带着喜悦的心情。经过当时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吴奚如同志的介绍，他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这个革命的熔炉。他写有《窑洞》一诗是歌颂延安的。全诗如下：
山上，
一列又一列的窑洞啊
一层又一层的窑洞啊
抬起头来
全都像摩天楼呢。
歌声
笑声
标语和漫画
学习，工作
人多得蜂一样，
而窑洞像蜂巢啊。
蜂是属于花之国的
人也属于花之国的，
蜂酿蜜
人也酿蜜更好吃。
夸耀什么鱼米之乡
“天府之国”呢，
讽刺什么穴居野处呢，
文化么
在这里。
他醉心于他向往已久的“圣地”。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就公开有文字上的表示：“我望着遥远的西北，我得准备一些路上吃用的，像一个要离开古庙到圣地去朝拜的和尚。”到达延安后他以旺烈的热情努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融入自己的“思维和感情”。即使在抗战中受伤的牙床又再次发炎化脓而发烧的时候，他仍不顾病情坚持参加一次野战演习，他以在实践中的奋不顾身的行动向前跃进，不幸却摔倒在杂长着蒺藜的野草地里，眼球被刺破了！组织上根据实际情况，让他到西安治疗眼伤和牙病。这一偶然事件：使他的延安生活在他一生中只是简短的“一度”，他的人生长途也由此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他在西安治愈眼伤与牙疾之后，由于交通被国民党严密封锁，他无法再回到延安。当然，封锁线只挡住了他的肉体，这之后他利用自己的条件，向党多次递送过有用的军事情报，就是因为他的心仍留在延安。
滯留西安期间，他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写了不少诗。同时还写了一本十多万字、以他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的有报告文学性质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征文中获奖的《南京》（这部稿子直到阿垅因胡风冤案牵连瘐死狱中二十年后的1987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改书名为《南京血祭》出版）。
这是一本描写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大溃退和揭露日本侵略军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的书。绿原为此书作序。他说：作者“把自己放在作为本书主人公的普通士兵中间，以浓墨重彩涂抹一些和他们一起经历的，冲锋或扼守、负伤或阵亡、退却或溃散等等酷烈场面，毕竟为这些坚决为维护民族尊严而战的无名英雄们留下了一幅幅可歌可泣的至今仍然令人悲愤的血祭图。”
书中众多的主人公大多数确是无名的，有名也是虚拟的居多，但也有的是真名实姓。仅举一例：《南京血祭》第七章，副标题为“——本章献给为自由解放事业战死的同学黄德美和同志巩克有、王洪钧。”这里的黄德美，就是福建籍的一位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炮兵连长，从爪哇南部海边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他最后在扼守金陵兵工厂的战役里与阵地共存亡。一九四一年夏天在重庆，阿垅还写过一首诗：《读信——给黄德美》，来纪念他的这位从侨居国归来的同学：
昨天
你只活在我底悼痛的心上啊
今天
你是活在人间了
和我们一样，
（中略）
你活在民族战争前面！
你真活着了
活在这六页信笺里
活在这热情的马来歌声里
活在为我这样熟悉的
O.D.Bee连写的签字里啊。
我相信你活着了
（我几时相信你死了呢）
你和我们一起活着了啊！
真正为祖国的存亡献命的战士是永生的，真正为祖国的存亡流过血的人也是永生的！
南京的大溃退及其后的大屠杀，在抗战史上是悲壮、酷烈的一页。当时要写它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因为这时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可以利用它鼓吹他们的抗战必败论。所以作者不得不在“后记”里开头第一句话就宣示：“本书不是为失败主义者写的。”紧接着他盛赞“持久战”理论的正确。
无论从军事的因素说，或者从经济的因素和政治的因素说，持久战，这一理论，已经金字塔一样建立了起来。它有历史的不朽，它有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引者）的伟大。失败主义者是残雾，而这一理论是日光，失败主义是望月而喘的牛，而这一理论则把握了客观的存在的必然性。
阿垅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是一九三九年十月，几乎是在他读到《论持久战》后不久，正由于从《论持久战》得到营养，他敢于挺身而出，以其亲身经历，亲身体验，用艺术手段来反击失败主义者。
他有着抗击一切强敌的勇气，同时他也有着在文学战线上和敌人决战的雄心。他义愤于当时日本作家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能够很快地写出字数颇多的《未死的兵》和《麦雨士兵、土雨士兵和花雨士兵》。他们都是随着侵略者踏上中国土地的“放一枪又写一笔”的敌人。阿垅为之惭愧，同时也为之愤怒。他说：“我不相信，们伟大的作品人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他于是拿起笔，写出了他的《南京血祭》。
一九四五——一九九五。
五十年，半个世纪过去了。
痛定思痛！我们曾被蹂躏过，被践踏过，被侮辱过，被屠杀过。现在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南京陷落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屠城的残酷，仅南京一地就杀害我们三十多万同胞！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血海里火海里过来的幸存者。我亲眼见到过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可以写出沦陷于铁蹄下的人民的痛苦，回忆那些可悲的岁月，然而我想起了阿垅的这段话：“在用血写作的人面前，用笔写作的人是渺小的，像花渺小于宇宙！在血写成的作品面前，墨水写成的作品是无光的，像流萤之于太阳！”于是我放弃了写点别的什么来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念头，以免亵渎这个神圣的日子；介绍这位似乎已经隐匿到时间的皱褶里去了的用血写作的诗人和他的用血写成的作品，应当比我用笔、用墨水写的东西将更为有益！因为炮声虽已遥远，但并未断响。凡是以血写成的作品，那里面众多不屈的英灵并不因时间过去了五十个春秋而停止呐喊；那里面千万颗愤怒的心依然在搏动。他们激励我们的民族屹立于这个炮声尚未绝响的世界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阿垅说：“流血的人不是流泪的人”！
另一位尚健在的诗人冀沆说：
我可以流血地倒下
不会流泪地跪下的
这就是中国不缺钙的诗人的声音。
1995年7月13日（“八一三”前一个月）银川
【注释：
①1937年10月23日阿垅在上海闸北抗日前线负伤。
②阿垅：《再生的日子》全诗见《白色花》，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