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刘文典受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之邀，为张母撰写墓志铭。当地士绅还玩出一个大忽悠：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心存畏惧，不肯前往。他们请刘文典去考察一番，作几篇游记，说明“瘴气”并非水土空气中含有毒质，只不过是疟蚊作祟罢了，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一来，消除了“瘴乡”之名，其他学者方肯前来，地方财源亦可得开发。刘文典没想那么多，他只图求一大笔酬金和十两上好的“云土”，也不向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打声招呼，就擅自旷教半年，这可是玩忽职守。当时，算上滞留香港未归的陈寅恪，联大中文系仅有教授七名，本已捉襟见肘，不敷所用，刘文典这样撅屁股走了，他撂下的挑子势必会加重其他人的负担。何况他图谋私财和烟土不告而行，名义不够堂正，校规亦遭践踏。于是闻一多征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支持和同意，以讥讽的言词（“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写信通知刘文典正式收回联大寄发给他的聘书，就这样兵不血刃，将这位名教授扫地出门。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等人曾为刘文典求情，力陈老先生从北平辗转南来，宁死不做汉奸，爱国之心不后于人。闻一多对刘文典鄙夷不屑，务为驱除，这样的说词只会火上添油，他怒形于色地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狂澜轰然已倒，刘文典纵然放低身架，答应雨季之后回校授课，下一学年增加课时以为弥补，也扭转不了既成事实。他走的最后一步棋是给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写信，为自己的旷教行为作出辩解：
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
过了将近两个月，梅贻琦才以短信回复，只是敷衍一番，并无半词挽留。万不得已，刘文典含垢忍辱，从此改换门庭，应熊庆来之邀，去云南大学文史系屈就教席。
刘文典为解聘一事曾与闻一多当面干过口水仗，还险些动手打起来。闻一多对此耿耿于怀，不依不饶。1944年7月10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三校的系主任讨论如何修改《部颁课目表》。闻一多借题发挥，不仅在会上痛骂刘文典劣迹斑斑，庆幸将他驱逐出联大，而且迁怒云南大学，斥责云大专收烂货，藏垢纳污，居然将刘文典视为奇珍而敬若神明。君子不为已甚，闻一多这样做就未免太过分了些。
有人说，刘文典丢掉西南联大好端端的教授，固然是闻一多强势发难所致，其自身的嗜好也起了相当大的负作用。刘文典是瘾君子。在北方时，他吸纸烟，已到烟不离嘴的程度，上课时，烟卷黏在唇边，丝毫不妨碍他传道授业解惑。他乘清华大学校车进城，一手持古书，二指挟香烟，聚精会神，烟屑随吸随长而不除。1931年，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辅仁大学学生）参加北平学生运动，因体质羸弱，连夜挨冻，沉疴不起，呕血数升而亡。祸不单行，刘文典的两个兄弟客死湘西，老母也在故乡物化。他到云南定居不久，新住宅又被炸成废墟。这一连串变故霜雪交加，尧都舜壤，更不知何时能够兴复，刘文典的意志日益消沉，与鸦片结下了难分难解的孽缘。教授的薪水不够支用，他就为当地的土司、军阀和官僚撰写碑文、墓志、寿序和贺表，丰厚的润笔费只为烟灯长燃。若非磨黑云土的诱惑使他流连忘返，他也不会丢掉西南联大的教职。
抗战期间，刘文典在昆明，他的妻子却在北京，道路隔绝，难以团聚。张充和接受《合肥四姊妹》的作者金安平采访时，有一段精彩的回忆：“师母不时寄钱给刘老师，命他把钱用于醇酒妇人，还说：‘无妻妾相随，何其不便！望善自排遣，及时作乐可也。’刘先生说，这是伉俪情深的表现。我相信他的说法。再说，他鸦片瘾极重，哪里还能纵情酒色？”看来，狂士之妻也不是寻常巾帼的胸量格局，这样体贴丈夫的妻子真是天下难寻。
抗战胜利后，南迁的名牌教授鲜有不收拾行囊欣然北归的，刘文典却高拱端坐，不肯挪窝，盖因昆明的天气和云南的烟土拖住了他的后腿，使他寸步难移。有促狭鬼为刘文典取了个“二云居士”的绰号，倒也贴切，“二云”指云南火腿和云南烟土，都是刘文典的恋物，他是万万舍不得撂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