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是继平型关大捷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是役，共歼日军1.2万余人，缴获步枪万余支，轻重机枪931挺，炮77门，战车40辆，大炮50门。中国军队也伤亡3万余人。台儿庄战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部署徐州会战准备了时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4月7日，蒋介石电全国军民祝贺台儿庄大捷，并拨款30万元犒赏台儿庄前线将士。
华中伪政权建立
军侵入中国上海、南京等东部地区后，相继在占领区内建立了20多个治安维持会。为统一这些形形色色的伪组织，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积极策划建立华中地区统一的伪组织。经多方筹备，1938年3月27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日军操纵与监督下于南京成立，成立大会在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大礼堂举行，典礼结束后仍返上海四川北路新亚饭店办公，因而被时人讥为饭店政府。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实行所谓民主立宪、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设立议政会议、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未成立）等机构。议政会议为最高议政机关，设常务委员3人，由梁鸿志、温宗尧、陈群担任。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外交、内政、财政、绥靖、教育、实业、交通7部；本属司法院之司法行政部因司法院未成立，暂由行政院兼管。行政院长梁鸿志，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外交部长陈篆，内政部长陈群，财政部长陈锦涛，绥靖部长任援道，教育部长陈则民，实业部长王子惠，交通部长梁鸿志兼，司法行政部长许修直、最高法院院长朱履和，最高法院检查署检察长钱谦。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温宗尧任院长，叶先圻任秘书长，潘承锷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陈子棠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杨景斌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张韬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黄士龙任治安委员会委员长。伪政府的实权操纵在日军最高顾问手中。伪政府及其各部的一些重大施政措施、人事变动，都必须有最高顾问的点头。为控制伪政府各个部门，日军派出了20余名顾问，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伪政府的政治目标是灭蒋反共。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对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的伪组织进行改组。5月23日，伪江苏省政府在苏州成立，陈则民任省长；6月22日，伪浙江省政府在杭州成立，汪端闽任省长；10月28日，伪安徽省政府在蚌埠成立，仉道娘任省长；10月14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傅宗耀任市长；1939年3月2口，伪南京特别市政府成立，任援道任市长。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8年3月28日发表声明，认为南京伪维新政府完全为日本傀儡，日本此举，显系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凡在日本军队占领地方发现任何伪政治组织，皆为日本侵犯中国主权及行政完整之暴行，其一切行为，对内对外，当然无效。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日本侵略者极想在占领区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因而积极策划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伪巾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合流。1938年4月3日，梁鸿志与任援道赴北平会见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并与王克敏会谈两伪政权合流事宜，但无结果。此后，两伪政权分别在东京设立办事处。王克敏也于5月份亲赴东京，与日本军政首脑商谈伪政权合流。由于日本军部矛盾重重，很难实现两个伪政权的真正合流，因而只得以分治合作的办法，成立一中介机关，作为统一的伪政权成立前的过渡机构。1938年7月15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决定尽快使伪临时及伪维新两政权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并使内蒙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逐渐吸收各种势力，使之成为真正的中央政府。联合委员会由伪临时、伪维新及蒙疆三方代表组成，采取简单的委员制，地点暂设北平；原先各政权所统辖之境界，仍维持现状；实行广泛的自治；交通、通讯、邮政、金融、海关、统税、盐税、文教及思想政策等共同事项，在联合委员会统制下，由地方政权负责。9月9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树立纲要》。当天，侵华日军召集北平伪临时政府与南京伪维新政府代表王克敏、朱深、温宗尧、王揖唐、梁鸿志、陈群在大连开会，筹商建立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具体办法。9月20日，王克敏、梁鸿志分别率领北、南两方要员，在北平举行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预备会议，通过并发表了联合委员会组织大纲、办事细则及成员名单。
22日，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成立典礼。至此，南北伪政权在日本特务机关主宰下实现合流。伪联合委员会由南北各3人组成，即北平王克敏、王揖唐、朱深，南京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由王克敏任主任委员，朱深、温宗尧任常任委员；下设事务部，由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为部长。由于日伪内部矛盾重重，伪联合委员会并未形成一个政权实体，而仅是一中介机构。根据伪联合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该机构主要协议有关交通、电信、邮务、金融、海关、统税、盐务、文教及思想等需要统制之事项。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宣布解散，其成员并入汪伪国民政府。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为检查抗战半年来的得失，确定以后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938年3月29日上午在武昌举行开幕典礼，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地代表、中央党部职员及各机关来宾500余人出席。林森主持开幕式，丁惟汾代表蒋介石宣读了开幕词，承认国民党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因此大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国民党自身的改进。为方便前方将领参加会议，下午8时，会场移于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内。在预备会议及第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孔祥熙、周恩来等17人被推为主席团成员。
为促进国民党制定正确的抗日政策、促进国民党改造朝积极方面发展，中共中央于3月1日和25日两次致电大会，提议：建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共同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仍保持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建立真正代表公意的全国民意机关；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民众运动领导机关，以动员和组织民众共同抗日。大会共开了四天，会议听取了汪精卫的政治报告、叶楚伧的党务报告、何应钦的军事报告、王宠惠的外交报告、孔祥熙的财政报告等。
会议最主要议案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该纲领制定了战时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各纲领共32条，成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总纲领。纲领提出"抗战建国"的总口号，并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总则规定，三民主义与总理遗教为抗战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中国国民党及蒋介石领导之下。外交方针，本独立自主精神，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军事方针，加强军队政治训练，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指导援助各地武装人民，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在敌后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政治方针，组织国民参政会，团结全国力量；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改善各级政治机构，增高行政效率；整饬纲纪，严惩贪官污吏。经济方针，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民众运动，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严行惩办汉奸。教育方针，推行战时教程，注重国民道德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抗战建国纲领》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对加强全国团结、推动抗战向前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但这一纲领又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的政治局限性。
会议决定改变国民党领导体制，实行总裁负责制。大会通过了《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等议案，修改国民党党章，在党章中加人"总裁"一章，规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党的最高权力；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以总裁为主席。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分任国民党总裁、副总裁。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决定党政大计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中政会、中常会改设党务委员会，保留政治委员会，但不再是最高决策机关，一切议案由总裁最后决定。与中央领导体制相适应，会议决定调整党政关系，地方党组织改变过去的委员制，省级采主任委员制，县级实行书记长制，区以下为书记制；提高训练委员会，由总裁兼任委员长，分组掌管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机关、公务人员及学校教职员思想训练事宜，中央以党统政，省及特别市采党政联席形态，县取融党于政形态。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集中全国优秀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会议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强抗战力量案》，决定为团结全国力量，集思广益，设立国民参政会。
会议闭幕。会议发表的宣言宣称："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建国之任务。"宣言强调，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为获得最后胜利，决不辞任何牺牲。要使抗战建国并行。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等议案，表达了国民党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抗战发展的积极态度。但这次大会确立的抗战路线，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存在着根本区别，被称之为片面抗战路线，从而基本决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策。总裁制的设立，虽透视着战争时代的色彩，却强化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西南联合大学建立
军攻陷南京后，即加紧向中国中部地区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1月19日决议迁往昆明。2月间，人滇就学学生820人填写了入滇志愿书。随后，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员工自2月中旬开始分两路人滇。一路主要由女生及身体较弱者组成，经粤汉路至广州，取道香港至越南海防，由滇越路人云南。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约240余人，其中包括闻一多、曾昭抡等著名学者，徒步经晃县、贵阳、盘县等地前往昆明。全团经68天长途跋涉，行程达1680公里，于4月28日胜利抵达昆明。旅行团在徒步旅行中，不仅进行了抗日宣传，而且了解了沿途人民的疾苦，还锻炼了自己的意志。
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开学。西南联合大学校址分设两处。理学院、工学院设于昆明，借昆华农校、昆华工校、昆华师范、昆华中学及拓东路迤西会馆、全蜀会馆、江西会馆上课，称为西南联大本校。文学院、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称为西南联大分校。但分校只办了一个学期即迁回昆明。
西南联合大学由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常务委员会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及主任秘书杨振声组成，以梅贻琦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处、训导处、建筑设计委员会、战区学生救济及寒苦学生贷金委员会、防空委员会、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文理法工一年级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西洋哲学翻译编辑委员会、校舍委员会、中日战争史料征辑委员会等。在本校和分校设校务委员会，由两院院长、教授代表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负责处理院务及有关事务。后校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主任秘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12人组成，以常务委员会主席为主席，审议学校预决算、学系的设废、学校各种规程、建筑及他项重要设备、校务改进事项等。各学院设院务委员会主持院务。各系系务由教授、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主持。1939年下半年，各系教授会主席改称系主任。
西南联合大学设有理、文、工、法商、师范学院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文学院院长为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先后为吴有训、叶企孙，法商学院院长先后为陈序经、周炳琳，工学院院长为施嘉炀，师范学院院长为黄子坚。在长沙临时大学院系基础上，作了一些增补和调整。西南联合大学大约有教师350人左右，其中教授、副教授约占一半，他们之中著名的有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潘光旦、张奚若、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等。全校学生约3000人左右，工学院、法商学院人数较多，他们当中有以后驰名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振道等。整个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先后毕业学生2000余人，其中从军旅者8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