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经多次修改之后，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决议接受宪法草案。1936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宪法草案，此即所谓的五五宪草。宪草全文共8章148条，与1934年10月立法院所通过的宪法草案相比，又有几处大的改动：首先，进一步削弱国民大会的权利。将国民大会每两年召集一次改为每三年由总统召集一次；将经1／4以上代表之同意得自行召集临时国民大会改为须经2／5以上代表之同意方可。其次，进一步加强总统的职权。将总统依法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中的"依法"二字删去；将总统任期4年改为任期6年；删去了军人非解职不得任总统的限制；确定司法院长、考试院长不须经立法院同意而直接由总统任命，并特别规定了总统有发布紧急命令之权。通过这一系列的修定，五五宪草赋予了总统以凌驾于一切国家机关之上的种种大权。除了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宣布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员等大权外，还有发布紧急命令之权，而所谓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则只有形式上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4种权利，既不能决定一切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又无权干预或监督这些方针的执行。故此，宪草在中央政权的组织形式上，实际上规定的是总统独裁制。宪草虽以专章规定了"人民之权利义务"，但所有关于"权利"、"自由"规定之后均写明"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字样。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可以随时抛出某种法律，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其所有关于人民"权利"、"自由"的规定实际成为国民党虚伪的许诺。
由上观之，1936年所颁的五五宪草，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图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制定出的宪草，体现的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意志。然而，就是这样的宪法，国民党也未真心予以实施。国统区广大民众的民主宪政运动，经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此起彼伏，而国民党政府每次的承诺到最后都化为泡影。
中国工农红军西征
5月，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征回师之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军队、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重申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疾声呼吁：国难当头，双方应停止内战，联合对外。但国民党对此不但不予采纳，反而在红军回师之后，一面继续增兵围攻陕甘革命根据地，一面继续调遣军队围堵还在长征的红二、四方面军，极力阻挠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5月18日决定：以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共15000余人，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即西征红军，向陕甘宁边区进军。5月19日和20日，西征红军分两路出发。红一军团为左路军，在代理军团长左权和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从延川地区出发，经蟠龙、安塞、吴旗向甘肃的环县、曲子、庆阳一线开进。6月初，进攻曲子镇的西征军消灭了马鸿宾三十五师一。五旅300多人，俘获旅长冶成章。随后，又在马岭、阜城歼灭了从固原前来增援的该师一。三旅一部。左路军旗开得胜之后，很快控制了从平凉到银川的南北大道，打开了西进的门户，为我军扩大苏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左路军出发的同时，由红十五军团组成的右路军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的率领下也从延川贾家坪一带出发，经蟠龙、安塞一线直插靖边，宁条梁守敌闻风而逃，红十五军团即于5月28日占领了这一西征要道。随后，红十五军团兵分左右两路西进，沿途多次击溃马鸿宾的骑兵，6月中旬进入宁夏，占领盐池后南下经惠安堡、韦州、预旺地区，攻占同心。与此同时，由聂鹤亭所率领的中路军也于6月中旬投入战斗，主要执行夺取安边、定边等地区的任务。由于中路军多与右路军一起行动，故一般统称西征红军为左右两路。
左右两路西征红军，从5月底开始，到7月中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消灭了马鸿宾、马鸿逵的一部分兵力，击溃了所有向红军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甘肃的曲子、环县、庆阳的部分地区，以及宁夏的砚池、预旺、固北等地。这样，沿陕甘宁边界，又开辟了纵横800余里的新苏区，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北至长城、西至予海、南临淳耀、东抵黄河的广大地区。
中旬以后，受到沉重打击的马鸿宾、马鸿逵部队不敢轻举妄动，同西路军处于对峙局面。西征红军便根据中央的指示，在新占领区域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和新区的各项巩固工作，先后在定边、盐池、环县、预旺、固北等地区建立起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随着各级党政机构的建立，各地的工会、农民会、青年团、妇女会、抗日赤卫军和游击队等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也相继建立起来。随后，西征红军又根据中共中央7月22日所颁布的《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进行土地改革，开展反奸反霸斗争，扫除封建势力，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对陕甘宁边区占很大比例的回民，西征红军严格执行中共的民族政策，建立各级回民自治政权，宣传抗日，组织回民游击队、回民救国军等。此外，根据中共中央6月20日所提出的把东北军争取到抗日战线上来的基本方针，西征红军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红军对东北军不主动出击，对向红军进攻的少数东北军，在给予有力打击之后，则通过各种方式，对广大官兵进行耐心的说服与教育，争取他们站到抗日的立场上来，使东北军和红军基本处于停战状态。
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打破敌人的封锁线，9月以后，西征红军对蒋介石的主力胡宗南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战役。在红二、四方面军长征部队到达甘肃南部的渭源、陇西地区时，西征红军根据中央命令进击甘兰公路，向红二、四方面军靠拢接应。10月2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攻克会宁。8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10日，红一军团二师在界石铺与红二方面军会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实现了胜利大会师。随后，红军三大主力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蒋介石立即派大批军队追击。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红军：要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南部敌军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其他部队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则积极采取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中央指示，西征红军于11月初歼灭了马鸿逵等部两个团，11月21日在环县山城堡重创胡宗南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红军的追击。至此，历时达半年之久的红军西征胜利结束。
文学界"两个口号"的论争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文艺界许多作家发出开展文艺救亡运动的呼声，提出了"革命战争的文学"、"革命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的革命战争文学"的口号。1934年10月周扬在《国防文学》一文中指出，"国防文学"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是"最需要"的。周扬在这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主张，但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
华北事变之后，严重的中华危机使文艺界对抗日救亡的文学运动更加关注。1935年12月周立波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呼吁"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并指出："中国的国防文学，是反帝反汉奸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识上的武器"，"凡中国人，只要不是万恶不赦的卖国卖民族的明中暗里的汉奸，只要不是甘心做亡国奴的豚犬，都是国防文学的营盘里面的战友"。此文发表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引起文艺界的关注，有支持的，亦有反对的。
茅盾1936年5月以"波"的笔名发表《需要一个中心点》一文，情绪激昂地指出，在这"非常时期社会所需的是"国防文学"。国防文学"是唤起民众对于国防注意的文学"，"是暴露敌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学"，"是排除一切自馁的屈服的汉奸理论的文学"，"是宣扬民众救国热情和英勇行为的文学"。周扬著文进一步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就是一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
正当一部分革命作家大力提倡国防文学的时候，鲁迅与刚从延安回来的冯雪峰商议，认为应纠正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于是在鲁、冯二人授意义，胡风于同年5月著文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胡风在文章中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所依据的是"动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同时"这个口号里面还含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因为在民族革命战争运动里面蕴藏有无限的英雄的奇迹和宏大的幻想"。
胡文发表之后，文艺界便开始了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国防文学"论者主要以《光明》、《文学》、《文学界》等刊物为阵地，先后发表了周扬、艾思奇、徐懋庸、周立波、黄俞、胡洛、丁菲等人的文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者，主要以《夜莺》、《现实文学》、《作家》等为阵地，发表了龙贡公、张天翼、聂绀弩、吴奚如、路丁等人的文章。双方的论争其实包含三个问题。一是对形势的分析，对于这一问题双方认识完全一致，即华北事变之后，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只有全国团结一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才有出路。二是新形势下，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在这一问题上，双方也基本上达成一致。即在新的形势下，要求文学创作把反映抗日和反汉奸的题材和主题。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不应排斥其他的题材和主题，但都应该从抗日救亡的角度来观察、分析和反映。三是在新形势下，全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家应该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救亡，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对此，双方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双方的分歧何在呢？主要有两点。其一，上述第二、第三两个问题的关系以及是否适用一个文学口号的认识，有些文艺作家是模糊不清的。两个口号都是对的，但自己提出一个口号，便要求全国文艺家在这个口号下团结起来，不许别人提别的口号，这便犯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与绝对化的毛病。其二，"国防文学"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更强调抗日文学的"全民族"的性质，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则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
正是由于论争双方的基本一致性，所以在论争过程中文艺界逐步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1936年7月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辩证地分析了两个文学口号的关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茅盾对鲁迅的意见极为推崇，认为"鲁迅先生现在这篇文章里的解释——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二口号之非对立的而为相辅的——对于’国防文学‘一口号之正确的认识（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正是适当其时"，廓清了人们"由于此二口号之纠纷所惹起的疑惑"。
经过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文艺界的认识逐步趋于统一。1936年10月1日，各个派别的作家代表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林语堂、陈望道、郭沫若、叶绍钧、鲁迅等21人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号召"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这篇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本所制造的一系列侵略华北事件，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北平青年爱国学生率先发起了"一二·九"爱国示威大游行，各地人民积极响应，全国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此推动之下，上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展开。
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28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对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给予热情赞扬和坚决支持，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以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要求集中全国一切兵力财力反抗日本的侵略，要求人民有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等项主张。《宣言》受到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各界人士的欢迎，直接推动了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2月21日，沈钧儒、史良、胡子婴、陈波儿等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教育、新闻、出版、电影、戏剧、法律各界知名人士300多人出席了会议。大会选举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王造时等35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了《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随后，大学教授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组织——国难教育社、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等相继成立。
为加强各救亡团体的团结和联合，1936年初，上海文化界、妇女界、大学一教授等救国会发起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这年1月28日，是上海"一二·九"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上海各方面救国会的代表在上海总商会礼堂举行纪念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推沈钧儒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都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一致呼吁共赴国难，抗日救亡。会后举行了约有2000多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这是上海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示威游行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妇女救国会和文化界救国会相继成立。为统一步调，更有成效地从事救国运动，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国18个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