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幼之时，书尚且是个稀罕物。滇南之地，偏远而又闭塞。
我生来是个野性的孩子。翻墙越壁，偷果摸鱼，无所不为。父亲是个庄稼人，虽极其严厉，却从不懂得说理。于是，很多时候，尽管我被打得体无完肤，却还是不明白该如何自省。
弟弟走丢那年，我才三岁。循着母亲的记忆，我拼凑出了那一串在夏日阳光里的画面。二十二年前的下午，在云南宣威的集市上，我领着蹒跚学步的弟弟去买新疆人的烤羊肉串。结果，我回来了，弟弟却丢了。
母亲和父亲发了疯地找了很久。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跑遍了，还是没能找到这个小我一岁的弟弟。
我一路哭哭啼啼地跟在母亲身后。父亲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弟弟呢？弟弟在哪儿丢的？每问一遍，都要朝我的身上抽一鞭子。
这一找，就是整整六年。六年后，父亲兴许是绝望了，便为我新添了一个弟弟。
三弟出世那天，我顶着大雪，捧着搪瓷饭盒去医院给母亲送鸡蛋。
三弟五岁时，母亲抱着他哭了。母亲说，三弟和二弟简直长得一模一样。
那时，我在离家不远的小学里念书。每次读到林清玄的《和时间赛跑》，我都会想起父亲的背影。那清瘦而又使人悲伤的背影，在夕阳沉沉坠去的黄昏狂飞而去，只为寻到爱儿的消息。
父亲把本属于二弟的那份爱，一并付给了三弟。母亲亦是如此。
只要和三弟发生争吵，挨打的肯定是我。孩子都是脆弱的。我不明白，为何三弟有新衣裳，我没有；为何三弟有新书包，我没有；为何三弟有新玩具，我没有……
同样是父母所生的孩子，为何差别就如此巨大？
我恨极了三弟。也因此，开始讨厌偏袒三弟的父亲母亲。
我成了极度厌学的坏孩子，把一切功课和成绩都抛诸脑后。
十四岁，躺在大树下乱翻从学校教室里偷来的书包，无意中结识了杰罗姆·大卫·塞林格。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成本的文学作品。虽然之前在课本上读过不少作品，但均是篇幅较短的散文或者随笔。
《麦田里的守望者》。我一面细致地读，一面呜呜地躺在松树林里啼哭。我不就是书中这个孤独而又不知所措的霍尔顿吗？
初二期末，我数学只考了17分，位列倒数。由于生性顽劣，长期旷课，最终，全校没有一个老师肯要我。
母亲散了家财，四处托人说情。她的卑微和焦虑，使我彻夜难眠。我想，也许她是爱我的，不然，性情刚烈的她，怎肯如此低声下气？
我被迫留级。开学那天，母亲怕我怯生，执意领着我去。那是一个薄雾袅袅的清晨。我被安排在一个靠窗的位置。
母亲离去之后，我忽然扭头看她。婆娑的视野中，她臃肿的后背，再一次使我想起朱自清的《背影》。就在她决定回头看我的一瞬间，我猛地侧回了身子。片刻后，当我再次扭头回望时，她已消失在白茫茫的雾气里。
命运似乎特别中意开玩笑。我还没来得及体悟父亲的心境，父亲就匆匆而去了。
那个阳光白花花的下午，我紧紧地抱着他，不知该说点什么。
周围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那是我父亲的鲜血，是赐予我生命和力量的鲜血。我就这么茫然地抱着他。他的生命正在爱儿的怀抱中一点点消失。
他的手凉了。母亲在屋里大喊，快掐住他的人中，快！快！我照做了。可事实上，尽管我使出全身气力仍然无济于事。
他就这么安静地在我的怀抱里去了。我再一次尝到了那种无可奈何的悲戚。就像当年，走遍大街小巷，还是找不到二弟一样。
父亲走后，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灰蒙蒙的时光里，我终于可以冷静而又理智地回想前事。
起初，三弟的右腿被车撞断，休学一年。而后，又再度跌碎左手手肘，休学半年。医生对母亲说，孩子太小，先后遭遇重创，施加麻醉过多，以后可能智力会有点问题，需要细心看管照料。
回想到这一幕，我不禁对自己的残忍觉得羞愧。在他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我很少去看他。记得有一次，我背着书包，静静地立在惨白的门口审视他，心里充满了快慰。似乎，所有的委屈，都在这一个画面中得到了补偿。
他见我来了，开心得不得了，把所有水果罐头和糕点都推给我，让我进去慢慢吃。而我，却落寞地转身离去。
他毕竟是我苦命的弟弟啊，我怎能如此？
也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在后来读到张爱玲的《弟弟》时，泪如雨下。
十七岁，因为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再度泪眼潸潸。记得书中有此一句：“儿子的一切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我终于明白，为何母亲会在抱起三弟的一瞬间，忽然失声恸哭；为何父亲会在拥有三弟之后，迫不及待地把一切疼爱都付给了他。因为他和无处可寻的二弟是如此相像。因为他同样是个命运多舛的孩子。
他们害怕，如果不多爱他一些，他兴许就会感受不到人世的温暖，继而失去生活的勇气。
再后来，读到路遥的《人生》，我更是明白了许多生存的艰辛和不得已的抉择。
我开始学着承担一个长子和一个大哥的责任。因为曾经走错了很多路，所以，现在才对任何真情都更加珍惜。
其实，一切迷茫的心都可以在书中寻到光明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