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充分地反映了原始人灵魂不灭的原始思维，即一种动物转化为另一种动物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在先秦诸子中则加以渲染和深化。例如庄子就曾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恕而非，真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息于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又《太平御览》引郭氏《图赞》云：“龙鱼一角……神圣攸乘，飞鹜九城，乘云上升”。
上述文献里的“颛顼死即复苏”、“蛇化为鱼”、“鲲化为鸟”、“乘云上升”等，其思想观念正是原始先民的灵魂不灭、人与动物和动物之间的转化，正是生物的生命得以延续的表现。而人与动物和动物间转化的媒体或媒介物，文献记载的主要是鱼和鸟两种，其史实在考古文化中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考古资料方面，除了在本节第二段所列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人鱼合体和各演化体图像外，天空中飞的鸟也是当时人们表达灵魂不灭和人与动物转化的媒介。例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出土的葫芦形彩陶瓶外壁正背两面所饰的人鱼鸟合体图像侧面饰一对头相向的鱼纹。其合体图像分两层，上一层为一人面，眯缝眼，鸟头鼻。画面的下一层仅绘出方形脸、鸟头鼻。村出土的一件葫芦形大腹彩陶瓶的外壁，则是用鸟头作鱼眼的鱼鸟合体图像，正是动物间互相转变的例证。
因此，由上两图不难看出，前者及其以上人鱼合体图像的用意是“寓人于鱼”。《大荒西经》云“颛顼死即复苏”，郭璞注引《淮南子·地形篇》“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袁珂译云：“据经文之意，鱼妇即颛顼之所化……得鱼之复合体而复苏，半体为人躯，半体已化为鱼”。这正是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人鱼转化和灵魂不灭观念的图像写实。后者的寓意，也当是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鱼）化为鸟”的图像反映。所以将这些图像与《山海经》相整合，阐释饕餮纹的含义，是史前人类“灵魂不灭”和动物互相转化观念影响下的产物，无疑是可信的。
（第五节）半坡类型的群体移动考察
在原始社会时期，渔猎或狩猎经济有着不可抗拒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因而食物的匮乏时常威胁着原始人类，与此同时加之氏族人口不断增长及生活需求的增加，从而促使了氏族的移动。而氏族的移动，是氏族社会得到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因此研究氏族的移动对于历史学、考古学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考古学上如何认识氏族社会氏族群体的移动呢？我们说其迹象就是一个类型的文化在不同的时空间出现或羼和。
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氏族群体的移动，在文化上的迹象则是它具有代表性的遗存的移动（如其中的彩陶鸟鱼组合图像）在距它母体文化中心关中很远的地区出现，而半坡类型的氏族群体向外移动的地区，据近年考古发现的地点，东西南北都有。其具体路线从半坡类型的彩陶鸟鱼组合图在不同时空的发现情况判断，东到河南中部；南至陕西南部及其以远的四川；西达甘肃、青海；北或东北已到晋南汾河流域及其以远。这里仅着重介绍东南两条移动路线：
由此可知，仰韶时代鸟、鱼是当时人们灵魂不灭观念和转化的媒介，自先秦以降一直还是秦汉时代人们的传统思想，并将鱼作为祭祀供品。例如安徽的一些汉墓中画像石上雕刻以鱼祭祀供品的图像，就是生者祈祷死者灵魂飞升的表现。又四川长宁七个洞汉墓画像上雕刻的鸟鱼合画像。究其含义，同样也是用鸟鱼形象表示生者祈祷死者灵魂升天的寓意。这些历史时期以鱼鸟作为人们灵魂不灭观念的图像，不必待言，正是仰韶时代以来同类观念的延续，都有助于证明饕餮原本的含义，确是缘于人类灵魂不灭观念而来。那么宋代吕大临在其《考古图》中描述“祭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像”，将饕餮命名为兽面，则是只知三代之形，而不知其源及流，以至于影响近千年，在今天是必须予以矫正的。
东线：在河南发现的鸟鱼组合图像的遗物，为上列，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仰韶文化后期鸟鱼石斧图（简报和一些研究者作鹳），年代为仰韶文化后期（公元前3500年前后）。其图像，由鸟和鱼的形态看，为一静态的鸟叼鱼。而与这一图像题材和构图大致相若的，是上列陕西宝鸡北首岭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的鸟啄鱼图像。二者在形态上稍有区别，即前者静态明显，鸟作直立的叼鱼状。而后者的鸟喙短而粗，极似凫（野鸭）。图像作鸭啄鱼形状，动态感极强。
此外，这两幅鸟鱼图，在时空、历史背景及文化态势上，都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在时间上，阎村鸟叼鱼图为仰韶文化后期；而北首岭鸟啄鱼图属仰韶文化早期。其次从空间上即文化的地理位置看，河南阎村在仰韶文化的东端；而关中宝鸡北首岭为仰韶文化西端的中心区。再次从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的情势看，北首岭半坡类型为仰韶文化的早期或兴旺期；而阎村类型已是仰韶文化衰落阶段。因此，这就提示了阎村类型鸟鱼文化题材，原本是起源于北首岭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早期的陕西关中。而后这一鸟鱼组合的文化题材随着关中地区半坡类型中的一支向东发展迁徙至河南中部阎村一带。这一事实确切地反映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移动和人口迁徙的人文内涵。
南线：仰韶半坡类型及其文化的人们共同体，向我国西部或西南部移动在考古学文化上的迹象，同样以宝鸡北首岭鸟鱼图像的线索为其发端。据台湾学者杨美莉女士分析，年代晚于北首岭的甘肃甘谷西坪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的彩陶瓶上的鱼纹（鲵——笔者按）体态接近。指出这一地区为东边半坡类型文化向西发展扩张的中转站。而后，进入历史时期后，其中的一支继续向南进入川北。川北广汉三星堆殷代文化遗址，其文化内涵也有一个崇拜或敬奉水鸟和鱼的氏族群体。证据是遗物金杖上压出的水鸟和射鱼的图像，见。二者题材相近就是文化移动传承的表现，换句话说，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或发展，是关中渭水流域这一鱼鸟氏族移入川北后建立起的蜀文化。这一解析是可取的，但其所论却有不足之处，即缺乏文献上的依据。对此，我在这里约略补之。
据上面所列举的，四川盆地殷代蜀文化的三幅同一鸟鱼组合题材图像，是史前关中地区渭水流域的原始氏族群体及其文化向南线川北拓展和迁徙的实物证据。这一事实在历史文献和考古学文化上都是有伍可证，有史可考的。
其史迹在《山海经》中可窥觅出其蛛丝马迹。即与《华阳国志》、《蜀王本纪》中的蜀王鱼凫和蚕丛的族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不妨先解说一下图像中鸟的性质或属性问题，前已说明半坡类型北首领的鸟鱼组合图像中的鸟其形体似凫。而凫，据《尔雅·释鸟》云：“舒凫鹜”，郭璞注说：“凫，野鸭也”。疏云：“野曰凫，家曰鸭”。此水鸟在《山海经》中凡四见，例如：
鹿台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雄鸡而人面，名凫徯……见则有兵。（《山海经·西次二经》）
畛水出焉……其中有鸟焉……其状如凫……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山海经·中次三经》）
经文中提到这一鸟凫（野鸭子），就指明这种水禽是上古人类的药用动物，人们吃了凫能增强精力，有助于生殖功能，多生育孩子，使其族人丁兴旺，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愿望。在古人看来，鸭是增强体质、繁殖人类极好的家禽良药。考之于民族学资料，四川成都平原的民俗民风，解放前大凡民间婚亲嫁娶，都有一只青头鸭作为聘礼聘物。这一习俗，大概就是古时凫在人们心目中是繁衍子孙的水禽良药而保留下来的遗孑。
基于这个缘故，所以凫——野鸭为上古先人所敬奉，并作为人们精神文化的表征。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市金沙殷代古蜀文化出土的金杖上鸟鱼组合图像，当是这一文化典故的物证。其说又考之于史，也是有所根据的。据《华阳国志》记载：蜀地的开拓之民，其先有蜀山氏之君开月氏之前，蜀人有蚕丛、鱼凫等诸氏族。他们的经济生活与渔猎密切相关。三星堆和金沙金杖上的鸟鱼组合图像，当是蜀王鱼凫名分的表征，史实和遗物是吻合的。而蜀王蚕丛名号之由来，据传其族史载为纵目人。其族在《山海经》里是有明确记载的。如《海内北经》云：“祙，其为物，人身黑首，从目”。文中的“祙”，按经文的意思，是一位黑黝黝人格化的神灵，他长着两只竖直而又凸出的眼（球）睛。这一形象与三星堆出土的多具青铜头像（原报告称为青铜面具），具有凸出眼睛相符合。而青铜人头像所反映的其族人的体质形态，与《海内北经》记载的以从目为特征的神灵“祙”非常相似，即前者是后者的（物）具象，而后者即为文中所谓的“祙”（人格化）神灵的文献记录或根据。
这种鸟鱼组合的文化图像所反映的社会习俗在蜀地至汉代还十分盛行，如上列长宁七个洞汉代崖墓第七号墓墓门的鸟鱼画像，那鸟啄鱼的动作与上述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纹饰鸟啄鱼的形态是何其相近。
所以从历史文化所给予的补证和历史时期相关的考古文化资料的相互整合，便诠释了上述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仰韶文化和其群体向西而南的迁徙和移动其史实就更为可信；如果单从考古文化不见人的叙述解说，它就是失落了的文明。而一旦增加了历史文献的内容，即把远古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及其共同体族群的移动或进而融合，便成为鲜活的历史事实，使人更为之可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