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在台湾的开发，最主要的是将精耕农业带入台湾，改变了原住民粗放的农业。汉人的开发过程中，水利建设总是一个重要项目。前面所说的彰化八堡圳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我的母校台湾大学附近的瑠公圳——今天台北市东区的一个水利系统，是另一个例子。乾隆年间，垦户郭锡瑠开发了今天台北东区的庞大水利系统，而且跨越新店溪，连接大坪林一带的水利系统，将山地的水源引到了台北平原。台北平原在郁永河访问台北时代还是个大湖。这个被称为康熙湖的湖泊，可能是地震造成的。基隆河、淡水河以北地区，地势卑下，湖水无法到达地势稍高的基隆河南面。因此，居民才必须开辟瑠公圳灌溉系统，将山地的水源引入台北盆地的东面，并将附近若干淤积的沼泽逐渐抽干，将积水导入河流。
瑠公圳和八堡圳这种灌溉系统，都是汉人知识分子将中国灌溉工程经验引入台湾，根据当地情况设计的庞大灌溉工程。另有一种系统，则是客家人发展出来的水利设计：山坡地和山坡台地的池塘。二三十年前，在桃园地带，我们还能看见许多大小池塘，分布在村庄附近，甚至在民宅的前面。这些池塘彼此以渠道相连，调节水流，储蓄积水，灌溉田地。
经过汉人屯垦者的这些努力，本来满地都是热带或亚热带植物的土地转化成熟田。一代又一代的汉人农夫，用长期累积的精耕细作经验，将台湾发展为一年多熟的稻米生产地。19世纪初以后，台湾生产的米粮，可以供给南到闽、粤两省，北到天津、北京的诸多地区。台北板桥林家（板桥林家
即林本源家族，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自台湾清治时期发迹于台北板桥。“林本源”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板桥林家的“商号”。）就曾经运送十几万石粮食，接济清末华北的粮荒。
除了稻米耕作以外，汉人也发展了蔗糖工业，驱牛拉磨，榨取蔗汁，制造食糖。在日本占领以前，台湾糖已经是东南亚著名的食料商品。汉人也在内山煎樟树片19世纪末，台湾横跨景美溪的木制引水管。清乾隆五年（1740）由郭锡瑠独资兴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完工，原名“金合川圳”，后为纪念郭锡瑠而改称“瑠公圳”。
炼取樟脑——又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商品。在化学香料合成以前，樟脑是重要的香料来源，台湾的樟脑曾经是世界的重要产品。汉人从福建、广东引入茶种，在台湾的山地普遍开发茶园，焙制茶叶，运销世界各处。今天台湾的“包种茶”，就是英、美的茶商向台湾预订茶叶，所谓“包种”即“预包、种植茶叶”的意思。包种茶以及台湾出产的乌龙，到今天还是世界名茶品种，只是今天台湾的产量，已经不能和印度的茶产量相抗衡。这些经济作物的开发，以及精耕农业生产的米粮，将台湾的产业在两三百年之间，从新石器时代的水平，迅速地提升到近代的水平。
族群特色鲜明的社会结构
开发台湾的汉人，主要来自三个原乡：福建的泉州、漳州和粤东的客家。泉州人因为和郑成功政权的特殊关系，来得最早。郑氏的基地在泉州，所以泉州人在台湾大多分布在沿海城镇及其附近的田地。漳州人来得比较晚，退而求其次，立足于内陆的平原。最晚到达开发台湾的一批漳州人，是转入宜兰的吴沙集团。客家人来得更晚，平原地带已经被福建人占据。于是，客家人不得不进入山坡和丘陵，分布在平原后面的台地。从今天的新竹、苗栗，延伸到高雄、屏东的山坡地，都是客家庄的分布地区。
这三大族群各有自己的分布地区。但在开发过程之中，争夺资源在所难免，族群之间的斗争，往往升级为械斗。大规模的械斗可以牵动数万人，彼此仇杀，为时数月之久。闽客之斗、泉漳之斗，是台湾历史上常见的事件。其实，族群斗争，不仅限于这三大族群之间。上述三大族群，每个族群内部也有斗争。例如，台北地区，今天的万华和淡水，曾经有过两个商帮的斗争。其中一帮是和厦门做对渡贸易，另一个是和泉州（晋江）做对渡贸易。这两个商帮分别称为顶郊和下郊，顶郊和下郊的武装冲突也非常激烈。在台湾各个地区，都有地区性的族群斗争：城南、城北，或者这个姓与另外一个姓。所谓分类械斗，是台湾历史的特色。
台湾的宗教活动也和大小族群意识有关。例如，三山国王就是客家人的守护神，清水祖师、保济大帝分别是泉州人、漳州人的保护神。最大的保护神是妈祖，妈祖威灵超越所有的族群，成为华南的主要信仰。可是，一个族群的妈祖庙和另一族群的妈祖庙之间，还是有所区隔。族群活动平常就以祭祀为中心，组织了巡境、分香等定期活动。这些活动将群众纳入组织，无事的时候，彼此帮忙，有事的时候，就结合成一个械斗的作战体。这种族群的分野，在今天台湾的民主选举活动中，也还是相当重要的干扰因素。
台湾的大业户，在清代形成类似贵族的当地阶层。例如，板桥的林家，以屯垦富甲一方，曾经捐资修建台北城墙。台中的林家，太平天国战争时曾组织“台勇”，参加左宗棠的湘军，立了战功，在台中世代显赫，成为最大的家族。嘉义的王家，是嘉庆时代平定海盗的王得禄的后代，因为战功被封为子爵，乃是台湾历史上少见的有爵位的人家。新竹的郑家和彰化的施家，都分别是和郑成功、施琅有家族渊源的大户人家，累世据有大片土地，也号为豪族。新竹郑家和施家，子弟颇多科名，曾经合力调解客、闽械斗，促成两个族群组织“金广福”（清道光十五年（1835），粤籍人士姜秀銮及闽籍人士林德修、周邦正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共同设立的闽粤合股之武装拓垦组织（俗称金广福大隘或金广福垦号）。），共同开发内山。这些大族被日本学者东嘉生称为“俨然一方领主”。因此，在清领时代，台湾的官府实际上权力有限。台湾由这些当地的大业户、地主、豪门把持，他们集合力量，发展了台湾，实际上也控制了台湾。这些现象在中国中原以外的开发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发生，台湾这一页历史，只是中国开发史上较为晚近的一段。
20世纪初，台北市板桥林本源庭园一景
此庭园为台湾保存最完整的园林建筑，原名“林本源园邸”，是清乾隆时期福建漳州籍豪商林氏的花园。台北板桥林家在清代以屯垦富甲一方，为台湾豪族之一。
洋务运动在台湾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纷纷要从中国这古老的帝国取得利益，中国的反应当然是要发愤图强。1840年以后，列强纷纷对台有所企图。美国的佩里（Matthew.C.Perry,1794-1858）曾经带领美国舰队，打开日本的门户。他也看中了基隆，曾经建议美国政府取得基隆，作为美国在东方的基地。美国政府却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此外，法国、德国也都有过类似的打算。《天津条约》（1858年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在天津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后，台南和沪尾（淡水）都被列入对外开放的港口，高雄、基隆也陆续成为开放港口。最严重的是1874年，日本制造“牡丹社事件”（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琉球王国船难者遭台湾原住民杀害，日本因而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部落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中日两国的外交折冲。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对外出兵，也是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史上第一次重要外交事件。），向台湾出兵，攻击今天屏东的牡丹社。1884年，法国海军曾经炮轰基隆沪尾——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对台湾采取措施，在台湾进行了洋务运动，遂将现代文明带入台湾。从1856年到1895年的四十年间，台湾的几位地方首长，沈葆桢、丁日昌和刘铭传，努力推进台湾的建设，他们前后推行的事情，包括架设电线、开辟山地、开拓道路。他们改进旧式的樟脑业、茶叶和制糖业等各种制造业。他们用新方法开采煤矿和硫黄。刘铭传更是致力于将台湾建设成现代的省份。在他手上，台湾成为大清帝国的一个行省，不再是隶属于福建的一部分。刘铭传设计台北市的建设，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有相当规模计划的都市建设。他系统地规划了台北市的街市和商店的规格。今天台湾习惯的店屋格局，还是延续着他的规划。他也计划建设从北到南的纵贯铁路，从基隆一直铺设到高雄。在他任内，只完成了台北到新竹一段，这竟是中国自行兴建的第一条铁路。沈葆桢、丁日昌和刘铭传都致力于推动国防建设，在基隆、淡水、高雄等地设立了炮台和港口的设施。台湾全省的电报系统，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地区性的电力通信网。这些工作可能是台湾现代化的第一步。在整个东亚的现代化建设之中，台湾地区的建设也是为时相当早的个例。
1896年，台湾亿载金城。位于台南市安南区南端，后称“大炮台”，为日本因牡丹社事件侵台后，清政府为巩固海防而聘请法籍工程师所修建。炮台四周有护城河，城门开向东南，城额“亿载金城”及城内“中流砥柱”字样为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亲笔所题。
因此，清朝统治台湾的时期，是台湾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段落：台湾从一个对外没有太多交通的海岛，转变成太平洋西岸最早迈入现代文明的地区。在短短两百年间，台湾走过了其他地区几千年的历史。台湾一方面快速地进入近代，另一方面，由于发展太迅速，也保留了许多前近代的传统社会特色：族群的分类、斗争，以及豪强领导的类封建社会。这是一个看来吊诡的现象，却也让台湾此后的发展，能够比较易于接受现代事物。在后来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对台的建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回归中国后，在艰难中依然有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其实这些都和本讲所说的过程有相当的继承关系。历史毕竟不是空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