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台湾的外汇储备非常丰沛。下一步，本来应是建立科技自主地位。照孙运璿先生的构想，在信息业方面要推动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具备具体的实力，开展信息工业的高科技创新的能力。不幸他自己中风致残，于是，这部分的领导工作就由李国鼎接下了。信息工业发展后来依然顺利，成绩斐然。著名的成功案例，包括施振荣的Acer、华硕的笔记本电脑。台湾的计算机主板及汽车内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几乎占了全球大部分市场。
折冀的高新产业构想
原来的构想是在信息工业以后，进一步开拓，升级到前途远大的高新产业：纳米工业、光学产品和生物技术产品。但这三方面的升级，在蒋经国去世、孙运璿中风以后，到李登辉手上，却并没有继续推动。以至于到今天，台湾的产业结构还停留在信息工业的阶段，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替世界各处的信息硬件代工，很少自己发展全套装置，更没有进一步发展自己创新的产品。在各个零配件的生产上，台湾的成绩固然有目共睹，但在整体上，台湾生产能力强大，却缺少自己开发的创新产品。
于是，台湾的产业从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似乎就走到了巅峰，从此停留在“高原”，只能凭借生产实力，和大陆的市场配套。互动之际，有了上、下游分工的取向：台湾的零配件在大陆装配，或者大陆的零配件到台湾来装配。这种合作的趋向，固然使台湾的企业界有利可图，但在整体经济结构上，台湾却必须依赖大陆的企业。
都市化发展带来的南北差异
蒋经国在任时，台湾社会因为经济发展也发生了实质的转变，都市化现象非常显著。大量人口集中到都市，农村人口相对减少。台湾幅员不大，城市与城市间连接起来非常容易，于是，台湾基本上成为一个连接的大都会区，农村反而成为都会区之间的口袋。这一特殊趋向引导了大家的职业选择。各式各样的服务业吸引了大量劳力，就业比例显著超过其他行业。城乡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都会区人口的知识程度提高。南北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异：南方的都会现象不如北方彻底，南方的都会呈现农村与都会混合的形态。台湾南部的农村取向和北部的都会取向，形成强烈的对比：工业集中在北部，南部除了高雄有一个港口和石化工业外，其他工业并不发达。南部的农村收入不易提高，南部和北部的生活条件有巨大的差异，使得南部居民感到委屈。这一趋向，在后来台湾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一份杂志催生一个民进党
台湾的政治，在蒋经国时期有显著的发展。诚如前一讲所述，到了蒋介石晚期，不得不对“万年国会”的怪现象有所矫正。台湾的民选，从地方民意代表和地方行政首长选举，逐步扩展到全面的选举。在蒋经国晚期，民进党的出现，就是由于屡次地方选举积累了巨大的能量。民进党是旧日所谓“党外”的联合，在反对党没有顺利成立政党时，许多参选的政治人物必须以“党外”的身份，个人与个人之间互相支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两次相当严重的暴力冲突：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当局在选举中公开舞弊而引发的政治事件。1977年11月，台湾举行“地方选举”，参加桃源县中坜镇投票的选民，对国民党当局使用非法手段操纵选举的行为极为不满，万余民众包围了中坜警察分局，当场烧毁警车、摩托车数十辆。台湾当局派保安警察前来镇压，民众遂放火焚烧了警察分局。），一次是1979年高雄的“桥头事件”（1979年1月22日发生于台湾高雄县桥头乡的示威游行活动，为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地区实施戒严三十年以来第一次政治示威活动。1978年8月，当时的高雄县长余登发与其子余瑞言被台当局指称涉及“匪谍吴泰安事件”，遭情治单位逮捕，罪名是“知匪不报”、“为匪宣传”，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引发社会的不满与党外人士的反弹，抗议国民党政府政治迫害。）。
这两次事件，都和《美丽岛》杂志有相当大的关系。《美丽岛》乃是“党外”的杂志，继承了日本殖民时代要求民主化的传统。“党外”在不同阶段发行了不同刊物，鼓吹他们的理念。国民党的保守分子和情治人员认为，这明显是向国民党的威权挑战。所以，国民党的情治人员，对这些“党外”的杂志有一定的压制。压力越大，反抗越大，民主运动的刊物屡禁不绝，一个被禁了，接着就出现另一个。《美丽岛》是最后出现的一个大型刊物，在台湾的民主运动过程中，《美丽岛》的出现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在舆论上，《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民间报纸的崛起，乘经济发展的潮流，拥有大量的广告收入，足以支撑大篇幅的日报和晚报，刊登许多不同的政治理论和文学作品，民间言论不拘一格。这两大报纸，再加上一份销路比较弱小的本土报《自立晚报》，在台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开启了公众舆论的广大空间。推动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借用公众论坛，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除了文字的讨论，这几家报刊也举办了许多讨论会和演讲会。
民间舆论影响力的强大，和民主运动的活动相辅相成，使台湾的民主变成不可抵御的潮流。在“中坜事件”中，情治人员利用宪警，用棍棒打击群众。但是在“高雄事件”发生的时候，军警就奉命不可动手，情势竟倒过来了。当局不敢过分使用暴力的形式，实际上是由于舆论的督促和谴责，当局才不能不有所顾忌。
1986年,“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举行集会，原初并没有计划立刻组成政党，只是讨论有关推举参选候选人的相关问题。后来，在会议之中，朱高正提出：何不今天就成立政党？于是民进党就在仓促之中诞生了。情治人员想要在这个时候加以干涉，但蒋经国不许他们行动。两三天以后，既然没有反对，大势已然，民进党俨然就成立了。当时有些法律专家正在建议当局通过政党法，然而，反对党的出现，哪有经过法律成立的？都是运动成立，或是形势的需求出现的结合。民进党的成立正是反映了这一现象。一个真正代表一部分百姓民意的政党，就不需要执政的政府赋予“合法”外衣。民进党成立，使台湾终于有了两党政治：一个在朝的国民党和一个在野的民进党。
蒋经国在1988年故世。最后一段岁月，他颁布了两个重要措施：一个是宣布戒严法结束；另一个，允许来台老兵回大陆探亲。这两个措施都有长远的影响：老兵回乡探亲，终于打开了两岸的互动。今天，两岸之间的互动，已经提升到相当顺畅的程度。结束戒严法条例，则扫除了所有拦阻宪政实施的障碍。蒋经国自己公开宣告：“蒋家不再有人从事政治活动。”不同于其他威权政治的领导者将权力作为家族特权，蒋经国不许再有权力传代。
台湾本土文学的繁荣
在文化方面，70年代中期，台湾文学的本土化现象已经出现了。这一现象，至今还在延续不断，继长增高。文化本土化的第一批成果，是黄春明（1935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罗东镇，台湾乡土文学小说家，其创作代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世界华文文学界亦颇负盛名。）等人将台湾本土的日常生活和心态，以长短篇小说呈现于世。这个潮流迅速扩大，蔚成风气。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将近二十年之久，台湾文学都只是大陆文学的延伸。本土的文化工作者经过学校的中文教育，在公共报刊的影响下，使用中文已没有困难。另一方面，日本文学留下的影响和日治时代台湾作家杨逵（杨逵（1905-1985）1932年以日文创作《送报夫》，并任《台湾文艺》编辑，1935年因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曾十次被捕下狱。）、赖和（赖和（1894-1943）台湾彰化人，1919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回到台湾，与黄朝琴、张我军一起发起白话文学运动。1934年、1941年两次被日本统治当局逮捕，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倾向。）等人开创的传统，在本土化的文学内显然可见。本土文学发展过程中，也有人尝试用本土方言作为文字工具，然而，并没有取得十分可观的成绩。同样，本土的艺术、手工业，甚至宗教活动，都成为党外运动者掌握的重要工具。
然而，汉文化毕竟是台湾文化的本源，其涵化的深度，还是远远超过日本或西方文化的影响。以文学的范围为例，日文虽是日治时代的官方语文，但台湾作家能够在日文文学圈占一席之地者，终究为数不多。1949年以后，中文恢复其主要语文工具的地位，经过一代的教育和日常使用，台湾作家不论是本地出生，还是外省人后裔，都有机会施展才能，发表著作。数十年来，早期的作家中，原籍台湾作家的比例已经超过来自大陆的。尤其是60年代到70年代，一批青年作家成为新一代的创作群，如余光中、杨牧、郑愁予、白先勇、施叔青、朱天心等人，创造了亮丽的成绩，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堪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文文学开花结果的阶段。这一现象，讨论《台湾文学》，日据时期台湾人创办的最后一个现代文艺杂志。
台湾文化发展或者中国文化发展时，都必须大书一笔。
中文与今天台湾的文化现象，呈现本土化和延续中国文化的轨迹，这两条轨道之间既有互动，也有对抗，纠缠难解，却是谁也不能离开谁。
李登辉重政治权力轻经济发展
蒋经国在1988年逝世，他的任期还没结束，就由李登辉接任大位。李登辉执政两届，主掌台湾的政治和文化十余年之久。在他手上，台湾在政治上完成了民主化的政党轮替，全面选举代替了间接选举。这些都是李登辉在贯彻民主化上值得称道的成就。在政党轮替的过程中，国民党本身改变体制，不再是一个独占政权的政治团体。国民党内部的成分也因为世代转换，逐渐从民间吸收，不再是大陆来的人，而是大量的本地人才。民进党也一样，因为有合法的身份，自然得以迅速成长。尤其在南部，民进党的领导地位已经不可动摇。相对而言，国民党在北部都会拥有相当的优势。
如前面所说，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向有极大的关联。在李登辉执政时期，台湾的产业并没有得到升级的机会。直到最近三五年来，才有起于民间和学术界的努力，打算产业升级，但为时已晚，其他新兴工业国家，如韩国，已经超越台湾。台湾已经从“四小龙”的头掉到尾，更不能和崛起的大陆实力相比。
这是因为李登辉的注意力全放在操弄政治权力上，不顾经济的发展。李氏执政后，经济的发展几乎全靠民间企业界的自动运作，民间力量已经大于官方。可是，个别企业各自为战，不仅力量不能集中，更可能彼此抵消。企业界最可能的选择，乃是守住原来的事业，不敢冒险开拓新产业。于是，台湾产业创新升级至今未能迈开脚步。而且，两岸之间关系的密切，经过外销和国际经济挂钩，当然是一日千里，今日台湾的经济已经完全卷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内。
今天，因为民间卷入全球新的大结构之内，自己能够运作的空间也比较受限制，台湾单独提升产业结构，已经不易措手。台湾的都市化导致土地迅速增值，经济出现泡沫性的虚胖，一时也难纠正。这是全球处处可见的通病，只是台湾经济体不大，一旦崩溃，恐怕难以自救。
李登辉宣称，要帮助反对党，“给他们一点奶水喝”。他以在任的国民党领导人身份，给予民进党显著的帮助。在2000年，终于出现了第一个民进党的地方政权，陈水扁当选为台湾地方领导人。这个转变过程并不很平顺，包括2004年“三一九”（指发生在2004年3月19日下午对时任台湾执政党主席陈水扁和副主席吕秀莲的枪击事件。）的子弹。2004年的选举，也有一些纠纷；2008年的选举，就比较和平；2012年的选举，过程平顺，没有冲突。这两次政党轮替，台湾的民主政治应该已经走上常轨。
被“族群分野”牵制的台湾民主政治
令人遗憾的是，台湾的政治结构缺乏适当的制衡机制。立法单位以独立的民意代表为基础，可以抗衡行政当局，可以藐视行政权；行政权在立法权的节制之下，其工作效率大受影响。许多建设，甚至日常行政工作，往往不能顺畅推行。无论哪个政党执政，行政权受立法权的节制都非常明显。民意代表们的素质，依旧不能脱离台湾历史上方言族群和区域社群对于人民投票取向的影响力。在都会地区，由于居住点的分散和混合，这种传统群体的约束比较淡薄，个人的自主性较大。南部的情形就不同了，既定的身份认同具有相当强大的约束力，个别选民的自主性往往不彰。
台湾民主发展过程中，民意代表和地方首长选举时，族群的分野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族群分野牵涉的是情绪，也牵涉因为自己先天既定身份的预设立场。这一因素干扰民主选举下个人自由权的运用。这是身份认同与归属的心理因素，选民会忽略理念和政策的抉择。这一特点使台湾的两党政治，无法依据议题和政策选择自己认可的政党。
2004年3月20日，《明报》美加版号外报道，台湾“总统”选举中，枪伤助陈水扁险胜。三藩市侨领认为，“阿扁赢得不光彩”。
今天，台湾没有注重社会福利的政党，也没有注重个人自由的政党；政党的对峙，乃是以大陆取向和本土取向作为楚河汉界。这种形态的民主政治，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过，北爱尔兰就是一个例子。北爱尔兰的民主政治，两百年来总受族群分野的限制，不能摆脱冲突和暴乱。在这方面，台湾的民主化如果不能有所突破，两党之间就难有理性的竞争，正常的施政也难以推行。
发展中的两岸关系
台湾的今天和未来，最重要的课题，当然是两岸间的关系。国民党拿台湾当作大陆的延长，这一论述，很多本土论者不愿意接受。
两岸关系中，尤其必须考虑台湾在全球经济系统之中的地位。目前，全球经济都在衰败之中。台湾是一座小岛，在全球产业结构上，台湾占的比例不大，今天台湾单独提升产业结构，已经不易成功。台湾必须与大陆挂钩，大陆庞大的经济体，和台湾精致的经济体配合，形成一个可以自救自存的单位，是否因此可以不受全球衰退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大家需要考虑的课题。台湾的未来无法预设，事在人为，许多事情都需要大家放开偏见、丢下包袱，以理性考虑，走向一个比较合理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