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在最早的一本书《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中，就提到了中国。该书1835年先刊于美国的波士顿，后才于1838年在伦敦出版，这主要是因为卡莱尔在1837年成功地写作了《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声名大震，这才促使《旧衣新裁》得以印行英伦。《旧衣新裁》是一部离奇的浪漫主义杰作，也是一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哲理作品，卡莱尔一生的主要思想见诸其中。书中假托德国魏斯尼赫图（Weissnichtwo，意为Don’t Know Where“不知何处”）大学的一般事物学教授第奥根尼·吐菲勒德洛克（Diogenes Teufelsdrockh，意为Devil’s Dung“声名狼藉”）的生平和论述，将自己35年的人生经历、感受和哲学思辨巧妙地注入书中。此人好学覃思，漫游过地球上的许多文明古国，见过中国万里长城。他说长城为灰色砖块所筑，墙顶则用花岗岩石头砌成，只不过它的筑城技术，最多只可称为二等。还说自己曾受业于各国的大学，只有中国的国学（大学），没有进去过。这位教授还将当时我国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与意大利的一个秘密革命团体（卡波纳里，Carbonari）相比拟，另外还见到了中国的店铺一般多悬挂着“童叟无欺”的招牌。
《旧衣新裁》一书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现出了卡莱尔一生的主导思想。书中所反映的那种“衣裳哲学”（Philosophy of Clothes）是卡莱尔从德国思想家那里学来的。这种哲学认为，事物的物质秩序仅仅是一种投影，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精神秩序的“象征”，只有作为物质秩序基础的精神秩序才是终极的实在。人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与精神秩序有着密切关系的。但是人又只有通过物质才能同精神发生关系。这样，人在世界上的作用就在于使物质世界同精神世界更加和谐一致，这一作用的实现要靠人的认真工作，在踏实的苦干中找到新的生活寄托。卡莱尔后来更是特别强调工作、劳动的重要性，这里有新教伦理的因素，亦与儒学思想相通。换一种比喻的说法，人的作用就是要使物质世界变得更加透明，从而使精神世界透过它而显现出来。这是人的本质赋予他的使命。任何人想逃避这一使命，都是对人本质的一种亵渎，并且最终只能导致自我的毁灭。可是，物化的社会混淆了表象与本质的区别，使人们渐渐失去了洞察力，看不清隐藏在衣裳背后的人类灵魂，也不再信仰宇宙中那股神秘的力量。于是那位德国教授大声疾呼：“能透过人的衣服看到人的本体；能窥透这样那样的霸权威仪，看出那不过就是个消化不太好的人而已；还能在最不起眼却目光敏锐的补锅匠身上看到不可解的神秘而肃然起敬，有这样能力的人才幸福呢！”《旧衣新裁》为卡莱尔铺就了一条通向文坛宝座的道路。1834年，为了让卡莱尔能写出一部传世之作，夫妇俩决定迁往伦敦，以接触更多的文化气氛和著书素材，并寻求更广泛的听众来倾吐他对那个时代日益切近的评论。于是，他们在文人名士聚居的伦敦切尔西区的切恩街上住了下来。三年后，《法国大革命》问世，卡莱尔一举成名，稳稳地坐上了文坛领袖的宝座。我们注意到他受《圣经》韵律节奏和那种预言式表达的影响极其深刻，而他本人也感到自己就是现代的耶利米，被赋予了一种在长老会讲道坛上大声疾呼的使命。崇拜者越来越多，他们聚在卡莱尔家中聆听他侃侃而谈——由此他被尊为“切尔西的贤哲”。
文人英雄的智慧
卡莱尔在《法国大革命》中塑造了米拉伯、拉斐特、拿破仑等体现他英雄崇拜思想的人物。这一思想在几年后出版的一本书里得到了更加清晰的阐述。
为了谋生，卡莱尔曾在伦敦连续讲了几年课，1841年出版的《英雄与英雄崇拜》（On Heroes，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就是他在第四年讲课时的一个讲稿。此书强调英雄，无论他们是帝王还是先知、诗人、哲学家，均是传统和虚假的挑战者，是死亡和空虚的改革者。可见，卡莱尔在《旧衣新裁》里表达过的思想由此变得更加精深邃密了。
卡莱尔的英雄崇拜的观念最早来自费希特。费希特认为，只有通过“学识渊博”的人的解释，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意识到“理念”的存在。后者自己是无法意识到“理念”的。在卡莱尔看来，“英雄”是传授神圣天意的使者，向无法自己倾听上天诫令的芸芸众生诏示永恒正义的原则。那些英雄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出身微贱，都是所谓的知识界的精英分子。一个健康的社会就在于它有能力去识别这些英雄，并且愿意遵从这些英雄。由于英雄可能出自任何一个地方，因此，一个社会相对来说越富于变化，就越易于产生英雄人物。卡莱尔在“作为帝王的英雄”讲演中，提出了两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克伦威尔和拿破仑，而根本上没有提到任何世袭的君主。
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里颂扬伟人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对近代民主政治之流弊则痛加指斥。因而本书展现了他的反民主思想。卡莱尔不相信民主政治，不相信选举人具有同样的选举能力，也不相信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对此梅光迪在分析当时英人对民主政治所持的态度时说：“大文家卡莱尔以人类多数愚顽，无自治之能，视民治主义如洪水猛兽，循此则人类将复返于野蛮，而深信统治人类者，端赖贤豪，如克林威尔拿破仑之流。其言曰：‘民治主义，乃自灭之道，因其本性如此，终生零数之效果。’又曰：‘高贤在上，伧父在下，乃天之定律，随时随地皆然者也。’”
卡莱尔列举北欧神话时代之统治者与教主穆罕默德、宗教革命家路德、诺克斯；政治革命家克伦威尔、拿破仑；诗人但丁、莎士比亚，以及近代文人约翰逊、卢梭等，为英雄之代表。认为凡英雄本质皆同，尽管他们在世间所建树的事业有殊，但那只不过是偶然环境的支配使然。卡莱尔如此的识见在当时倒颇有点惊世骇俗。
《英雄与英雄崇拜》一开题便展现了他的这种英雄历史观：
我要赞美一下英雄，赞美他们的名望和功德，赞美英雄崇拜和人类事务中的英雄业绩。……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一抛出便遭到进步文人的反对，将他视为民主的对头。其实，卡莱尔的英雄主要是指影响人类精神生活的政治及文化伟人，盛赞他们的功绩，旨在针砭现实，抨击欧洲现代化及议会民主制的诸多流弊。
卡莱尔批评现实主要是考虑到道德教育在近代政治中的委顿。他认为社会的进步祥和如果仅仅依靠那些外部的政治经济立法，是难以维系的，而其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个人的道德教化，来化民成俗。而目前的统治阶级彻底放弃了他们在这方面的领导作用，因而大众再也得不到他们生活上的指引。针对这些状况，卡莱尔倡议建立一个“有机的文士阶级”，正如大多数英国作家一样，向域外的中国文化寻求思想认同，来印证并支持自己的立场。中国古代延续两千多年的“文人当政”统治模式，恰好契合了他的需要，成为他上述立场的支点。
《英雄与英雄崇拜》里的“文人英雄”一章，卡莱尔对中国的“文人当政”津津乐道：
我听说的有关中国人的最有趣的一个事例，是他们的确欲使他们的“文人”成为政府官员，虽然我们对这件事还不太清楚了解，但它激起了无限的好奇心。如果说一个人了解这件事怎么做，或它成功的程度如何，就太鲁莽了。这样的事必定是不能成功的；但一个点滴的成功也是可贵的；这种尝试多么可贵！在中国各地，好像都有或多或少的积极地寻找，以发现年轻一代中有天才的人。每个人都可以进学校：一种愚蠢的训练，但它总是训练啊。在较低学校中有杰出成绩的学生被提升到较高等的学校去，在高等学校中仍有杰出成绩者，便可一步一步往上升：官吏和初等阶段的官员就从这些人里面选拔。这些人会受到试炼，看他们能不能管理政事。当然有最好的希望；因为他们是早已表现出智慧的人。试炼他们：他们还没有管理政务或行政的经验；也许他们不能，但无疑他们都有某种理解力，——没有理解力，没有人能管理政事！但理解力绝不是，如我们所了解的，一种工具，“它是能操纵所有工具的手”。试炼这些人：他们是最值得试炼的人。——据我所知道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政府、宪法、革命、社会机构或安排能像这件事这样，对一个人的科学的好奇给予希望。
卡莱尔最后说：“有才智的人居于高位，这是一切宪法和革命的终极目的，如果它们果真有目的的话。因为有真正才智的人，如我所说的和永远相信的，是心灵最高贵的人，是真实的，公正的，仁慈的，刚勇的人。能得到他做官，就得到了一切；不能得到他，虽然你的宪法丰如黑莓，每个村镇都有议会，还是一无所得！”这番话在辜鸿铭那里得到了有力的回应。
卡莱尔和辜鸿铭都被艾恺称为浪漫的文化守成者。据说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求学时，卡莱尔是其名誉导师，曾接受辜氏及其义父布朗的多次造访，解答各种文史问题。在辜鸿铭看来，如果世界上还有令中国人民向其他民族学习的东西，那一定不是统治之术。中国人民在统治上取得辉煌成就的秘密就包含在一句寻常的格言中：法人而不法法。也就是说，中国人之所以在统治事务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使自己在宪法上费尽心力，而是找到了统治的根本，让中国人尽力使自己成为良民。我们拥有的立法人，所有伟大的立法人不是倾力于整治法律、法规和宪法，而是依赖与他们所挑选的合适的人。中国皇帝的真正任务就是选拔拥有良好精神与风范的合适的人才。中国官员的任务除了管理之外，主要是负责培养民族品格，以便使人民有一种自觉的精神而依赖于政府。
卡莱尔和辜鸿铭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谴责，对道德力量的呼唤，均抬出古典式人治理想，来指出西方近代政治中道德与情智因素的缺失。如果说当年利玛窦把文人当政作为中国不同于西方的重要标志，并表达了一份由衷的欣羡；那么作为浪漫的文化守成者，柏拉图《理想国》中提出的“哲人治国”思想，则又使他们的观点在西方古典传统中找到呼应。柏拉图坚决反对民主制，攻击它是“恶政府”。实现“理想国”的主要条件是“哲人之治”。因为根据苏格拉底知识即道德的观点，哲学家是爱知识和追求真理的人，是唯一能认识正义和真善美的理式的人，有权进行统治；而劳动者是没有知识，也就是没有道德的人，只能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卡莱尔的相关思想同样可以在柏拉图这里找到源头。
至于如何选拔伟人而授之大权，卡莱尔以为并不是说可以通过召集民众用平等投票的法子能够解决的，因此特别赞赏我国的科举制度。卡莱尔还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里举了西藏达赖喇嘛继承人之寻找方法：“这些可怜的西藏人，他们相信天公总要给每一代人都派去一个他的化身。……西藏僧侣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发现什么人是最伟大的，应该高于他们。这是坏方法。但这些方法比我们的方法坏得很多吗？我们的方法是把这种最伟大的人物理解成某个家谱中最早诞生的。”这就是说，卡莱尔认为西藏大喇嘛的选择法，虽然是个不太理想的法子，但终究远比王位之传于长子或长女那样的世袭法为好。
我们知道，中世纪英国官僚政治不发达，官吏人数不多，实行任命制。这种情况一直沿袭到17世纪。1688年以后，高级官员的任命权仍掌握在国王手中，中初级官员由枢密院或内阁选任。贵族子弟几乎垄断了各级政府的官职。政治政党发展起来后，官员开始由执政的党派任用，整个18至19世纪中叶，基本处于这样的政党分肥制时期。这种任命制均以门第、出身、党派和裙带关系为基础，贿赂、人身依附、卖官鬻爵等丑恶腐败行为公然行之。所任官员素质低下，庸碌无能者位居高官，晋升也不凭才学和职责，而是凭后台或者资助。这种任官制度造成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大批官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18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一批政治撰稿人和一些匿名撰稿人认为，文人晋升制度和政府监察制度是中国两项源远流长的制度，颇值得英国仿效。当时有不少刊物提倡采用中国的文官科举制。比如1731年，《旁观者》的主要撰稿人巴杰尔（Gustace Budgell）在一封信里表达了对懂得通过考试来选拔政治人才的中国政府的无限赞美：“显示出在中国，真才实学是适合一个职位的唯一资格。请允许我补充一句，英国在欧洲一直地位显赫，它能否受人重视与君主们是否遵循这条准则息息相关。”1775年，一位英国作者从以下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竞争性科举制度的优越性：“（首先），年轻人总是毁于游手好闲、懒懒散散，而持续不断的工作可以使他们避免误入歧途。其次，学习使他们睿智明察……第三，能人为官，即使他们无法杜绝因某些官员贪婪腐败而酿成的祸害，至少，他们也可以注意防止因无知无德造成的不良后果。第四，既然官职是授予的，皇帝就可以十分公正地黜退那些无能之辈……最后，无需为审议机构支付费用。”
当然，与官爵的世袭制和鬻卖制相比，科举制既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又为官员素质提供了一定的保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欧人看重的是科举制度的形式，而不是内容。他们发现，科举考试不要求考生掌握任何自然科学知识，只要求他们熟读官方指定的经书，并按官方认可的解释加以发挥。凡是想通过科举出人头地的书生，必须把全部精力用于钻研经书，丝毫没有学习任何自然科学的愿望，因而科举制度的恶劣影响不容忽视。
中国皇帝：勤劳的伟人
卡莱尔看到了工业化的种种弊病，竭力反对把挣钱作为工作目的；同样他也看见并强调了现代工业的创造性。卡莱尔把“勤劳的贵族”和“懒惰的贵族”区别开来。他把前者称为“工业的首领”，是“一群整治混乱、满足所需、反对邪恶的斗士”（《过去与现在》）。他所崇拜的英雄包括了机器的发明者，他们的信条是“工作、工作……不论你干什么，都要全力以赴地去做”（《旧衣新裁》）因此，他向那种“勤劳的贵族”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