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时说：“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们是高兴的。”毛泽东又说：“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到我们这个国家来，至于你们各国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你们或者是和平，或者是战争，那是你们自己的事。”这些话把革命和外交的根本界限作了区分。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积极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进行交往；另一方面我们不怂恿和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搞颠覆活动，即不向这些国家输出革命。为什么不能输出革命，或“革命不能输出”呢？
首先，输出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有一次对缅甸总理吴努说：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欧各国的情况不同，那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说，革命不能输出。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共产国际和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相反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一些错误的指示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对斯诺说，共产国际的俄国代表应对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反革命事件中遭受的灾难负责。1956年，八大召开期间，毛泽东会见苏联代表团时说：“我们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这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结果。”由于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不恰当地干预中国革命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所以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时，毛泽东很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不主张要这个机构。”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武装交出来，与蒋介石搞联合政府。三大战役后，斯大林又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搞南北朝。这两个建议毛泽东都没有采纳，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完全的、彻底的胜利。“革命不能输出”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输出革命违背了中国一向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国家输出革命，在另一个国家支持搞颠覆活动，必然会造成另一个国家国内局势的动荡，并进而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中国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外交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决不会因为输出革命而做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世界和平的事。
周恩来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重申了中国不输出革命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一贯主张。
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开幕的第一天，一些亲西方国家的代表和对社会主义有很大成见的代表就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攻击。伊拉克代表洪迪尔·贾马利在发言中指责共产主义是“独裁”，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并且提出，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反对共产主义。泰国代表危言耸听地声称中国成立傣族自治区使泰国受到了颠覆活动的威胁。土耳其代表宣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马尼拉条约》组织都是“为了和平”，而现在世界上之所以没有和平，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威胁。锡兰代表甚至说：“中国若有共处的诚意，就应要求共产党情报局命令各国共产党全部撤退”。他们指责中国“利用在国外的1000多万华侨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
针对这些国家的担心、误解乃至不怀好意的指责，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服。他指出：“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国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会去干涉别国内政呢？’周恩来最后引用中国古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周恩来的发言，消除了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输出革命，进行扩张的担心，剥夺了那些亲西方国家反华的口实，对亚非会议的成功召开起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有一次同缅甸吴努总理谈话时也讲到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问题，表达了中国不输出革命的基本精神。他说：“我们希望你们国内和平，至于具体如何取得国内和平，那要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我们在具体问题上表示态度，那就不妥当了。”毛泽东又说：“共产党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有共产党，因此各国都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你们国内也有对我们不友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在别国如印度、印尼也有。但是我们不好干涉，不好对这些党派、团体和个人说，他们不应反对我们。每一国都有几种党。对于这几种党，我们不能表示反对那些党，赞成哪些党。我们只能以每一国的政府为对象来解决问题。”
毛泽东在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交往时，一方面对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坚持不输出革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他的外交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