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道理也是一样。一个组织者和管理者，要想领导一项事业走向胜利，团结身边的干部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事业将会走向衰败。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1856年，正是太平天国的鼎盛时期，可由于领导集体内部互相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导致天京事变。石达开负气出走，带走满朝“好的文武将士”，使得“朝中空虚，国内无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领导集团内部的不团结，致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功败垂成。“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毛泽东经常以太平天国失败的惨痛教训告诫身边的干部，要求他们时刻注意加强团结。
团结干部，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1938年10月，他就说过：“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1942年2月，他又指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在实践中，毛泽东在团结干部方面，也作出了表率。
六届六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占据了中央领导地位，毛泽东遭到排挤，丧失了军事上的指挥权。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几乎葬送了党和红军的前途，红军被迫走上了长征之路。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日夜思索着改变被动局面的良策。危急的局势，使他深深意识到：只有团结大多数党和红军的干部，才能在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挽救中国革命。但在长征初期，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了种种罪名，很少有同志主动与他接近。为了改变这一孤立的被动局面，使更多的同志认识到王明的错误，长征路上，毛泽东主动与当时中央的另外两位重要领导人王稼祥和张闻天接近。
王、张两人虽然对毛泽东的主张此前已有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但相互之间却一直缺乏交流和沟通。王稼祥对毛泽东一直甚为赏识，张闻天原本就与博古、李德之间存在着一些较为尖锐的矛盾。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两人是可以团结的，他想到：如果在长征中能与他们两人加强交流和沟通，紧密地团结起来，就可以同王明路线展开斗争，挽救革命。否则，红军终究会断送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棒下。
当时，毛泽东因病躺在担架上。王稼祥也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不得不在担架上随军长征。张闻天虽多是骑马，但偶尔也坐担架。毛泽东利用一切休息和宿营的时间，主动与王、张两人交谈。他深入地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危害，与王、张两人商讨了党和红军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阐明了红军面临的危急局势，诚恳地表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终于，毛泽东的诚意打动了深明大义的王、张两人，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件事，后来被戏称为“担架上的阴谋”。
同时，毛泽东还经常找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当时其他军委、中委的同志交谈，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赢得了中央和军委大多数人信任。
由于毛泽东积极主动地团结了当时中央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使得遵义会议顺利地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在与王明“左”倾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显示出了高超的团结干部的艺术。同时，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仍然注意加以团结、他曾对广大干部说过：我们当中，有犯过错误的人。不要嫌弃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我们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破坏分子，我们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
遵义会议后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毛泽东不计前嫌，仍建议将博古留在政治局内，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也仍被保留在领导岗位上。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个英明无比的决策，加强了中共领导集体的团结，增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保证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对于博古、王明所犯的严重错误，毛泽东虽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仍给予充分的团结和信任。后来，毛泽东又让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等重要职务，中共七大上，博古、王明更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后，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大业不致毁在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积极地团结中央其他干部，在关键时刻扭转了乾坤。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也不轻易地排斥、打击，而是给他们以改过自新的机会，把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并委以重任，大大地加强了中共领导集体的团结，这是中国革命事业顺利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的管理者一定要虚心地学习毛泽东善于团结干部的高超艺术，积极主动地团结身边干部，上下一心，同心同德，为早日实现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