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变革的目标上，哈贝马斯反对把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作为目标，主张把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作为目标，即让对话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求得相互“谅解”，也就是说使交往不受限制，使交往者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控制与压抑的生活世界里。他有时把“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称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关于变革的主体，他否定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把新“左”派当作新的革命主体。变革的对象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即“是补天而不是拆天”。变革的途径有二，一是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二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其中建立道德规范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万应药方，真正有效的道德规范“应能为一切有关的人不经强制地加以接受”，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尊重是道德的普遍原则。而一种万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环境”的建立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决定因素，“语言环境”是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行为环境”，是与其他系统有着意义联系的“包含意义的系统”。
我们看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主导倾向是消解、颠覆，即是说在对社会问题的观察、思考中，大多数论者偏重于从否定、消极的意义上立论；与之相比，哈贝马斯的变革方案，体现出一种建设性向度，这是其积极意义。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方案本身却仍是缺乏实践基础的理论推演。借口时代变化，否认“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对解释当代社会问题的有效性，表明了哈贝马斯根深蒂固的理论偏见；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奢谈主体间的对话与交往，更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三、西方“后发展”理论的总体特征与困境
对“后发展”问题作出探索的还有现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审慎地梳理和分析他们的思考轨迹，是处理当代“后发展”问题非常重要的前提。
现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反映了西方学者对当代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这是一幅形形色色如万花筒般驳杂的理论图景。在有限的篇幅内，我们只能从显然不甚完全的概括中把握其嬗变轨迹与总体特征。总的说来，这些理论在触及到“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同时并没有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也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地步。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Development Theory）又称发展学或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y），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社会科学分支，其主旨在于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示向，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动力、特征、模式和范型。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中，大致经历了4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70年代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80年代的“新发展观”、90年代的“文明冲突论”等理论形态的更迭。有关西方发展理论我们在第一章进行了梳理，在此不再赘述。
无论是拉起旗号、公开榜示的“发展研究”，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所涉及到的众多的问题，都反映了当代西方学者对社会发展的强烈关注。对此作简单的和草率的评判是不妥当的，宜对此加以慎重分析。
其一，西方“后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问题学”特征。他们反叛传统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哲学思维方式，将现当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从问题出发谈社会发展是他们共同的思路，这种信念如此坚定，以至于在他们的论著中对问题的揭露、分析是最淋漓酣畅的段落与篇章。在他们提出的诸多方案中，社会发展过程往往成为问题的解决过程，但结果问题层出不穷，此隐彼现，于是只好陷入“问题”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西方发展理论中，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首先异军突起，原因就在于学者们看到了二战后刚刚从长期的殖民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民族和国家，十分贫困、落后，尽快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成为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因此，探索经济发展之谜成为当务之急。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在指导发展实践时，虽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和些许成效，却远未达到预期的佳绩，相反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调、失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巴西、伊朗、巴基斯坦都在60～70年代因经济增长较快而一度繁荣，但巴西只不过是一颗经济彗星。
这些问题的存在，又促使西方学者注意到，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进化过程，从而他们的发展观也由单纯经济增长论进入到全面发展的理论。后现代主义则是在工业发展登峰造极、理性逻辑试图僭越一切的景象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工业化对环境、生态和能源造成的破坏和惊人的浪费，以及压抑人的严重后果。诚如赖克所指出的，工艺“是一种愚蠢的破坏力量，它使环境恶化，埋没人的价值，驾驭人的生活与智慧”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正是在这些“问题意识”的支配下，后现代主义开始了自己的反叛。
其二，西方“后发展”理论拓展了发展问题的界域。发展学家们运用多种学术手段，加强了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早期发展经济学采用实证归纳方法和统计方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现代化进行了分析；60年代后在突破只对发展过程的某一方面做粗泛的宏观分析的旧框架之后，又开始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文化学等多种学科角度探讨发展问题，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分支和流派，如发展哲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文化发展观，以及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有的学者还运用多学科和跨学科方法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实践做了具体的个案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后现代主义则以其融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为一体的特征，更宽泛地涉及到很多深层的问题。
这些都使西方发展理论自觉不自觉地达到了过去不曾达到的深度和高度。
比如，在发展目标问题上，发展目标是什么？它是单一的还是综合的？如果是综合的，是否存在核心问题？这是贯穿西方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始终的线索之一。增长与发展之间的不牢靠性促使人们看到：增长不是唯一目标，发展应包括政治的民主与秩序、经济的效率与公平以及民族的自主性等等，这里的“自主性”所包含的人的因素已初露端倪。美国的亨廷顿正是据此提出发展诸目标的相容性假说，旨在把发展着的社会看作一个面面俱到的社会。然而，事实上的面面俱到是不容易做到的，各因素间的冲突在所难免。那么，矛盾与冲突之中，哪一个是最主要的，或者是统摄各因素的？站在更高台阶上考察发展，便会发现“人”这个潜藏在各种具体目标背后的关键因素。无论是经济目标、政治目标还是别的，目标的实现与否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问题。社会是由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8～119页。。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把握和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理论所应遵循的研究路线。
发展目标的认定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发展动力的理解。发展经济学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储蓄、投资等看作推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对于怎样获得这些动力，也就是说动力的动力何在，他们无法回答；“西化派”把西方国家的榜样力量和文化传播过程作为落后国家走向发达的强大推动力量；“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则意在由政治革命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主体地位的改变，从而实现发展；“新发展观”的倡导者正确地看到了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发展与发展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的必然联系，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深入下去，由此探索出发展过程的最终动力源泉，而是陷入了把人性、理性等视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的唯心史观的窠臼。正是在一片茫然之中，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开始注意到了广大农业劳动者的历史作用，并试图在“科学技术进步”、“知识的增长”等因素中寻求发展的根本动因。然而，仅一步之差，他们没有找到隐藏在这些因素背后的主导因素、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发展理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数百年的原始积累，再加上掠夺和倾轧，也包括列强竞争，西方国家率先打通了走向发达的道路。一些论者主张步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尘，沿着它们的路走下去，“发达国家向较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然而，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任何人都不能找出一点与当今发展中国家中的实际情况可以说是恰好相当的情况；即使牵强附会找到一些，这两者又处于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国际环境当中，仍然是不能作同等看待的，作相同处置的。再者，处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时空背景下，不发达国家面临发展问题，发达国家同样也面临发展问题，尽管二者在水平、程度、速度、条件诸方面存在差异，但多元发展中，谁也不具有绝对的示范、指导意义。当然，借口“差异”，走到另一极端，固守“本土论”，不向先进国家学习，也是不行的，那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永远赶不上人家。于是，瑞典发展学家B·海腾提出一条突破“西化论”和“本土论”而建立一套科学的“普遍化”的发展理论体系的思路，但仅仅限于设想而已。
发展目标的确立、发展动力的更新、发展道路的选择最终意味着一种基本定型的发展模式的形成。西方发达国家在自己的发展中形成了所谓的欧洲模式、北美模式、日本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非西方国家也有巴里洛克模式、东亚模式等。“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是否可以套用这些模式？或者说这些模式是否具有当代意义？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是否再需要“模式”？当代西方理论给予了不太相同的回答。“西化派”承认模式，甚至可以说崇拜模式自不待言，包括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哲学等在内的“后发展理论”却提出“我讨厌模仿自己”，从而否定发展模式的任何意义，这恐怕是偏颇之论。在这里，对模式怎样诠释就成为很关键的问题。其实，“模式”虽提供了对某一范围或条件下的发展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见解，从而不易为枝节问题所左右，但它却不是涵盖一切、什么时候都奏效的保险；它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启迪，而不包含具体走势的指标，对它太崇拜或太鄙视都距真理太远。不管怎么说，在发展模式上，西方发展学家开始摆脱对模式的盲目崇拜，而更注重它的方法论意义。所有这些，虽然谈不上完善与完美，但至少说明，他们对发展问题的研究较之以往有了突破与进展。
其三，西方“后发展”理论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是这一发展进程在理论上曲折的反映。或者说，推进西方发展理论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实践发展之手，特别是现代化社会的问题和矛盾，促使发展学家逐步改变着思考路径。
以发展观念为例，作为发展理论和发展科学的前提与核心，它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第一阶段，是从发展的客体论到发展的主体论，即从把发展归于人之外“物”的发展，以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积累为尺度转向，以人本身的现代化为发展动力和根本标准的发展观；第二阶段是主客体相关论，其理论有“中心—边缘”理论或依附论，以及佩鲁的发展主体、文化价值和世界交往的整体结构论；第三阶段是从消极的多极主体交往所造成的“文明冲突”，转向多极主体模式所体现的全球化发展理论。
之所以发生这种嬗变，就在于20世纪的现代化实践宣告了下列观念的破产：把增长等同于发展，以经济取代其他方面，以西方经济学为蓝本建构体系框架，用以指导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对人作抽象化的理解，对人的现代化的判定脱离了本土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对非西方国家发展的主体地位、发展的内生性持否定态度，或者希望第三世界摆脱奴役，支持其为争取自己的主体资格而进行斗争，但又不相信其自主发展的能力；将发展问题视为文化问题，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冲突，陷入文化绝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实践在使上述发展观破灭的同时，呼唤一种多元化、平等性、开放性、交往性的发展观，使世界能在一体化进程中呈现出飞速发展而又多姿多彩的画面。
当然，西方发展理论在发展观上所达到的科学程度是有限的，他们触及到了一些重大问题，但常常是现象罗列、平面化议论、情绪化指责，多数分不清主要与次要、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由问题生发出去，他们也提出一些方案，但这些方案多是由此及彼的理论演绎与反驳，缺乏实现的基础，也缺少必要的手段；在发展理论的建构上，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模式，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在提出新的观点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困惑。
比如，他们虽然批判了那种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一般过程，把储蓄和投资的增长视为发展过程的最终动因的错误观念，并试图对“发展”的本质含义加以重新“审定”，对发展过程进行多方面的考察与分析，但他们又难于正确地说明“发展”的真正内涵，难于科学地揭示出发展过程的一般特征和根本动力；比如，他们虽然摈弃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错误理论，批驳了主张全球现代化过程必须遵循西方模式的西方中心论，更可贵的是，有的学者不无合理地指出，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在继承其“历史遗产”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他们最终都没有正确地指出，决定各国现代化模式选择的“共同的”终极原因和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还比如，他们虽然已经意识到发展理论必须从落后国家本身的实际出发，为其发展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示向与政策依据，并沿着这个方向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他们在理论上陷入的困境，使他们提出的种种方案最终也只有沦为“与现实世界上实际发生的发展并无多大关联的”空想（ideology）。这正如一位西方发展学家所说，发展理论“几乎对每一个问题都做了解答，然而每一个答案本身又是一个引起许多争议的问题”Bjorn Hettne：“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p7，Helsing borg，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