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种流传，又有明九暗九之说。三十六岁、四十五岁，称作暗九；系红裤带、戴平安符，不出远门、不坐飞机之类，搞得神经兮兮。
今年是西历2009年，可算明九；我虚岁六十三，又在暗九之数。
但我是一个百无禁忌的人。自以为心地光明，所以不惧鬼魅。
而且，今年对于我，实在可以说是一个吉祥的年头。
去年岁末，丁东兄将我的《穿越》书稿，给了台北秀威出版社的蔡登山主编；今年初春，《穿越》出版。印刷精美、排版讲究。书香在手，其喜洋洋者矣。赠送二三同志，大快朵颐。
由衷感谢丁东兄的说项，指引路径而使我得以望门投止。
由衷感谢蔡登山先生的照拂，不因笔者鲁莽冒昧见弃。
我还由衷感谢命运，使我结识了秀威出版社的责编詹靓秋等许多新朋友。
当然，我也感谢自己的坚韧与执着，百折不挠，而能九转丹成。
我曾经想过：所谓魏晋风度，只是极度专制下，思想者的一种无奈的人格张扬。
但无奈而能张扬，给后人留下了榜样，留下了一份珍贵遗产。
那样的风度，庸碌如我，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我还曾经说过：吴刚伐不倒桂树，他因而获得永生。
那是中国式的滚动巨石的西西弗斯。
我们手中，或许只有一支笔；张扬美、挑战恶，这已经够了。
愿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西历二○○○年五月十一日
夏历己丑年四月十七
草根经典——《人间耳录经》自序
甲申岁末，山西作家组团赴韩国作一周游访。作家们平日或有闲暇、不乏聚会；难得有十数同志如此多日朝夕相处，结伴共同休闲。男士离家，群雄麇集；长夜漫漫，旅途遥遥；口欲耳欲驱使，不约而有同好。故卧榻两侧、车辆上下，人人献艺，个个卖弄本事。说故事、讲笑话，侃黄色段子、来文字游戏，竟成旅途一大节目。韩国风景秀丽，所谓赏心悦目；而有“说部”相伴，同行诸君益发乐甚。
其间，段子伙硕、表作两善，以某为最。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触景生情，每有佳制。文坛“山西两座山”，这山望见那山高；韩石山公乃教在下曰：
汝记忆惊人，腹中存有民间杂耍如许多，何不抽暇整理出来，以充文人小品之缺？或不失为文坛景观一也。
熟细思之，口头文学，民间笑话，的为文学艺术一大门类。草根艺术、乡土文化，便说是高雅文艺的源头母体亦不为过。质言之，身为作家者，对民间瑰宝不甚关注或者关注不够，不妨说是有些失职。
孤陋寡闻，所见不广，当代作家涉猎此一门类而着书立说者，寥若晨星。究其因，或作家生活所限，无由为之；或眼界障蔽，不屑为之。或者，竟是须臾不曾离开空气水分，却忘记了空气水分之存在。再者，民间口头文学，多涉鄙俚，历年都被批评曰“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究竟是什么？批评者也往往不知所以。
自然主义便成了一根粗暴的大棒，专事打击扼杀。
记事以来，正不知有多少民间文化的乳汁滋养过我。闻之在耳、刻之在心者，不可胜计。自小处说，民间文化大大丰满辅佐了我的写作；从大处言，草根文明的确灌注充实了我的文化构成。
追本溯源，不敢忘本。于是凭据记忆，写下这一部《人间耳录经》。
称为经者，民间口头文化，其博大浩瀚，其生机勃勃，实在是一部巨大的、川流不息的活的经典。
为小人物立传——回顾《镢柄韩宝山》的写作
我在刊物编辑部工作，业余时间偶尔写点小说之类。我刊的作者时有来信，希望我谈谈创作体会，而我总使朋友们失望。因为自己确实说不清我的小说究竟是怎样写出来的。不过，细细想来，某篇小说的构思之初，动笔之后，倒真有若干思维活动的。生活素材由杂乱而条理，人物形象由朦胧而清晰，有这么一些思维过程。愿就回顾《镢柄韩宝山》的写作，试谈我的一点体会。
我的家乡在山西盂县，是老区。从我记事起，这地方穷得很。老百姓的口头禅说：“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待客有盐不丢丑”。村里，大姑娘闩起大门洗衣服，赶集串亲借裤子的事时有发生。五百来人的山庄，年逾二十八、九娶妻无望的光棍便有六十来个。堂兄弟们到太原来，人人剃个光葫芦，只因“剃头”比“理发”，是桩省钱的买卖。从太原回家乡，宁肯步行两天不愿乘车，这样疲惫不堪回到村中便可以胜利宣称：两天赚了二十个工。路费四元，工分值二角——算盘打得分毫不差……有好一段时间，我真想写篇小说，把家乡老区人民的苦情说一说！但，叫苦喊穷就算是小说吗？那倒不如写一篇老区人民生活状态的报告。
三中全会后，家乡剧变。这单从伯父、叔父们为孩子娶妻给我父亲开来的“彩礼单”上就可以看出来。往年，十几套衣服，头上的塑料发卡到脚下的尼龙丝袜而已。况且是白信一张：“盼贤弟速速购置，胞兄合家性命相关”云云。这两年，却是除原来的衣物之外，必定外加了“三大件”。而且信中言道：“贤弟尽快拣好的买，胞兄款项不日汇去”云云。堂兄弟们到太原，光头变了分头。虽说乡间带来的“锅盖式”比“葫芦式”美观不了多少，但锅盖下的脸色却是喜洋洋的了。
这时，我又真想写篇小说，把家乡老区人民的喜悦说一说！但，夸财显富就算是小说吗？那倒不如写一则老区人民生活变化的通讯。
于是，念头自然而然转到人物上来。小说总得刻画人物。即便是“意识流”
吧，也是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识的流动。这时镢柄韩宝山这个人物竟不期而至地从脑海中凸现出来，从贮藏在脑海里的人物队列中活脱脱走向前来。
韩宝山这个人物在我心里，从孕育到逐步形成，也非一日。开始他并非一个，而是一群，是生活中熟悉的那么一类人。生活是严峻的，常常扭曲一些人的道德行为，也常常颠倒一些人的善恶观念。玩世不恭、逢场作戏、心口不一、巧言令色者常常如鱼得水、纵横捭阖；行端志洁、正道直行、开口见心、忠厚质朴者反而常常寸步难行、头破血流。但生活中，严峻的生活中总不乏一些行为耿介的人。毁誉不能使他们趋利避害，成败不能使他们弃善从恶。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观念，有自己的生活准则；他们有美好的天性，他们按照自己理解的“应当如此的生活”而生活。我久有此心，想把这样的人写出来。想给他们立传，同时寄寓自己对生活的若干看法。
由于我个人的生活局限，我所熟悉的这一类耿介的人就都是些“小人物”。
他们是普通的工人、连队的士兵、小知识分子。当然也有家乡默默无闻的农民。
农民，家乡的农民，老区的农民，封建社会的千年重负，使他们身上有那样多的自私和愚昧；中华民族的千载文明，又使他们心中有那样多的善良与美德。在极为艰难的生活中，他们恪守着自己的道德准则，是那么不容易！金戈铁马的英雄梦好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难当啊！而正是亿万“小人物”从根本上支撑着我们这个社会，丰富着我们民族的道德渊薮。离了他们，任何三头六臂的英雄都将一事无成。近几年我所写的几篇小说大都是刻画“小人物”的，此次动了写一篇农民生活的小说之念，韩宝山这样的“镢柄”脾气的“小人物”就站了出来。
韩宝山这样的人，既是“小人物”，又固执地有那么一股“镢柄”劲儿，命运常常不济。社会上种种知人论世的陈腐观念的存在，常常湮没了他的价值，无视他的嘉行懿德，反报以奚落诟骂，睥睨鄙视。这是多么不合理！而贫穷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合理原因。三中全会以来，农民终于喘过气来，数不清的穷光蛋一个个富了起来，“小人物”的命运便也“济”了起来。而这是合理的。于是，一个由远而近、由苦巴巴而喜洋洋的韩宝山走来了，一个站起来的倔强的“小人物”清晰地走来了。我找到了传达自己思想的人物，而人物这时也得到了最宜于表演的环境。我已经觉着“中了魔”，吃睡不香，非写不可了。
要把韩宝山这样一个人写出来，把自己感受到的传达出来，借助一种什么样的故事结构样式和语言样式呢？动笔之前，脑袋里试想了几个方案，都不成。仿佛人物本身有一种要求，强烈地要求他自己最合适的样式。韩宝山对“喇叭裤”
不感兴趣。这时，几年前读过赵树理一些短篇的学习经历帮了我的大忙。我想用“山药蛋风格”或曰“赵树理风格”来写，而韩宝山欣然赞同了。
于是，一气呵成。成文之后，除中间删去一自然段落、最后一节做了改动之外，定稿。
周围二三同志读了，有的说这是“评话”。
评话是听的，而评话的脚本却可以读。我自己接受赵树理的作品则全然是读的。我感到他老先生的文章读来一样有味，并不比读屠格涅夫的文章少享口福。
当然，我另外一些小说并非全是“评话”，甚至还有一两则“意识流”。我想：
只要有助于刻画人物，有助于传达思想，什么样式也可以拿来一用。本领只有“两三下”，如果自己再高傲地排斥掉“一两下”，只剩了“单打一”，无异作茧自缚。作为一个初学者，即便受人嘲笑“忽驴忽马”也顾不得了，只要不学得“非驴非马”。
除了“从头说起”这样叙述故事、刻画人物的方法以外，我还给韩宝山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给韩宝山以“大团圆”的结局，倒不是一味照套赵树理的故事格式。一来，生活正是如此。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剧变成就了多少美满姻缘，给多少已濒临“光棍”深渊的农民带来了福音！其二，我实在不忍叫善良正直的人“永世不得翻身”。那太不人道，太叫好心人伤心了。让好人得到好报，恶行受到惩戒，尽管在生活中不能一如人意，但我希望，我坚信：社会和时间会给正直善良的人们最公正的赐予。
当韩宝山兴冲冲地幸得如花美眷的时候，我却不禁为那些错过了机遇的光棍们一哭了。时间老人无情地走过去了，社会的赐予却姗姗来迟！但愿农村的好形势持续发展，再也不要反复了！我的祝愿也只是个“小人物”的祝愿罢了，但它正如我的眼泪，也许是可笑的，却确实是真诚的……回顾《镢柄韩宝山》的写作，作为一个初学者，我还有这么点体会：写小说，尤其是写短篇小说，决定性的劳动不是动笔之后的布局谋篇与字斟句酌，而是在动笔之前的生活积累与对生活的认识。这样，作者的思想深度和生活广度才将可能在他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上自然流露出来。而人物刻画是否成功，对于小说的成败具有决定的意义。我刊《汾水》有不少作者，创作很勤奋，几乎每周便要寄来一篇作品，但极少成功者。还有一些作者，常年滚打在生活中，写的作品却很少突破，因此极为苦恼，总想向别人讨些写作诀窍。
其实，诀窍是没有的。
只有真诚地生活。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真诚地生活，才不会被生活遗弃。
只有努力学习。不懈地学习才不会落伍。
只有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离开人民，任何人都会垮台，哪怕他是轰动一时的“大作家”。
鉴于我个人的生活积累以及写作志向，我今后仍然希望自己能写一点为“小人物”立传的作品。
《镢柄韩宝山》是一篇很平庸的小说，而我已经絮叨得太多了。但使我自己生气的是，对这篇作品究竟怎么写出来的仍然没能说得清。唯请读者诸公和同我一样的初学者们见谅。
《单身汉的乐趣》后记
当历史提供了某种可能的时候，一切可能才真正成为可能。从1973年开始习作到1978年的五年间，我断断续续发表了七八篇小说。那些小说，似也多少有练笔的意义，“创作”却谈不上。而且分明是在所谓“三突出”的伪文学的泥淖中挣扎。所以，公正的读者抛弃了它们了；自己也很怕回头去读——那种汗出如浆的情状着实狼狈。
然而，因了那些令人愧上颜面的文章，1998年我竟调到省刊编辑部做起小说编辑来了。其时，我们这帮“老三届”在步入“而立之年”的光景，幸运地获得了当初被剥夺掉的考大学的权利。而我的考理工科学业的念头早变得淡漠与遥远。于是，颇生出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该忘却的，就忘却它吧”之类的感慨来。对文学创作的爱好使我陷入如同骑了一只老虎的境地了：驱它向前自是不易，跳下来也不可得。
1978年到1983年，我发表了十余则短篇。山西人民出版社收拢来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是为《镢柄韩宝山》。
1981年到1982年，我发表了三个中篇和二十来则短篇。中国青年出版社选收了这本中短篇小说集。
这自然使我很有些高兴：我显然赶了小小两站路了。这自然也使我生出由衷的感激来：那芟剪的孜孜之劳，那浇灌的拳拳之心。
面对雄伟的生活的群山，我也许只搬动了山脚下的一块小石头；比之于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名单的同行，我分明掉在了队尾。而生活在召唤，时代的号角在催促。山正高，路正长。同行们在衔枚疾进，我真怕落伍。
赶了小小两站路，歇下来检点：
也许我闯入了一派棘丛，前面的路不知在哪儿，退路却也迷失了；也许我只在等高线上徘徊，一心往上攀，说不定却只不至往下溜……所幸甲胄兵刃尚在，往前赶的勇气还有，仔细探寻，那若即若离的目标也隐隐地在前面闪动。于是，我对自己说：抓紧绳索，抠紧岩壁，向上攀吧！
感谢前行者砍去了那么多荆棘，探明了那么多路径，付出了那么多宝贵的牺牲。我能继续往前赶一程吗？我能再攀的高一点吗？我能毕其一生而探明一条小径吗？
我不知道。
我只是盯着头顶那耸入云霄的山峰，想：
呵，山那面还有山呢。
1983.1.25
历史的担当——剧本《吕梁英雄传》自序
“文学”的告白
抗战胜利60周年，前辈作家马烽、西戎原着《吕梁英雄传》改编为电视剧搬上荧屏，几乎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一桩值得高兴的好事。
马烽、西戎的原着，笔者张石山担纲编剧，张纪中负责制片。本电视剧有这样一个基础班底，文学与影视强强联手，堪称珠联璧合。原本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锦上添花、雪中送炭，原本能够打造精品、共创辉煌、双赢大吉、皆大欢喜。
然而，文学与影视的这一合作，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这一联姻，并没有产出和谐的结晶。不是市场杠杆、不是这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是另外的什么东西、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干扰毁坏了本来可以预见的成功。
文学受到了冷遇，受到了排斥；文学被无视漠视，被阉割拒绝。
剧本，尽管被称作“一剧之本”，影视作品却是一项综合艺术，文学在其中的作用绝对是有限的。这样的道理不须细说。作为编剧，我知道这个池子的水深水浅。然而，具体到《吕梁英雄传》的摄制，文学的遭遇超出了文学可以忍受的限度。
能忍自安、吃亏是福、难得糊涂、任唾自干、能屈能伸、大肚能容，等等国粹贤哲教诲，统统无法让我选择沉默。即便沉默是金。
仿佛遭到强暴的慰安妇，克服心理障碍，最终选择起诉。即便可能败诉。
以文学的名义，哪怕仅仅是借文学的名义，我希望起码能够得到一个自由言说的机会。
马烽点将内幕
《吕梁英雄传》编剧，马烽生前几经掂量，最终选定由笔者张石山来担任。
这件事情当下被渲染成“马烽点将”，圈子内外，一时瞩目。其间内幕，或曰马老的苦心考虑，值得言说一回。
早几年，《吕梁英雄传》的摄制版权曾经出售过。由北京某着名制作单位负责制片，请了国内成名编剧来执笔改编。于是，马老就有机会看到了他人改编的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