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故事来自印度。有一个国王想让一个人当宰相，但不知道他能否胜任，于是，就设法考核他。怎么考核呢？让士兵把他抓起来，在他的头上放了一罐滚烫的油，对他说：你只要能够顶着这罐油走完整个闹市区，就可以活命，如果溅出一滴油或倒了下来，就立即处死。那个人头上顶着油，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但转念一想，反正都是一死，不如放下恐惧，专心于油罐，一路走去。
士兵通知了那个人的家属，家属们赶来看着那个人，哭哭啼啼的。但那个人完全专注于油罐，只管走自己的路。又来了一堆人，大声议论路上有一个美女多么漂亮，但那个人还是一心走自己的路。又有大象疯狂乱闯，街上的人到处逃窜，那个人还是不为所动，一心集中在油罐上走自己的路。终于，走到了终点，当了宰相。
第二个故事来自中国。讲一个老贼的儿子，希望父亲把偷窃的本事传授给自己。老贼当天晚上就带了儿子潜进一户富豪的家。老贼很轻巧地开了窗户，一下子就窜到放贵重物品的房间，很快打开了一个柜子，让儿子进去看看。儿子一进去，老贼就把柜子锁上了，并大喊一声“有贼”，就一溜烟自己跑掉了。
那家人惊醒了，起来到处找贼。柜子里的儿子吓得浑身发抖，心想这下死定了。一转念，反正是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于是，儿子就假装老鼠咬衣服的声音，引来一个丫鬟打开了柜子。刚打开，他就跳起来，一掌打翻丫鬟手上的油灯，迅速跳出窗外，往院子里冲去。十几个佣人追了上来，儿子心生一计，拿起一块石头扔进井里。追的人以为他掉进了井里，都围到了井边。
那个儿子很轻易地翻过院墙，溜回家里。回到家发现父亲正优哉游哉地喝酒，儿子不禁责问：老爸你为什么要害我？老贼一脸无辜，说儿子啊我怎么会害你呢，今晚我不是把最好的方法都教给你了吗？而且你也已经学到了，从今以后，你可以独立行动了。儿子一听，恍然大悟，连声感谢父亲。
胡适曾说这两个故事显示了印度禅和中国禅的区别。在我看来，这两个故事也显示了神秀的偈和惠能的偈的区别。
神秀的偈，表明他的路子还是印度禅的路子，而惠能的路子，已然是一种新的方向，成为中国禅形成的标志。当然，两者区别并非像胡适说的，第一个故事强调“定”，第二个故事强调“慧”。
实际上，印度禅也好，惠能的中国禅也罢，都遵循佛陀教诲，修行的基本途径是“戒、定、慧”，它们并没有只强调其中的某一个而忽视其他，它们的区别在于：神秀的偈以及第一个故事，强调的是按部就班，按照一个过程渐渐到达目标，戒了就能定，定了就能生慧。第一个故事中，那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情况下，专注于头上的油罐，一步一步地排除杂念，先是排除亲情的干扰，然后是排除美色的干扰，等等，最后，一无挂碍，就很自在地走到了终点。在到处都是障碍的世间，如果你一步一步地修行戒、定、慧，那么，你就可以很自在地走来走去。
就像神秀的偈所写的，身心本来都很清净，不过被污染了，所以你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揩拭掉那些尘埃，让清净显现。这种方法其实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存在一个流弊——那就是有些修行者在一步一步地修行时，忘掉了修行的本义，而专注于形式。惠能一定是看到了这种流弊，所以，他的偈，就像第二个故事，强调的是戒、定、慧三者同样重要，是一个同时发生的整体，并不能简单地割裂开来。
所以，神秀的偈和惠能的偈，区别在于前者把修行分成一个程序，要一步一步地达到彻底的觉悟，而后者把修行看成一个整体，要从一开始就有彻底的觉悟。
第一个故事也好，第二个故事也罢，神秀的偈也好，惠能的偈也罢，都是要从没有办法中想出办法，都要在混乱的、充满无数束缚的世间找到自由行走的路，但是，第一个故事和神秀的偈，是要用一种固定的办法去找到办法，而第二个故事和惠能的偈，是要用“法无定法”的法去找到办法。
所以，我们可以说，印度禅强调的是方法，强调的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达到彻底的觉悟；而中国禅强调的是没有一定的方法，强调的是你必须从头至尾要有彻底的觉悟。
所以，惠能的《坛经》带来的，是彻底自由的气息，是对于世间一切的形式不在乎的自由气息。
惠能：什么才是真正的“禅”
《坛经》里有一段写惠能和志城的对话。志城原来是神秀的弟子，因此，惠能问他神秀是怎么教戒、定、慧的，志诚回答：“神秀师父是这样说的：不做任何恶事就叫戒，凡是善的就去做叫慧，自己清净自己的心意叫定。”
惠能就对志诚说，神秀所说的戒、定、慧适合于悟性不是特别高的人；对于悟性高的人来说，心里面没有是是非非的纠缠分别就是戒，心里没有迷乱自性就处于定的状态，心里没有愚痴自性就处于慧的境地。一句话，如果悟到了自己的本性，其实就不必再立什么戒、定、慧了。
在向大众说法的时候，惠能反复强调，坐禅坐禅，讲究坐的姿势，讲究透过坐禅而追求平静和清净，是一个误导，坐禅，并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和清净。
在他看来，什么叫“坐”呢？并非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就是坐了，而是一切圆融无碍，任何形形色色都不能引起妄念，才是真正的“坐”。显现自己的本性，不迷乱，才是真正的“禅”。又引用《菩萨经》的说法：戒本源自性清净。戒的真正含义是清净的本性。
这是《坛经》最富有革命性的一点：一切的形式都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只是你内心的觉悟。如果你内心觉悟了，那么，不管什么形式都是有效的；如果你内心没有觉悟，那么，不管什么形式都是无效的。惠能认为，通过打坐或别的形式达到觉悟，是本末倒置，应该反过来，觉悟了再透过某种形式，可以使觉悟不再退转。
有些人表面看，是在安静地打坐，但心里却东想西想，一会儿想着怎么搞垮自己的对手，一会儿想着怎么赚大钱，诸如此类。这样的打坐有什么意义呢？
又有些人表面看，很虔诚，不吃肉不吃鱼，不杀生也不恶语，好像所做的都符合戒律，但心里却在胡思乱想，一会儿觉得那个什么人不如自己有佛性，一会儿觉得那个什么人很漂亮，诸如此类。这样的戒又有什么意义呢？
又有些人在家里、办公室里供了佛像，天天起来就烧香拜佛，还时不时地去庙里捐钱、跪拜，但是，在烧香拜佛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佛祖快快保佑我升官发财；烧香拜佛之后去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这样的供奉佛像，这样的烧香拜佛，又有什么用处呢？
惠能并不反对形式，并不反对各种戒律，也不反对各种禅定的方法，他反对的，是只做形式的功夫，而不从心性上下功夫；他反对的，是只在表面上做功夫，而不从根本上去转变。惠能所要求的，是彻底的修行，是彻底的生活。
彻底的修行，彻底的生活，不一定要离开世俗，不一定非要去庙里或深山里，而是在世俗的日常里，就可以过得很彻底，就可以修行得很彻底。《坛经》里反复强调：“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意思是在日常生活里的任何时候，不论做任何事，都要保持一颗真如的心、一颗觉悟的心。如果你有一颗觉悟的心，那么，你做什么事就不重要了。
《坛经》最富革命性的第二点是：修行不一定要出家，不一定要有什么礼法规矩，而是要在日常生活里保持觉悟的心，活在此时此刻，活得心安理得。
《坛经》开启了禅宗在日常生活里修行的传统。惠能说得很明白，想要修行的话，不一定非要出家当和尚，在家里也可以修行，修行和在家还是出家没有必然关系，要是出家人在庙里心怀恶念，那么，他就还是在“家”里，要是俗众在家里心怀善念，那么，他就已经出“家”了。
一句话，不要被世间的形式阻碍了觉悟的道路。
禅源于一个很优美的动作
谈惠能，谈《坛经》，离不开禅宗这个概念。“禅”字在汉语里，意为单衣，佛教里的“禅”，是梵文dhyana的汉语音译。称为“禅那”，简称“禅”。梵文的原意，不过沉思和静观，是佛教里的修行方法。惠能《坛经》之后，禅的含义有所变化，显然不只是指静修的方法。从《坛经》开始，禅，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态度。
《坛经》开创的禅宗，有很特别的风格，完全没有一般宗教的神圣气息，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生动和活泼。所以，禅宗很难归类，不像宗教那样对于形式感十分注重，也不像哲学那样对于思辨十分看重。禅宗有点像行为艺术，一切都由细小而含义深远的行动或片语只言构成。或者，禅宗更像一种富有创意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坛经》确立的中国禅宗轻视文字，认为真正的真理是不可言说的，认为语言常常是我们通向真理的障碍，所以，后来的禅师在回答“什么是佛法大义”之类的问题时，绝不会做文字的演绎，一定会回答一个无厘头的答案，比如“麻三斤”。唐代时，僧问洞山良价禅师：“如何是佛？”洞山禅师正好在称量胡麻，就顺口答道：“麻三斤。”麻三斤正好是当时洞山眼前之物，洞山这么回答，用以表示佛法的真实，意为身旁无论何物均是佛法。诸如此类，目的是想引导发问者离开语言的轨道，转向语言之外的广阔道路。
所以，中国禅宗叙述禅宗源流，虽然也追溯到印度佛陀那儿，但着眼点已经完全“中国禅宗”化了。
比如，在中国禅师的描述里，禅源于一个很优美的动作。什么动作呢？拈花微笑。
据说当年在灵鹫山上，有信徒献给佛陀一枝金波罗花，请求佛陀开示成佛的方法。佛陀在座位上只是拿着这朵花让下面的听众看，所有人都不知道佛陀的意思，只有大迦叶会心一笑。于是，佛陀对大家说：“我有得见妙法之眼，即是涅槃，是心，是实有和非实有之奥秘，是文字不能表达的，也是一切的教规无法抵达的，所以，这种法的传授不依靠文字，不借助教派的规矩。现在我就这样将它传给大迦叶。”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成为中国禅宗代代相传的基本原则。据《坛经》的说法，佛陀之前还有六位佛，佛陀是第七位。佛陀以拈花的方式将禅的心法传给了大迦叶，大迦叶又以什么方式传给阿难呢？
有一次，阿难问大迦叶：“除了衣钵之外，您从佛陀那里还接受了什么呢？”阿难实质是想问——佛法大义是什么？大迦叶看着阿难，用很大的声音叫了一声：“阿难！”阿难马上应答：“老师，我在这儿啊。”大迦叶又说了一句：“你能不能把你门口的旗杆放下来？”大迦叶话音刚落，阿难就觉得有一道光穿过心里，突然就明白，大迦叶第一次喊自己，是在提示自己不要执着于文字语言，要从文字语言之外去看见答案。第二次说的话，是提示自己要把心里的各种成见、概念都清空。大迦叶就这样把禅的心法传给了阿难。
《坛经》在阿难之后，列了二十六位印度的祖师，加上大迦叶和阿难，共有二十八位印度祖师，最后一位是菩提达摩，同时也是中国禅宗的祖师。
菩提达摩当年到中国，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神光去向他求教，他不予理会，神光就断了自己的手臂。达摩问他想求什么，神光回答：“很多年来我一直想让我的心安定下来，却一直没有办法做到，请尊者为我安心。”达摩回答：“心在哪里呢？你拿来我就为你把心安好。”神光说：“我的困难就在于我一直找不到我的心。”达摩回答：“就在那里，我已经为你安好了。”神光一听，就觉悟了。神光成了达摩的弟子，改名慧可。后来达摩把衣钵传给慧可，慧可又传给僧璨，僧璨传给道信，道信传给弘忍，弘忍传给惠能。
当然，这是惠能的南宗成为禅宗主流后建立起来的禅宗历史。有意思的是，到了惠能，衣钵再也没有传下去。因为惠能《坛经》强调“一切自看”，强调直接见性，对于形式的东西非常轻视，所以，宗派的仪式变得很薄弱，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教主，而是一个一个很活跃的禅师。
在惠能之后的近二百年，以惠能《坛经》思想为主导的禅宗十分兴盛，却没有了七祖、八祖等。传统的祖师，到惠能为止，是一个终结，又是一个开始。
好事坏事，都会过去
《坛经》开创了一种自由的个人修行风格，是对于印度禅过于重视形式和程序的一种矫正。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惠能自己并没有否定神秀的偈，没有否定传统的印度禅，他只是认为神秀的方法适合悟性不高的人，而自己的方法适合悟性高的人。
对于悟性高的人来说，确实有可能“酒肉穿肠过，佛性心中存”，但是，后来的流弊是，人们记住了“酒肉穿肠过”，而忘了“佛性心中存”，忘了“佛性心中存”是一个前提，只有在佛性心中存的情况下，你才能酒肉穿肠过。而有趣的是，如果你真的佛性心中存了，也就不会酒肉穿肠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觉悟了，如果你的佛性显现了，那么，你做什么事都可以，都无所谓；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觉悟了，如果你的佛性显现了，那么，你就什么都不会去做了。这里的度，这里的言外之意，在实际的生活里很难考量，只能是每个人“冷暖自知”。
所以，《坛经》开创的禅宗，到后来也有很多流弊，有很多野狐禅，有很多故弄玄虚，有很多粗鄙放纵。
我自己第一次阅读《坛经》是在近三十多年前。根据自己的读经心得和切身体会，我曾写了这样一段话：“刹那之间，十多年过去了。再好的事，过去了，再坏的事，也过去了。仿佛鸟儿飞过天空，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其实，不说十多年，就说人的一生，甚至，人类千万年的漫长历史，如果放在宇宙间观察，也不过弹指一挥间。所以，惠能才会说：本来无一物。如果我们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就能觉知到无常背后那安静的空无，那么，能有多大的事呢？
确实，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一切都在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