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悦），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上卦“兑”是泽，下卦“离”是火，兽皮在水中浸、火上烤，制成皮革。又，下卦形似灶，上卦形似被烘烤的皮，其中两阳爻是坚实部分，一阴爻是要除去的毛及松软部分。经过加工，皮革面目一新，但实质未变。又，上卦“兑”是泽，有水，下卦“离”是火。水浇火，水盛则火灭；火烧水，火盛则水干。水、火不相容，相克相生，产生变革之象。又，上卦“兑”是少女，下卦“离”是中女，两女同住一起，彼此不能相让，便会发生激变。
历：历法。
本卦指出，进行变革，必须最大限度地赢得人们的认可和信服，变革的前途才可能大为光明，大大吉祥。当变之时毅然行变，当革之际从容而革，这样做有利于变革者守持光明贞正的德性，在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忧虑、不满和悔恨也会随之消亡。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初九居革卦之初，如何变革形势还不明朗。论位，初九卑居于革卦之最下，不是居于可以变革的地位；论才，初九是阳刚之才，但又处于离卦之中，躁动有余而沉稳不足，没有适应变革的能力。仅这样，就决定了初九不可能有所作为，更不能轻举妄动。所以初九只好取用坚韧的牛皮把自己紧紧地包束起来。黄为中色，比喻持中驯顺，牛革为坚韧之物，喻示着守常不变，这就暗示初九当革之初始，只应以持中驯顺之道巩固自守，还不应该有所作为。
这一爻是说，在变革之初要小心行事。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阴柔得正，又居中位，柔顺而有中正之德，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变革的主观条件。经过前面一段时间的发展，旧的东西非革不可，已经到了亟须转变的“巳日”，六二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否则将遗恨终生。此外，六二还需要获得一定的外援。六二处下卦之中，居中得正，九五处上卦之中，也是居中得正，正好与六二形成正应关系，可给六二以有力的帮助。六二凭着这些优越的条件实行变革，一定可以获得成功。所以象传才说“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这一爻是说，时机到了，要果断改革。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以阳刚之才居阳位，并不居中得正，这样的过刚不中之才如果躁动而往，结果必然是极为危险的。所以爻辞极力告诫说“征凶”。
爻辞要求九三“贞厉”，即坚守正道来防备危险。既然采取行动会有凶险，说明此时宜于审慎稳进，不宜贸然行动。
这一爻启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审慎考虑，三思而后行，否则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已进入上体，革道将成，变革的行为已经得到人民的理解与信任，不再有任何怨恨，变革后的美好蓝图也已经清晰可见，前景一片光明，所以爻辞说：“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以阳刚之质居阴柔之位，处位不当，应该有悔。但是九四是刚阳君子，有“革”之才，而且又有柔相济，不偏不过，何况卦已过中，正当水火相灭相息的变革之时，九四具备了这样一些优越条件，革之必当，纵使人们有怨恨也当消失，所以说是“悔亡”。
可见，这一爻强调的是变革要有必胜的信心。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变”指野兽夏季脱毛，色彩浅，到冬季，毛变厚，光泽美丽。“文”是斑纹、文采。“炳”是光辉。
九五阳刚中正，在君位，是革卦的主体，当从事应革之前，必须自己先行改革，然后改革周围的人，最后推广于天下，改革才能成功。而且，改革并非修补装饰，而是彻底使其面目一新，就像老虎的斑纹，到了秋天，变得光泽鲜明。不过，改革虽然可以成功，但先决条件应当是在没有占卜吉凶之前，先得到群众的信赖与支持。
这一爻，说明变革必须彻底而非修饰，并且再三强调，必须得到群众的信赖与支持。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君子比大人低一级，豹也比虎的光彩次一等。“蔚”同郁，反省但不明显，比炳也稍差。
上六是革卦的极点，表示改革已经完成。在这时候，君子应当随着时代的演进，继续革新自己，庶民也应革除邪恶，善良温顺地追随领导，才能享受改革的成果。当改革完成之后，不可再采取积极行动，应当使群众有喘息休养的期间，以适应新的生活。所以说，前进有凶险，安静无所作为才正当而且吉祥。
另一解释，说君子受到圣王的感召，由心中改变气质，像豹的斑纹变化显示在外，但一般群众不可能由心中改变，人性本来善良，只要表面改变，能够服从，就可以了。如果对群众过分要求，反而凶险，只要固守正道，就会吉祥。
实际上，“君子豹变”这句话含有以上两重意义。
这一爻，说明变革成功以后，上下应当洗心革面，并且与民休息，以适应新的生活。
顺天应人积极变革
革卦紧接井卦后。序卦传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周易集解》称引晋韩康伯注解释说：“井久则浊秽，宜革易其故也。”革卦象征变革，强调及时扫清障碍的大胆改变。从社会人事角度看，唐孔颖达《正义》称：“革者”改变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也。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当败象显露时，必须采取变革的行动，以适应时势民心的需要。因此，革卦的精神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应当成为一种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做事为人的指导思想。
战国时期，秦孝公即位之后，面对国势裹足不前的态势，下令招贤纳士，图谋恢复春秋时期秦穆公的霸业。不久，卫国的商鞅就赶赴秦国，依靠景监的引介求见孝公。
第一次面见孝公时，商鞅说的是“帝道”，结果孝公一直打瞌睡，事后责怪景监所荐非人。
第二次，商鞅说的是“王道”，孝公颇有兴趣，但不愿采用。
第三次，商鞅说的是“霸道”，孝公听得兴起，不自觉地往前靠，一连交谈数天也毫不感到厌倦。
孝公接纳商鞅之后，商鞅就想推行变法的计划。但孝公怕受天下议论，于是先开了一场辩论会。会中商鞅主张：“只要可以强国，不必依循旧法，只要可以利民，不必遵行旧礼。”甘龙则主张：“顺应民情，颁布孝化，事半功倍；依循旧法，施行统治，官民两便。”商鞅则反驳说：“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可以称王；春秋五霸法令不同，但都可以称霸。”另一位大臣杜挚则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冒险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随便改制。遵照古法才不会有过失，依循旧礼才不会有邪恶。”商鞅则坚决表示：“处理世务要懂得权变，治理国家不能食古不化。商汤、周武王因为能变通而称王，夏朝、商朝却因依循旧制而灭亡。反对传统并非罪过，因循旧制并无利益。”
一场辩论会之后，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并决定变法。接下来商鞅很快颁布了新法。
新法规定：民众五家为保，十保相连，彼此连坐，一家犯罪，连保的各家同受其罪。不告密的要受腰斩，告密者与战场杀敌斩首者功劳一样，掩护犯罪者与投降敌军者处罚一样。
一家有两个壮丁而不分家，加倍课税。有军功的人，各依功受赏；民间私斗，各依情节轻重受刑。努力从事本业，不论耕种、纺织，能超额生产的人，可以免除徭役；从事小利的工商匠人及因怠惰而贫穷者，全部充当公家的奴仆。王室宗亲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簿籍、享受特权。列明地位之尊卑，及爵位、俸禄之等级，循序分配田产，仆妾、衣服也依等级各有定制。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可以获得褒扬，没有贡献的人，即使富有也无法荣耀。
法令订好之后，商鞅担心无人相信，就在国都的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桩，发出悬赏：只要有人将木桩移到北门就可以获得十斤黄金。人们当时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没人敢搬动它。于是商鞅再度下令：能搬移到北门就赏五十斤黄金。后来果真有人搬移了木桩，商鞅就给予五十斤黄金，表明说到做到。接着，就正式实行新法。
一年之后，秦国各地前往国都申诉新法弊病的有千人之多。这时，太子触犯新法。商鞅说：“新法不能顺利施行，是因为高层权贵违犯法令。”于是准备依法处罚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受罚，就由太子的师傅公子虔代为受罪，而另一个师傅公孙贾则被处以黥刑（脸上刺字）。
第二天起，秦国上下都开始恪遵新法，十年之后，法令发挥效用，人民安乐，路不拾遗，治安良好，家给户足；人民勇于作战，不敢私斗，各地都繁荣而安定。国力的增强为以后秦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所推行的这种变革，按照革卦的精神，其前提条件是成立的。从客观规律上来讲，这场变革其实已是势在必行。同时，在变革的过程中，商鞅能够巧妙、立信，将法令顺利推广，做到“有孚改命”，因此也是“吉”的；虽然其后有些人特别是权贵加以阻挠，“征凶”，然而难得的是，商鞅始终不为动摇，坚守正道，终于得到了“改命之吉”。因此而言，商鞅的这场改革，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人民，都是积极的、有益的。商鞅因此而成为名垂青史的著名改革者，实在不是妄得虚名。
当然，商鞅的个人结局是令人遗憾的，这是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导致的。
作为当代的领导者，在以革卦的精神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时，应当认识到，变革是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应审慎时势，积聚力量，巩固自己，不可轻举妄动；一旦条件成熟，就应抓住时机，果断行动；变革即使势在必行，也应首先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能否取得变革的成功，不仅变革者要具有不畏怯、不妄动的性格，而且变革者要赢得广大民众的信赖，只有在变革之先自己进行变革，才可能变革周围的人和环境；变革绝非修饰，变革必须彻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破除旧弊，开创出全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