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周组长走过来说了声：“进去吧。”便带头往里走。我的脚一跨进这座五层楼的大门，便有一种被命运捉弄的悲哀。
几个人围着我上了二楼，狭窄的走廊快走到尽头时，周波停下了脚步，门是开着的，好像早就为我准备好了，众人簇拥着我走进了房间。
房间不大，用简陋来形容都觉得不准确，应该说是破旧，靠窗户有一个掉漆的茶几，茶几两边是旧沙发，沙发陈旧得扔在马路上都不会有人拣，对面是一张黑乎乎的桌子，像一张被用了很多年的小学生课桌，桌子上摆着一台黑白电视，屏幕比手掌大不了多少。还有两张单人床，我怀疑这床如果躺上一个人会漏下去，也有值得欣慰的就是墙上有个旧空调，正在发出似乎手扶拖拉机的响动，从响动判断，这台空调正在运转，因为此时我麻木得已经感觉不到任何凉意。
周组长用请我来度假的口气说：“雷秘书，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以前，你先住在这儿，有什么需要，跟省纪委的同志说。我希望你好好想问题，认真想一想，想好了，我们跟你谈。”说完，留下两个人，其余的人簇拥着周波走了。
我呆呆地站着品味着周波这几句话的含义，顿时傻了眼，因为我来之前一直抱着幻想，或许到这里谈两三个小时就回去了，当然这仅仅是幻想，我一直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除了有思想以外，还有幻想。有了幻想才又希望，尽管希望是一种既美好有危险的东西。可是周组长说了，“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以前，你先住在这儿，”我就糊涂了，是我的问题搞清楚之前，还是张国昌的问题搞清楚之前，如果是我的问题，有两个小时足够了，因为我的确没出什么问题；如果是张国昌的问题，一年搞不清楚、两年搞不清楚，我是不是要住两年呢？
我正胡思乱想着，站在我身边梳着背头的中年男人还算客气地说：“坐吧，雷秘书。”
我拘谨地笑了笑，壮着胆子问：“请问你们二位贵姓？”
站在门口梳着球头的青年说：“我姓赵，叫我小赵就行，他姓刘，都叫他大刘。”
我见两个人还算和蔼，便继续问：“你们都是中纪委的吗？”
大刘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我们不是中纪委的，我们是省纪委的。”
这时，推门进来一个人，随手递给小赵一包东西就走了。小赵接过包二话没说就递给了我：“雷秘书，这是你的牙具包。”
我接过牙具包，心里更清楚了，我被软禁了，这两个人是负责看着我的。看来我一时半会是离不开这间屋子了，杨娜知道我在这儿吗？组织上会告诉她吗？女儿知道我在这儿吗？老师同学知道了会不会歧视她？老爸老妈要是知道我在这儿，非急病不可，老天爷，我不仅没做过孽，而且还舍己救过人，在政府工作十年了，哪一天不是兢兢业业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我脑海里思绪万千，心里倒海翻江，但脸上的表情是木然的，不知为什么，小肚子又胀了起来，可能人一紧张尿就多，我没打招呼就进了卫生间。
这也叫卫生间？坐便盖在地上戳着，有一个简陋的淋浴头，洗手盆前的镜子污迹斑斑，我照了照自己，一张苦瓜脸，仿佛脱了相，心想，这是我吗？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直起腰发现，小小的卫生间如果进来一个大胖子，怕是转不了身。我滴答了几滴黄尿，刚提上裤子，大刘就进来了，我知道这是对我不放心。
我走进卫生间时，小赵已经打开了黑白电视，由于我心思没在电视上，只觉得屏幕上全是雪花。
大刘重新坐在沙发上说：“小赵，条件还不错，卫生间里还有个淋浴喷头，热了可以冲一个。”
小赵庆幸地说：“多亏这屋里有空调，不然非把咱俩热死不可。”
我悄声地躺在床上，默默地望着天花板，无限委屈涌上心头，秘书是个职位，是组织上安排的一份工作，难道组织上不知道吗？我开始质问自己，什么是组织？想来想去，都觉得自从我当市长秘书以来，我的组织就是张国昌，难怪这些人看我的眼光，好像我是张国昌的私有财产。
我是怎么成为张国昌的私有财产的呢？好像我不回顾一下自己的一生找不到答案，于是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地回顾起来，我找遍了自己行为举止的细枝末节，不仅检查自己的行为，而且反思自己的言语和内心思想，试图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各个角度对自己来一次大检查、大曝光、大清洗，经过一番回顾，我虽然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却因为给张国昌当过市长秘书而有了犯罪感，我越想越恐惧，怎么会这样？明明我没干过什么坏事，或者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怎么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罪了呢？自己的罪到底是什么？后来我似乎明白了，谁被看起来都会觉得有罪的，何况我还给张国昌当过秘书呢！
我朦朦胧胧，似睡非睡地熬了两个小时，头昏脑胀地睡着了，或者说也许是睡着了，因为我觉得好像睡着了，只是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我现在如果走出这座楼，会怎么样？
我跃跃欲试地想起来试试，但是好像有一双大手在按着我，我无论怎么努力也坐不起来。我绝望了，心想，我要是能变成孙悟空就好了，我这么想着，身上脸上就长出了许多黄毛，按我的一双大手掐着我的脖子化作一座高山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身上，我拼命地喊：“救命啊！救命啊！”
这时过来一位和尚，长得非常像李绍光，我高喊：“李书记，救命啊！”
和尚双手合十笑道：“救你不难，只要你回答对了我的问题，自然就得救了。”
我迫不及待地说：“快问，快问。”
和尚诵了一句佛号说：“什么是法门？”
我想了想说：“法门就是法的门。”
和尚点了点头又问：“那么什么是法的门？”
我被问住了，和尚笑了，慈祥地问：“想不想看看法的门？”
我连连点头，和尚一挥手中的禅杖，压在我身上的山顿时消失了，我一跃而起，竟然变成了猴子，好奇地问：“师傅，你怎么把市府广场的凤凰翼变成禅杖了？”
和尚没搭茬，拉着我的手驾着祥云，来到一座五层楼前，我看见这座五层楼，越来越眼熟，只见大门前挂着一块白色的牌匾，上面写了两个红字：党纪。
我恍然大悟地问：“师傅，莫非法的门就是党纪？”
和尚点点头说：“党纪就是法的门。”
我冒懵地问：“谁是看门人？”
和尚晃了晃禅杖说：“当然是纪委的人。”
我不解地问：“师傅，只有犯罪才能接近法的门，我没有犯罪为什么到了法的门前？”
和尚哈哈大笑说：“因为这道门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我一下子急了问：“师傅，法是什么？”
和尚严肃地说：“法是自审。”
我似懂非懂地沉思之际，和尚化作一股青烟不见了，我一下子被法的门吸了进去，我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呼喊，就听见有人喊：“雷默，雷秘书。”
我突然解脱了，睁开眼睛一看，是大刘在推我，“雷默，睡魇着了吧？”
我一看天已经亮了，我感觉灵魂被煎熬了一宿，昏昏沉沉地坐起来，发现屋子里多了两个人。一个长得膀大腰圆，另一个长得短小精悍，大刘介绍说，膀大腰圆的叫大钟，短小精悍的叫小邱。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大钟瓮声瓮气地问：“雷秘书跟张市长几年了？”
我没精打采地说：“两年了。”
小邱心直口快地说：“雷秘书，不瞒你说，我们省纪委每年都能接到一大麻袋张国昌的举报信，这次即使中纪委不介入，我们省纪委也准备动他。”
我试探地问：“你们几个都是省纪委的吗？”
大钟人显得憨厚，他不加掩饰地说：“是的，我们一共六个人，还有老王和老于，我们两个小时一换班，当然晚上除外。”
正说着话，又进来两个人，一个戴眼镜的，秃头，气质儒雅；另一个脸上沧桑得很，肤色也黑，我猜这两个人大概就是老王和老于了。这两个人一进门就让大家去食堂吃饭，大刘问我想吃什么？我根本没有胃口，苦笑着说：“随便。”
大刘、小赵和大钟和小邱走了，只剩下老王和老于。至此，我与看着我的六个人逐渐熟了起来。我试探地问了张国昌、丁仁杰、李凤江的情况，才知道这几个人也是陈建祥打电话钓鱼钓进市政府的，好在他们是正式被双规了，而我只是协助调查。
很快吃饭的四个人回来了，给我带了油条和豆浆，我发现虽说这六个人是两个小时一换班，但是他们六个人白天几乎都在这儿。午饭后，我从他们闲谈中得知，张国昌住在五楼，代号是一号，丁仁杰住在四楼，代号是二号，李凤江住在三楼，代号是三号，不用说我的代号是四号。还知道，张国昌中午吃了油泼羊腿。小赵还鄙视地说，他也吃得下？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还知道张国昌被双规时很镇定，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对孟丽华说，他能跟组织讲清楚。
我心想，谁能说清楚？古往今来敢说清楚自己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卢梭，他的一部《忏悔录》几乎使整个人类在羞愧中沉思，张国昌自称能向组织说清楚，我倒相信他有这份能力，但我不相信他有这份勇气，那他为什么这么自信？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这间小屋里，昏昏沉沉地熬了三天，仍然没有人代表组织和我谈话，我断断续续地回忆着两年秘书生涯的细节，不知为什么，老是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兜圈子，抓不住重点。其实最大的重点或者说关键中的关键就是张国昌赌博的事，但是我从来没跟着去过，我甚至没出过境，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关于张国昌赌博的事都是道听途说，俗话说眼见为实，因此我打定主意，即使有人代表组织向我了解张国昌赌博的事，我也只能实事求是地告诉人家，我不知道，我打定主意不害任何人，更不能让别人给害了。
我一筹莫展地走到窗前，突然发现二楼的窗户离地太近了，此时拉开窗户跳出去，立即就自由了，我脑海中反复闪现跳下去的方案，几乎情不自禁地将手伸向窗户，却只是用食指在玻璃上写了个“人”字，当然是看不到的，但我感觉这个“人”字不是写在玻璃上的，而是写在了我心上。我不停地问自己“人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把我弄到这里三天三夜了，为什么没有人来审我？”
这时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他们的女儿悠闲地走过来，男的穿着T恤衫和短裤，趿拉着拖鞋，女的一看就是刚洗完澡，卷曲的黑发湿漉漉的，穿着吊带裙，她有软绵绵的手臂，丰满的胸脯，洁白的牙齿，修长的美腿和娇嫩美白的小脚，穿着无带高跟凉鞋，她们的女儿就更可爱了，大约有五六岁的年龄，父母每人拉着孩子一只手，一家人幸福地走着，我这才强烈意识到我失去了自由，可我是清白的，我安慰自己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清白地失去自由。
看我的这六个人明明是两个小时一换班，每次两个人，可是他们一白天都耗在这儿，轮番进卫生间淋浴，一日三餐吃在这里，我经过细细地品味和观察，才明白，占小便宜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了，一旦条件允许，就会从潜意识里被唤醒，从而转化为贪念。
这六个人很善良，没有一个人给我脸子看，我试探地问他们为什么三天三夜了，还没有人代表组织出面审我？他们都说不知道，他们都是省纪委的普通工作人员，是奉命行事，言谈举止中对我充满了惋惜式的同情，这种同情让我内心无比紧张混乱，我不知道命运这条船改变了方向，但是并不知道它会驶向何方。
我又苦熬了一宿，思索了一宿，我发现在这间屋子里，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是头脑是自由的，思来想去，我发现一个现象，每熬一天，我的心理负担就重一些，早晨起来，我几乎快崩溃了。这些天我几乎变成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在我的肉体中不停地议论着、争吵着、猜测着，他们争吵的核心是，“为什么没有人找我谈？”这种拖延究竟是为什么？我发现这种精神困扰已经使我的心理变成法庭不停地审判着自己。
84、一场梦
早餐后，老王将黑白电视搬到了茶几上，老于将桌子擦干净，从别的屋子搬来一张椅子，然后悄无声息地出去了，紧接着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男的有五十开外，瘦高个，气质很像是搞材料的；女的四十岁左右，不高不矮，衣着朴素、风韵不俗。
男的一进屋就自我介绍：“雷秘书，我们是中纪委张国昌办案组的，我姓杨，这位是尹处长。”
女的态度和蔼地补充道：“老杨是我们中纪委的老处长了。”
从两个人的介绍我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来，杨处长是实职处长，尹处长很可能是处级调研员，甚至是副处级调研员。苦熬了四天终于有人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有一直如释重负的感觉。
杨处长坐在我对面的单人床上例行公事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政治面貌、学历、家庭住址、宅电、手机号码，尹处长坐在小桌子旁负责记录。
“雷秘书，”杨处长平和地说，“今天找你就是随便谈谈，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杨处长的态度让我放松了许多，我从自己考入大学、考研究生、考市政府直到当上张国昌的秘书，工作、生活、学习情况全部叙述了一遍，两个人听得很认真，不时地记录着，但直到我介绍完自己，也没发问。我说完后，杨处长掏出烟递给我一支，自己点上一支抽了起来，我四天没抽烟了，接过烟迫不及待地点上火，狠吸了几口。
杨处长一边吸烟一边问：“雷秘书，你对张国昌怎么看？”
一提到张国昌，我沉默了一会儿，因为说自己容易，说别人难，因为每一句话都可能决定人家的命运，不能不慎重，见杨处长也是理论工作者出身，便反问了一句：“杨处长，您对信仰怎么看？”
杨处长不解地问：“这与张国昌有关系吗？”
我认真地说：“当然有！”
杨处长冷峻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信仰共产主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