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红楼”，感受“孤独”――《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比较研究
于丽莎
《红楼梦》（以下简称《红》）与《百年孤独》（以下简称《百》）分别产生于中国与哥伦比亚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地域上分处亚洲与拉丁美洲，时间相隔二百余年。就它们所涉及的生活画面而言，《红》比《百》要广阔得多，从官职、服饰、饮食、习俗、礼仪、称呼到奴婢制度、妻妾制度，都有精彩的描写，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就文学色彩而言，《红》集诗、词、曲、赋、联、文于一卷，充满馥郁的诗情和浓丽的画意，为后者所难及。就时间跨度而言，《红》和《百》虽然同是家族史，但《红》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短的时代内贾府的衰败史，只是“历叙侯门十余年之事”，而《百》时间跨度较大，描写了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命运，是一部拉美民族的苦难史。
尽管如此，两部作品在某些方面还是颇有相似之处的。曹雪芹的《红》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已是毋庸置疑，而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以其不朽巨著《百年孤独》获得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亦足以证明其伟大的文学成就。本文试将这两位文学大师的作品加以比较，分析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意欲通过一种平行研究，为《红》提供一种世界文学的参照，并总结出一点文学的共同规律和作家的相通文心，揭示其文化内涵。
一、“天上人间两茫茫”
⑴——叙事的时空建构
（一）时间安排
英国作家伊丽莎白·鲍温曾断言：“时间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巧妙地利用。”
⑵两部作品的时间安排都非常巧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淡化时代背景，模糊时间纪年与传统小说必然交待具体时间不同，在两部作品中很难找到明确的时代背景和时间纪年。《红》第一回中反复强调“无朝代年纪可考”，从而隐去了时代背景；而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时间也是含糊的、相对的，多用“一日”、“是日”、“这年”、“一时”等词带过。可以说，“在《红》里，时间是流动的、可变的、无限的参照，却又是具体分明的现实。”
⑶《百》中虽然大体划定了一个“百年”的时间范围，但亦是抽象的，所指要大于能指。它不仅是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活动时域，更是喻指拉美人民被奴役、被剥削的漫长的苦难岁月。与《红》相似，《百》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也采用了“若干年后”、“一个晴朗的早晨”等不定的时间概念。《红》就整体而言体现出一种模糊美，但从小处看却是具体的；而《百》无论从大处还是小处都是模糊的、抽象的，类似毕加索的画作，以抽象的线条、立体派的造型，展现出一幅扑朔迷离的图画，使人从中看出或体悟到人类共有的面目。这与西方现代派虚化时空的某些手法很相似，使其既讲述了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又超越了时空，成为整个人类精神的寓言启示录。
打破线性时间逻辑
自然时序的打破与心理时序的重组是杰出小说的常用技法。两位作家都自觉地打破传统叙事常用的线性时间逻辑，运用了独特的时间叙述方式。曹雪芹在《红》中采用了立足过去，从现在“预告”未来的“过去将来完成时”的叙述角度。叙述人开始是凸现的，如文章一开头作者就安排了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例常交待，叙述人（即说书人）出场，“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在以后展开的叙述中则渐近无声与隐匿，只是有时会在故事背后“跳出来”，给读者以警示，进行预述。作者以这种全知全能的角度审视人物与事件，将后有之事预作交待，而笔法又是隐谲的、讳莫如深的，就在这已知和未知的交错中增强了叙事的张力。
与《红》将历史归于大荒无稽而唯剩风情的那个著名的开篇相类似，马尔克斯在《百》的开篇也个性十足，创造了一个“经典句式”——“许多年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忆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里，马尔克斯采用了立足将来，从现在“倒叙”过去的“过去完成时”的叙述角度，使得人物犹如站在历史的门槛上，一面看着过去，一面看着未来。类似的句式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形成以“现在”为逻辑起点的相互交织。在全书处于倒叙框架的大前提下，这种手法的运用使作者处于一个“超然”的高视点上，成为洞悉马贡多秘密的智者。
两位作家虽然都采用了“先述”的“另类叙事”，但不同的是，《红》的“先述”是立足故事的前端对其后端之事的“预述”，而《百》的“先述”是立足时间的后端对其前端之事的“倒叙”。尽管叙述角度有别，其艺术效果却是相近的。线性时间逻辑的被打乱，造成小说同现实的间离感和陌生化，从而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审美刺激和新异感。尤其《红》又借助于时间、事件的错位“以暗示某种预兆和机缘”，更见奇绝的叙述效果。如果说马尔克斯是在借鉴西方现代派的创作实践而有意为之的文学技巧的话，那么早在二百多年前叙事理论并不发达的中国，就有了《红》这样一部具有“现代”叙事水准的小说，则不愧为曹雪芹艺术才情的显现，更见其先验性质和难能可贵。
2．时间结构
在时间总体建构上，两部作品都采用了循环的环形结构。
《红》总体上采用太极式结构，首尾相环，循环往复。开头写僧道袖通灵宝玉下凡历劫，结尾写僧道携通灵宝玉飘然而去，完成一个循环。就其主体故事而言，对过去神话故事的现在进行时态叙述是按自然时序推进的，而在这主体时间的流续中又有许多大小事件的具体时间，其构成形态不是单线连缀，而是网状交织。作品以贾府的家族衰败和宝黛的爱情发展史为两道主体时间流序，又穿插交织了婚丧庆吊、庆祭宴乐、吟诗猜谜等大小事件的运作时间，从而构成时间上的“环形网状结构”。
《百》中的时间按着“将来—现在—过去—将来”的循环方式流动，看似变化，实则原地打转，停滞不前。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说过，《百》是由“许多圆圈组成了一个大圆圈，圆圈套着圆圈，重重叠叠，但直径不相同。”第一代的长辈因近亲结婚曾生下长猪尾巴的孩子，而第六代又因乱伦生下一个长猪尾巴的孩子，起点和终点重合，完成了大圆圈的循环。小圆圈的循环是由奇特的重复现象完成的：重点的名字、地点、行为，举动等等。如七代人中的男性不叫阿卡迪奥，就叫奥雷良诺；奥雷良诺上校沉迷于炼金制作小金鱼，做满二十五条又化掉重新做；阿玛兰塔织裹尸布日织夜拆，乐此不疲。诸如此类，举不胜举。第一代主妇乌苏拉意识到周围事物的重复，首先发现了时间的循环：“这些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时间像是在打圈圈，我们又回到刚开始的时候了“！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时间圈构成了“圈圈相套的环形结构”，象征了拉美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历史。利用这种结构的“封闭性“表达“孤独”这一主题，并进而反映拉美长期与世隔绝，愚昧落后的历史和现实，更可见作者的高明之处。
应指出的是，虽然二者的时间安排不尽相同，但都无法完全拒绝线性时间，其具体的叙述情节展开还是遵循客观时序的，人物被消极地卷入了线性时间不可逆转的洪流之中。如《红》中的贾府终究无法抗拒“盛极而衰”的命运，破败了。又如《百》中具有占卜本领的女人庇拉·特内所感慨：“这个家族的历史是一架周而复始无法停息的机器，是一个转动着的轮子，这只齿轮要不是轴会逐渐不可避免地磨损的话，会永远旋转下去。”但因为“磨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时间发展是不可抗拒的一样，所以这个“百年家族”终于还是停止了“旋转”，在地球上消失了。两个家族的破灭给人留下了启迪：人们不能一味地沉浸在想象的循环时间中，而忘却顺应客观的线性时间。毕竟，任何人都无法站在时间之外！
（二）空间设置
1．地域背景的虚化
对于《红》的地域背景，曹雪芹“不欲着迹于方向”，只说故事在“天子之邦”的“中京”或“京都”，并未明确点明。二十年代的红学研究者曾就《红》的故事背景是北京还是南京进行过激烈认真的讨论。我认为，尽可以把《红》中的“京都”视作一种虚构的地域符号，不必那么较真，非要把它坐实为现实中的北京或南京。作者有意把它写得似北似南，正是为了造成“模糊”效果，故意不让读者把它与现实对号入座。其中固然有作者政治上的顾虑，避免触及时政、触犯文网，除此之外，我认为还包含了作者对于小说本质的全新理解和个性诠释。第一回中作者借石头之口，申言：“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纪哉！”由此可见，《红》的时空虚化叛逆了传统小说的写法，超越了“朝代年纪，地域邦国”的限制，使红楼故事不局限于一朝一代、一地一方，从而具有了普遍性，与现代小说中的某些艺术追求不无相通之处。“马贡多”是马尔克斯在《百》中虚构的一个小镇。作为布恩地亚家族的世代栖居之地，它在创建时是一个被山脉、沼泽、森林和海洋阻隔封闭的村落，俨然一个平等、和谐、欢乐的世外桃源。然而不多久，独裁专制、党派纷争、血腥内战接踵而至，再后来，美国人来了，带来了现代文明，也带来了社会垃圾，对当地人进行经济掠夺。马尔克斯曾说过：“与其说马贡多是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不如说是某种精神状态”，马尔克斯通过马贡多这个小小的“镜子城”（又译作“幻影城”）折射出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的历史变迁，暴露了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贪婪掠夺的丑恶嘴脸，同时也暴露了当地人民愚昧封闭的心理。在他笔下，马贡多小镇具有了多重功能的意义取向，也具有了普遍性。
2．空间结构
阅读作品不难看出，两部作品都刻画塑造了现实与神话两个世界《红》以小说开篇的那个女娲补天神话中的“石头”为中介，一个是作为石头本源和归宿所在的神话世界，一个是石头“幻形入世”的现实世界。神话是现实的前缘，现实是神话的后续。
现实世界的故事以第三回“荣国府收养林黛玉”为开端，以贾府为主要活动地域，描写了贾府由盛及衰演变的轨迹和宝黛爱情理想的破灭，其中又交织着家事、政事、情事。神话世界中主要是梦幻故事，以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为总纲，以太虚幻境为主要活动空间，对故事结构和人物命运进行预示。至于神话故事世界的故事真正意义上的开端，早在前五回中，作者已安排一甄一贾、一僧一道的出现，通过他们的言谈交待了两个故事发展的环境与背景，其中的僧和道更是连接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的“神秘使者”神话世界，天荒地老，鸿蒙渺茫，无生无灭，无始无终，现实世界虽有荣耀繁华、赏心乐事，但“瞬间则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场梦，万境皆空”。作者以假定的诗意的神话世界对应真切的日益衰败的现实世界，以无限的尘外时空观照有限的尘世时空，表现了他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以及对宇宙人生、生命存在的感情和沉思，同时又使作品中具有一种吞吐天地的大气和俯瞰人生的高远视角，寄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红》不同，《百》中的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是合一的。正如马尔克斯所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块大陆上，这里每日每时的现实生活全部和神话掺杂。我们诞生和生活在这样一个虚幻的世界上拉美的生活就是这样，即使最平常的生活也光怪陆离，这是一块放浪形骸而又极富想象的土地，因孤独而耽于幻想和各种错觉的土地，我们的作品中在表现这种神奇的现实时是真实的。”⑷由此可见，拉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造就的难以置信的现实，使得现实两个世界融为一体，“现实即神话，神话即现实”。《百》的神话世界是作家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的，因而《百》本质上就是一个现实神话。
相比较而言，《红》的现实故事是在一个大的神话框架下的多线并置地展开的，营造出的是一个神话与现实交织、理性与非理性共融的真幻世界，是半封闭半开放的。而《百》是接受印第安宗教意识、吉卜赛文化传统等综合滋养而营造出的现实神话，其结构是反理性、寓言式的重复轮回大循环，是全然封闭的。如果说《百》中神话了的现实更体现了生活的本质和存在的荒诞，那么《红》的空间结构兼备了现实与理想、感性与理性的多重机质，从而使作品意识更为复杂，更加耐人寻味。
二．“古今一梦尽荒唐”——现实与虚幻
（一）现实性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貌，这是艺术品的最后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通过了解不难发现，两位作家生活的民族、时代，都充满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惨痛历史记忆。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虽是“乾隆盛世”，但实质上“一切都烂透了”（恩格斯语），表面的“中兴”只不过是封建社会走向末日的“回光返照”。马尔克斯笔下的那种独裁统治的残暴和美帝国主义奴役、剥削的海盗行径，不仅为他的祖国哥伦比亚所有，而是整个南美大陆历史处境的文学写照。
1．批判现实
虽然二者对现实都有一定的批判，但又各有侧重。在对统治者榨取民脂民膏、奴役掠夺人民的批判上，《红》比《百》更有深度。五十三回乌进孝交租的那一张单子上浸透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而更可悲的是，即使荒年遭灾，封建地主也不放过对农民的压榨，贾珍还狠狠地对乌进孝说：“这一二年里倒贴了很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贪婪无耻的丑恶面孔跃然纸上。然而，“尽管他们压榨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恩格斯语），于是其灭亡已是必然了。除此以外，《红》还涉及封建政治、思想、文化、道德各个领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如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贾雨村屈服于四大家族的“护官符”，徇情枉法、胡乱判案，使得凶手逍遥法外。“一粒沙里看世界”，通过这一颗沙粒，折射出封建社会腐败没落、奄奄一息的命运。
尽管曹雪芹借“石头”之口，一再强调是“实录其事”，“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不敢以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地”，作者口口声声“不敢穿凿”、“不敢唐突”，而实际上，对于那样一个黑暗腐朽的封建末世，如实描写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正如鲁迅所言，《红》“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中国小说史略》）作者借助“儿女笔墨”撕开“繁荣盛世”下的黑暗现实，用盛世之弦弹末世之音，更是种深刻的“新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