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乔冠华离世不久，人情的淡薄与政治上的无助，令章含之倍感孤苦。没有人再陪着她看下弦月缺，曾经钟爱的四合院像无尽的迷宫，又似一座坟墓。冯亦代在电报里建议她去蛇口找黄宗英。
一九八四年三月底，章含之回到北京，急忙找到冯亦代。他立即把她介绍给著名作家、演员黄宗英同志。这时的黄宗英已经从赵丹去世后的悲伤中解脱出来，写了不少好作品。她的报告文学《大雁情》获得了全国报告文学奖，电视报告文学《小木屋》也颇具反响。她正在深圳的蛇口创业，开办了都乐文化娱乐有限公司，一时搞得非常红火……
在冯亦代的热情撮合下，章含之与黄宗英两位巾帼英豪见面了。章含之和黄宗英过去并不相识，但第一次见面，两人就十分投缘，相见恨晚，黄宗英的坚强深深感染了章含之。
二○○八年七月二日下午，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专程拜访了正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治疗的黄宗英老人。美人迟暮，风韵犹存。黄宗英虽然身染沉疴，但她还是在病房热情接待了我们。
宗英老人扶病谈起当年的往事，她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去了一趟史家胡同的章家大院，老乔（乔冠华）走后，章含之哭啊，哭得痛苦极了。
宗英老人回忆说，“在与章含之见面时，她情绪很低沉，说着说着就哭了，眼泪不停地掉，太伤心了……我说，含之，你不能这么活着，要出来工作。”
黄宗英就因势利导地予以劝慰，耐心开导，她与章含之的第一次见面，就如同久别的好友重逢，说了很多话，她们一谈就谈了四五个小时……
黄宗英对章含之说，“你不要整天哭呀、哭呀，你不要哭了！要有重新生活的勇气，我已经与蛇口工业区的袁庚说了，你跟我一起去蛇口打拼，从头开始……”
从那天两人促膝长谈后，她们就成了好朋友。后来黄宗英拍摄了《望长城》《小木屋》等电视片，她请谙熟英语的章含之做翻译。
在黄宗英的鼓励下，章含之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对此，章含之很感激黄宗英，她生前曾说：“是她，听了亦代的介绍建议我去蛇口工作一段时间医治心头的创伤。当时她正在蛇口干一番事业，她和袁庚同志谈了，同样是素不相识的袁庚同志向我伸出了热情的手，欢迎我去蛇口。他还专程派了一位年轻干部来北京陪伴我去那里。”
在章含之去世前两年的二○○六年，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与《袁庚传》作者涂俏见面时，谈起蛇口和袁庚，泪盈于睫地说：“我没有想到，袁庚会顶着三道‘金牌’来挽留我。”她说，“在蛇口，袁庚给了我一个机会，一个能够重新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能够让我重新找回心灵的平衡。”
章含之回忆说：“虽然，后来由于意想不到的干预，第一次去蛇口我仅停留了一周就被叫回了北京。但那短短七天中，从袁庚到宗英，到许许多多其他蛇口工业区的朋友都由衷地欢迎我参加特区建设者的行列。我在南海之滨感受到了一种冲破长期压抑的解脱。那里的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理解人的价值。我当时并不想扎根蛇口，我只是想在那里工作半年左右，以使我恢复平静，找到重新生活的起点。在蛇口时，我的情绪也仍然很不稳定，冠华的影子魂牵梦萦地无处不在。记得有一天晚上，几位朋友邀我去‘海上世界’玩玩。我在酒吧里呆了一会儿，总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于是就到甲板上散步。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没有月光，也很少星光。我遥望黑沉沉的大海，一股深刻的忧伤重又涌向心头。命运使我飘落到这南海之滨，前面的路就像这黑漆漆的大海一般看不见亮光，望不见尽头。我记得我站在横杆边，任泪水往下流，直到朋友们出来找我。那一夜我难以入睡，后来睡着时，冠华在梦中时隐时现。”
二
据《袁庚传》的作者披露：那是一九八四年二月一个周日的早晨。袁庚约请黄宗英喝茶。那个早上，黄宗英问袁庚：“袁董，我有一个很好的教英文口语的对象，不知道你敢不敢请？”
“你说谁啊？”
“章含之。”黄宗英说。袁庚微微一笑，反问道：“我为什么不敢请？你去转告她，蛇口欢迎她来参与工作，我们需要像章含之这样的人才！”
“你一定要去蛇口，袁董要你一定去，那边有好多事情可以干。”章含之多年后仍然记得黄宗英的说话语调。章含之没有犹豫，一路风尘后将自己交付蛇口。
“我们浪费了太多人才！”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给袁庚惹麻烦。”
袁庚第一次在蛇口见到章含之是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晚上。当时，在太子宾馆明亮的日光灯照射下，章含之双眼布满血丝。
“欢迎，欢迎！”袁庚以主人翁的姿态伸出宽大的手掌，“小章，我们这里非常欢迎你，你是个人才，人才嘛，就不能浪费。”
一番爽朗热情的开场，让章含之又惊又喜，惊的是蛇口果然如宗英大姐所说的，空气是自由的；喜的是袁庚的表白，他不是同情你可怜你，施舍你一条出路，他是想让你发挥才干呢！
“袁董……”章含之心一酸，忽然间就说不出话未了。自乔冠华撒手而去，她已经好久没有舒心过了。女儿洪晃远在美国，她一个人独对乔冠华的遗物，伤痛至极。在得知袁庚十分欢迎她，并征得了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的同意后，以借调的方式迁居到了蛇口。
“袁董，谢谢你”。章含之哽噎着，她很想说“谢谢你收容我”之类的话，但她忍住了。
“哎呀，哭什么呀……”黄宗英抽出一张纸巾递给章含之，“你可以在蛇口干一番大事业呀！”她歪着头看着袁庚，“这句话本来就是袁庚说的嘛。”
“是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才都是浪费的，因为这个政治原因，那个政治原因，浪费太多人才。”袁庚说，“人家现在因为政治原因不收的人，我都收，将来呀……”他神秘地眨眨眼睛，脸上有一种近似得意的神情：“将来蛇口就是中国人才最多的地方”。
章含之心中一暖，含泪说：“袁董，我才48岁，我完全可以做很多事情。”她急切地说，“我别无所求，我要做事情，第一，我在北京是被封锁起来的人，不管蛇口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做的事情，我都做。第二，我在北京已经没有办法生存了，是逃避来的，我没有想到你这个地方这么好。”
“蛇口的发展空间非常大。现在，赤湾那边发现石油了。去年，英国的BP公司首先中标以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和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埃索和壳牌公司又先后中标，南海石油的开发已形成一股猛烈的发展势头。而在这发展中，首先受益的是蛇口。”袁庚说，“我们成立了一个南海油田服务办公室，蛇口需要有个班子来管理这一块。我希望你来这里当主任。”
章含之在袁庚洪亮而沙哑的口音中听到了一股涌动的激情。她说：“袁董，石油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只懂得芝麻油和花生油，石油，我不懂，也就不敢来当这个主任了。”
章含之只是想逃避，并不想落户蛇口。她一直肩负着为乔冠华记录一些东西的使命，她清楚，她不可能太长时间留驻在蛇口。
章含之看看袁庚，又转头望望黄宗英，非常坦诚地告白：“我不会在这里太长时间，我感谢你能收留我，我最终还是要回北京的，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不在这里”。
袁庚听后说：“那行，你帮我培养英语人才吧。”他介绍了圆坛庙培训中心的状况，那里正缺英文教师。“这个我可以做。”章含之爽快答应了，“我来帮你建一个很好的培训中心”。
袁庚告诉她：“蛇口的未来需要许多和外商打交道的人才。”
第二天上午，袁庚到太子宾馆章含之的客房门前等候章含之和黄宗英两位才女，接着，带她们步行到了培训中心，临时任命章含之为培训中心的顾问。这时，章含之的精神和情绪都有了明显好转。
但半个月后，章含之所在的外交部一共未了三次函电，催章回北京。前两次，袁庚都叫手下人以章含之找不到或是工作繁忙为理由，搪塞过去了。第三次，看来她是躲不过去了。
函电的口气很严厉，要章含之立即返回北京参加整党活动。据袁庚了解，这时，章含之刚刚在培训中心完成了英文培训计划大纲，她还把组织关系与医疗关系也迁到了蛇口。袁庚在工业区大厦七楼的办公室约见了章含之，不得不转告她北京方面一定要她回去的消息。
章含之的神色异常平静，仿佛一切都在她的意料之中。她两只手紧紧地绞在一起，袁庚发现她的指甲都变白了。她轻声地说：“他们这么做，我其实很理解。在他们眼里，我跑到这么远的蛇口来，他们不放心。”
“不行！”袁庚说，“他们简直是……莫名其妙，他们不能这样做，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不好？”
“我还是要顶，他们已经是第三次下令了。但是，我得跟你打个招呼了，我就是不放。这点你得清楚。”当时，袁庚非常愤怒，已经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袁庚接着说：“小章，他们没有权力调你，你的组织关系都已经在蛇口了。我完全有理由不放你走。当初，我们向他们要人，是他们同意调过来的，他们不同意我也调不了你，现在，他们回过头来向我们调人，我不同意你也不能走。现在，你是我们这里的干部，不归他们管，我就是不让你走！”
章含之喃喃着，泪水控制不住地滑过面颊：“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像你这样的领导出来，替我担当这个事情，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正因为这样，我才更不能这样做，我不能把你牵涉在内，这是不公平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背景都在北京城，也许牵涉了许多高层人士，这些事情……”她突然停下来，擦干了眼，看着袁庚说：“你现在应该把精力放在建设蛇口上，绝不能把你牵涉进来。”
翌日上午，章含之乘坐工业区的面包车赶往广州，当晚，便回到了北京。一个月后，她总算搞清楚了让她回京的原因，有领导不希望她到临近香港的蛇口去，怕她将国家机密泄露给香港记者或境外人士。
为了断绝章含之居留蛇口的心思，外交部答应重新给章含之安排工作。章含之拿出杀手锏：我必须回蛇口一趟，证明你们错了，然后我再回来，接受你们重新安排的工作。
袁庚再一次见到章含之时，是在当年七月中旬的一个傍晚。
不过，这一次，章含之在蛇口只住了半个月。回到北京不久，章含之出任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
三
章含之被莫名其妙地从蛇口叫回北京，她气愤至极，也绝望至极。她锁上卧室的门，抱着乔冠华的骨灰盒，旁边放着两瓶“速可眠”和一瓶乔冠华喜爱的茅台酒，听说酒可以助长药力。她觉得在这世界孤独跋涉已经太累、太累了，自己该休息了……
不过章含之还是坚强地活了下去，这一次拯救她闯过死亡关的应该是她那不甘失败的性格。那天她把自己关在过去的卧室（当时的乔冠华灵堂）中足足八个多小时。当她从绝望中冷静下来时，她想到东山的墓还未修成，但她更想到有人一定会举杯庆幸自己的死，因为从此之后，人们将无法得知自己和乔冠华的悲剧。她从内心发出：
“我不能死！否则历史将永远被扭曲，公正将永远被掩埋。我不能死！”
章含之终于打开了房门，又走进了生活，开始了新的搏斗。这一次，她得到了黄镇、宋之光等这些乔冠华老友的同情和帮助。最后，胡耀邦同志在章含之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中组部的有关负责同志终于妥善处理了矛盾。当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已是一九八四年的秋天，乔冠华逝世的周年之际了。章含之的情绪经历了这一年的生生死死考验，终于逐渐稳定下来。她想，“不论前面的路多么充满荆棘，我决心走下去，为了冠华，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们所爱的大好江山和人民！”
那时候，她的女儿洪晃已长大成人，开始工作了。她担心母亲一人孤独无援，邀其去美国探亲。也有朋友劝章含之索性一走了之，不要再为过去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价。
然而章含之却坚持留在了这一块土地上。这也许是他们这一代人不可改变的一种执著和追求。不论这片黄土地如何把他们青年时代的梦、中年时代的追求揉得粉碎，不论它溶进了他们多少痛苦的泪水，他们却总是难以割舍！
当年的蛇口风波之后，章含之又有了自己新的想法。这年底，她去拜访冯亦代、郑安娜夫妇。他们是她在北京最可信赖的朋友。她告诉他们，在乔冠华逝世之时，自己曾经下过决心，也在他遗体告别时向他默许过：假若自己决定活下去，容许两年时间求得心灵的平衡，然后自己将为求得公正而奋斗。
一年后的此时，章含之却对冯亦代说，她想改变这当初所许的愿。作为乔冠华生前老友，她想听听他的意见。她说她不想为求得一纸公正去耗费她未来几年的精力，因为即使求得一纸又有何用？乔冠华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后来当他驰骋在国际风云的舞台上，为中国的外交史增添精彩的一笔时，有谁还会记得这当年的“严重警告”？而当一九八○年乔冠华忍受着一生最大的屈辱时，外交部却发来一纸“改正”通知，说一九五八年的处分是错误的，予以撤销。这是多么大的讽刺！乔冠华如果还在世，也许争取这一纸公正还有用，因为他渴求有机会施展他的才华。然而，他人已去，一切已成遗恨，这一张纸已不再是他和自己所需要的了。乔冠华一生，无愧无憾，应当相信历史和人民。
章含之问冯亦代，这样对不对，有没有辜负乔冠华对自己的寄托？冯亦代、郑安娜对她表示了极深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