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章含之夫妇因“四人帮”的牵连而长期受审查，两人被隔离开来，章含之被关在外交部，而乔冠华则被软禁在家里，两人不能见面长达七百八十五天。
在这期间，乔冠华多次写信、打电话，找以前他几乎天天见面的领导人，想诉说心中的委屈，可没有人听他的陈述，乔冠华心中是多么的郁闷！章含之与乔冠华分别写了上百万字的陈述和申诉，全部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事后，章含之夫妇辗转反侧，仔细分析，认为各种因素夹杂在一起，乔冠华必然会被打倒。据章含之透露：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二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访华，江青突然异常积极，不断把冠华、我、礼宾司长朱传贤及黄镇大使叫到她的10号楼作各种吩咐，陪同看戏，送花送菜。在这期间，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说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部分老干部在我们家商议，都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如此。就是这短短的三、五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和我最终的悲剧。没有人出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人出来承认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过的决定，也没有人出来说当时乔冠华的孤注一掷保全了外交部的老干部在“批邓”运动中未受冲击，更没有人指出从6月份开始，江青转而大肆指责乔冠华，并扬言要撤他的职。那时候毛主席还在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种种的屈辱和不公。冠华终于垮了！他先是心肌梗塞，接着患肺癌！
这时，章含之的丈夫乔冠华被免去一切党内职务，随后又被查出患有癌症，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随之一落千丈。章含之没有像离开洪君彦一样离开乔冠华，她守在乔冠华身边，为他争回“高干医疗”的待遇，呈递万言申述信，为丈夫的平反奔走。
北外的旧同学同事，也渐渐与她恢复了联系。“大家天南地北地瞎聊一通。老乔也没架子了，坐在树下和我们一起聊天。他是才子，知道的事情最多。两个人亲亲密密，未尝不是好事。”梅仁毅说。
“她外表和蔼，活泼又漂亮，内心好强，条件都具备。一直到乔去世后，她才慢慢悟出来，处事对人都不一样了。”
“她很留恋自己在北外的那段生活，因为比较顺利，矛盾也不多，学生又都喜欢她。”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乔冠华做肺癌手术愈后，章含之从医院里把他接回家养病，隔离了几百个日日夜夜的一对恩爱夫妻，这才喜得重逢。
其时正是春寒料峭，一片萧瑟的时节。乔冠华的身体十分虚弱，章含之为他流了不知多少泪，但毕竟历尽劫难，他们又在一起了。这时，章含之将主要精力扑在丈夫身上。
曾经有人问章含之：“由于和乔冠华的结合，你是不是马上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照顾乔冠华上。”章含之回答：“没有，因为当时乔冠华也很忙，他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去照顾他的。再说我也没多少时间去照顾他，我后来在亚洲司当副司长主管南亚事务，同时还兼一些重要的高级会谈的翻译，所以也挺忙的。真正需要我照顾的是他后来赋闲以后，又得了癌症，那个时候他就非常依赖我了。”
这一年，章含之他们院子的梨树“老友”又以千朵小花庆贺他们的团聚。章含之那时心中不觉暗自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这梨树似乎真通人性，它的兴衰也许显示着乔冠华的安危。怀着这种念头，每年春天，她都焦灼地等待老梨树的信息，盼它一树锦绣，象征乔冠华这一年吉祥如意。此后，章含之记得：“一九八三年的春天在忧虑中来到我们的小院。这时冠华第二次癌症复发住进医院。我的心情坏极了，我知道诀别已在眼前。每天当我翻过一篇日历，我的心都不禁抽泣，我和冠华的日子又少了一天！那时我天天在医院陪住，中午趁冠华午睡，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为他取中药、牛奶和他想看的书。我无心照料庭院，总是来去匆匆。但是在一个春天的中午，我无意中看到老梨树枯萎了，连树身都伺倭着弯曲下来。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花蕾无精打彩的挂在零乱的树梢上。我不禁惊呆了，马上想起了多年来心里神秘的联想。我诅咒自己为什么把冠华的命运和这棵草木之躯连在一起。我突然再也忍不住心里积压的悲痛，抱住老梨树，失声痛哭。难道这树木真有灵性？难道它真的显示了冠华生命之火正在熄灭？我的心突然一阵阵绞痛得厉害，不敢再往下想……”
乔冠华出院后，休养了一段时间，又住进北京医院化疗。一九八零年秋，他再次出院回家疗养。此时，外交部送来一个“改正”通知，说：一九五八年批判乔冠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批错了，撤销当时所给予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令人匪夷所思。
可是，这有什么用？他到底是不是“四人帮”的骨干，审查了两年多，此时尚没有结论，乔冠华对此泰然处之。
其时，章含之夫妇劫后余生，过着赋闲的生活。他过去的老朋友、老战友并不嫌弃，纷纷送来人间温暖，溶解了他们心头的冷霜。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李颢、崔奇之外，徐迟未了，冯亦代未了，夏衍未了，黄苗子、郁风夫妇未了，吴祖光未了，李慎之未了……
李慎之是乔冠华的旧交。这两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惺惺惜惺惺的才子，曾经有过一段密切交往的经历，他们一起臧否人物，评点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后来，李慎之被错划为“右派”……八十年代乔冠华落魄后，门庭冷落，但李慎之却常去看他。乔冠华去世时，李慎之写的挽联一直挂在乔冠华和章含之最后的家中。五十年代，他们从政时曾经相互倾诉各自最想做的事：李慎之说，他最想成为一个大学校长，办好一所大学；乔冠华说，他最想成为一张报纸的主编，办好一张报纸。遗憾的是，这两位“把一生交给党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实现他们心仪之事。而到了晚年，李慎之先生把办好一所大学的愿望也降低到了“下辈子作中学公民课教员”。
著名作家徐迟与乔冠华同庚，他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但同样百般推崇乔冠华。他在题为《祭于潮》的文章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后，有一段时期我曾同他一起工作。但是我们的接触反而不能如以前那样的多了。在他初次去联合国之前的别宴上，听到他咏螃蟹的诗句：‘一去成功湖，此物最相思’，为之莞尔。在汉英城板门店，也曾见了一面，感到他对于敌方真能针锋相对，游刃有余。以后，却隔行如隔山，几乎没有再见面了。但他的风韵，他的文采，还能从新闻电讯中，甚至从外交文件中，隐约窥见。此后之事，众所周知，无需赘述。但时常看到他身负重任，尚能称职，还是欣慰莫名的。只能笑语自慰，他是在跟基辛格、尼克松、田中角荣、瓦尔德海姆、马利克、葛罗米柯这等人物打交道，吾辈可是不容易见到他了。就这样阔别了二三十年，久未和他通上音讯了。”“有趣的是人生诚如螺旋。到了他的晚年，我们又能见面叙旧，说些老话了。他仍然警语甚多，妙趣横生。虽然他重病在身，是不治之症，但是风貌不减当年，并未形容枯槁，他还可以息影书斋，闭户读书。惜乎天不假年，满月西沉，千秋功罪，自有公评……”
据章含之撰写怀念徐迟的文章透露：“记得是有一年的深秋，冠华接到徐迟的电话，说他在北京，想来看我们。冠华很高兴，请他来共进晚餐。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作家、诗人、冠华的老友徐迟。那时候他很健康，步履轻松，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小很多。他高高的身材，很潇洒，很有风度，也很健谈。晚饭时，冠华嘱我温了绍兴加饭酒与徐迟对饮。他们谈了很久，两个人看上去都神采飞扬，似乎又回到了他们谈得最多的三十年代在香港的种种往事。”
“后来，我问冠华为什么过去徐迟没有来过。冠华颇为感慨地说大概那时候他官大，门槛高，这些老朋友就都敬而远之了。他不无遗憾地说他那时一年到头忙，也很少想到和老友重聚。由此，我想到亦代、李颢和其他一些冠华的老朋友。在我们的门口车水马龙的年代，史家胡同51号的院子里从未见到过他们的身影。而如今，这院子门可罗雀，他们却纷纷来到了冠华的身边，给他那寂寞的赋闲生活带来了许多友情和乐趣……”以后，“冠华同徐迟时有往来。徐迟把他的书寄给冠华，冠华都认真地注上收到的日期。再后来，冠华离开人世，徐迟写信来，开始是要我节哀，后来他的信却都是鼓励我写作。我那时很没有信心，我说我的文字功底太差，怕写不好。徐迟那时并没有看过我写的东西，却‘盲目’地相信我能写好。我感觉到他并非是一般性地鼓励我。徐迟是个极认真的人，他以满腔热情推动着我去握起笔。那时，我请他考虑是否可以由他写一部《乔冠华传》，我当他的助手，他却说这传记是一定要写的，而且一定是一本‘好得不得了’的传记。不过，徐迟说，这传记一定应当由我执笔，他帮助我。为这事，徐迟不厌其烦地一再地想推动我开始去着手准备。可惜我畏惧困难，始终没有开始……”
在这突如其来的逆境中，乔冠华与章含之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此时的他们夫妇的真实写照。
此后，在章含之的协助下，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三十年代在香港、四十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分门别类，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国际述评集》，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
这方面形成成果，现已正式出版的有：《国际评论集》（重庆出版社1 983年出版）；《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新版《争民主的浪潮》（四川出版社1 985年出版）；《乔冠华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除此之外，乔冠华与章含之联名、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在1997年12月出版了《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一书。这些文章，今天读来仍不乏魅力和新鲜感。
正当乔冠华准备整理他的早期国际评论时，他的癌症不幸复发了，他住进医院接受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这些治疗对他体力的消耗和损害极其严重。然而，他是个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惊人毅力的人，除了整理书稿、诗作之外，乔冠华还博览群书，天下风云尽收眼底，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诗词歌赋，无不涉猎，他早先研究过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想问题，写过这方面的论文。虽然在病中，乔冠华还在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和钱锺书的《管锥编》。他对他的在清华的老同学钱锺书十分敬佩，对钱先生的才气交口称誉。他不止一次对李慎之说过：“钟锺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photographicmemoty（过目不忘）。”
二
一九八二年初，乔冠华肺部癌症复发，并转移到颈部，病情极为严重。住院后，医生都认为他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三至六个月，医院也已发出病危通知。
但是爱情创造了奇迹，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章含之的精心护理，乔冠华肺部的癌变暂时得到控制。他还口述了部分自传，由夫人章含之录音整理，在他逝世后发表。
章含之曾就这时的情形在《忆冠华》一文中追叙道：
记得是1 9 82年2月，春节刚过。那天早晨冠华正兴高采烈地与两位来访的老友在书房里畅谈，我接到了北京医院门诊王大夫的电话。她告诉我冠华头一天所照的肺部x光片子中有癌症复发的迹象，要我立即送他住院。我猛地觉得周身血液冲进脑子，浑身突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耳朵里轰轰地响。挂上话筒，我扶着暖气架挣扎到长沙发前，再也支持不住，倒在沙发里，腹部突发痉孪性剧痛，有好几分钟不知周围发生了什么。冠华开书房门出来，见我脸色苍白，倒在沙发里，他吓坏了。此时，我忽然意识到应当由我来承受一切痛苦。我勉强坐起来，说不过有点头晕。冠华问谁来的电话？我尽量表现出轻松的样子，说王大夫让他住院检查一下身体。一周的住院检查证实，病情极为严重。吴院长、钱主任以及其他会诊的专家找我去谈话，从病房到办公室不过十多米，我却感到那样步履艰难。吴院长和钱主任都是冠华的老朋友，他们心情沉重地向我如实介绍了冠华危险的病情——癌症同时在两处复发，颈部的肿块经穿刺化验证明是属原肺部癌细胞同一类型的癌病变，而左肺的肿块也明显是癌变。我不记得那天我是怎样挺过来的，只记得出了办公室我躲在走廊里不敢出声地大哭了一场。
可是踏进病房时我不仅要擦干泪水，还要强作笑容不让冠华察觉我哭过。陪冠华三次住院的前后两年中，这种谈话是我最大的痛苦。每当护士假说叫我听电话，出了病房告诉我是钱主任找我谈话时，我都会浑身一阵颤抖。我明知医生的警告都是科学的，但我却顽固地拒不相信冠华生命之火有一天会熄灭。记得我为此同钱主任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冲突”。
那也是1982年初。老钱找我谈治疗方案，最后他好意地劝我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因为病势来得猛、发展快（冠华颈部的癌变已从咽喉部穿破，多次咯血）。突然间，不知是一股什么强大力量使我从心底里呼喊：“不，老乔不会死！”我竞不顾一切科学的诊断，对老钱说：
“我不信老乔的病好不了！”我说如果医疗上认为没有什么办法，我相信我对他的感情可以拉住他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