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章含之回忆，“一九七三年四月的那几个星期大概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我和冠华的结合虽然还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子女的反对。当时冠华希望耐心和时间会取得他们的理解，可惜没有能实现。其实，子女反对父母再婚在中国不论在老百姓家庭，还是在高级干部家庭都是很普遍的屡见不鲜的事。这中间有对逝去的父亲或母亲的怀念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经济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高干家庭，那实际存在的特权是一种极大的诱惑。遗憾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是发生在乔冠华家里，就也变成了社会舆论。一时间，冠华家里闹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以及九月底他的孩子不经与他商量就把家里搬空的新闻，纷纷扬扬几乎传遍京城。本来，到此也就结束了，但后来冠华和我身陷逆境时，多年前的家庭纠纷一夜之间又被人为地添加了政治色彩，变成了‘儿子反对父亲结婚是看清了他要犯政治错误’，因此那次为经济利益的搬家也变成了大义凛然，断然离家而去，划清界线了。没有人去认真地查实一下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那段时间，冠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有什么政治界线可划呢？这一切现在都已成悠悠往事。可告慰冠华的是他最钟爱的女儿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由于她不带政治目的去看待家庭问题，因此我相信她对那些往事正在得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我们虽然没有多少往来，但我相信我们会相互理解，我已把她视为我的朋友和我家庭的一员。”
一九七三年春天，乔冠华和章含之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当时外交部的政治环境大概是全国最好的。“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动乱与灾难此时基本都已得到纠正，党组和部领导基本都是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老干部。驻外大使也如此。周总理亲自领导外交部的对内对外事务。在这样优越的政治气氛下，部内上上下下很团结，也很愉快。乔冠华和章含之当然有理由企盼着美满的家庭生活……
四
然而，就在乔章两人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正悄悄向他们袭来。它也许酝酿有时，但乔冠华却被这突然而至的风云变化搞得不知所措。开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势分析报告据说有错误，接着似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发现了“右”的倾向和错误。矛头所指是周恩来总理，但乔冠华是外交部的代表人物，他似乎是要对这些“错误”负责。乔冠华毫无思想准备，情绪很紧张。
而此时，命运似乎为章含之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解脱。
该年六月中旬，她随团出访南亚归来就病倒了，在家休息。她的父亲章士钊已在一个月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去了香港，最后一次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努力。国务院管理局决定趁她父亲不在京，对四合院进行一次大修，等她父亲回京，可以住上新装修过的房子。于是她就暂时住在前院门口的传达室。
那时，章含之和乔冠华正在恋爱。他工作之余来看她，他们就在那堆满家具杂物的传达室里一杯清茶，促膝长谈，相互间超越年龄的差距，官职的悬殊，感情上达到了完全的融合。许多年过去，章含之还常常回忆起在那简朴、拥挤的前院小屋中那些纯真的时刻。
六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乔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章含之就在下班时急匆匆去看她，她猜是出了什么大事，因为一般情况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没有等章含之问他，他就带着迷茫的神色对章含之说：“今天早上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要你自己决定。主席昨晚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中国的第一位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这对你自然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会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
这天上午的党组会上，时任外交部长的姬鹏飞传达说毛主席指示要派女大使，并且建议第一个女大使派他的“章老师”去加拿大。
章含之顿时愣住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当时这类大事，通常都会由“通天朋友”先打招呼，而这一次她事先却一无所知。
章含之面对乔冠华，他似乎没有什么表情，但她知道这时他的内心正翻腾着波澜。他多么希望两个人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于他的地位，假若章含之被派往国外，他自然不可能和她一起前往。三年五载他们将长期分离，而乔冠华那年已是整六十岁了。
显然这时的章含之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她后来是这样认为的：“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要考虑和权衡一下，就脱口而出对冠华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
章含之第一次看到乔冠华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一般都是充满自信的，而此时他却不知所措。
乔冠华用忧郁的眼光看着她：“可那是主席的决定呀！”
章含之说：“由我来向主席报告吧。”她知道在那个年月，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可能意味着什么。但她故作轻松地对乔冠华说：“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
但是他们两人都笑不起来。后来，章含之向毛主席请求不去当这个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坚持，但她知道他不高兴。
一年之后的一天，在见完外宾之后，毛主席叫章含之随他到工作人员使用的休息室，他激动地对她说：“你不听我的话，你的心里没有我！”
章含之紧张得不知怎样回答，后来她就说：“主席，你这样说，我承担不起！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你，我哪里敢心中没有你！”毛泽东没有说他为什么生章含之的气，但她猜那是违抗他的指示，没有去当新中国第一个女大使。
当天，听到章含之坚定的回答，乔冠华的眼眶潮湿了，他激动地承认说：“我今天上午思想混乱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心太纯了！是我太自私！”
章含之说：“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总是求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给我的这份爱。有此足矣！”
乔冠华默默地看着章含之，取下眼镜，要擦眼中滚动的泪水。章含之接过他的手帕，替他擦干泪水，她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这个部长，这都是身外之物吗？既然你说服了我，我也可以不当这女大使。”
对这一选择，章含之感慨万分，她说，“很多年过去了，当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当我已失去了冠华，失去了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剩下我孤单单的独自一人时，我也曾饱含辛酸地回首当年，不知道如果二十年前，我做了另一种抉择，今天又会如何？残酷的命运似乎从我降生之日起就开始捉弄我！”
五
对章含之来说，一九七三年的夏天是个“多事之夏”。
当乔冠华和章含之面临种种压力时，七月一日凌晨，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又在香港逝世。在此前两天，周总理通知她，香港方面报告她父亲病危。
周总理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并派专机护送她父亲立即回北京，要她们七月二日启程。但是一日的凌晨三时左右，乔冠华给章含之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亲的噩耗。章含之从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马上直觉到出了大事。她抓起电话，传来了乔冠华沉重的声音：
“我告诉你个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顶得住。行老刚刚在香港去世。我现在在叫司机，马上过来陪你。”
这虽然是章含之预料之中的，但她仍然接受不了这现实。她颤抖着哭了起来，说道：“就差一天了，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和妞妞去！他最爱妞妞！”
“你千万别太激动，老人家毕竟九十三岁高龄了。我马上来！”乔冠华安慰道。
此时，章含之似乎清醒了一些，她坚持说他不必来看她，她会冷静的。
章含之理解到，那时乔冠华政治压力极大，要做“检讨”，工作又忙，凌晨跑到她这里陪到天明，难免又出闲言碎语，他们那时还未结婚。
乔冠华拗不过她，叹气说：“你这个人有些事那么勇敢果断，偏偏有些事又那么顾虑重重！”
她挂上乔冠华的电话后，马上就接到了值班室电话，说周总理指示由连贯作代表同家属一起赴香港料理章士钊的后事。在香港先开追悼会，骨灰由专机迎回北京再开正式追悼会。值班室并通知她当天下午在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筹备会。
章含之放下电话之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一片慌乱。她一直认为父亲在她的生活中并不牵连多少感情。如今他真的离去了，她才突然感到自己是他的女儿，他的逝去使她心中的世界塌陷了一块。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亲的种种往事都浮现出来。我们之间从没有父女深情，因为在我童年时代他就去了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住在殷夫人那边，我只在下午放学回来偶然见到他。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其孤寂的。父亲忙于他的律师公务和应酬，母亲忙于社交，几乎天天打麻将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学，她刚刚睡觉。我下午放学，她又在麻将桌上，或出门赴宴。孤独的我常常几个小时地坐在楼顶平台上看小说，看天空，看自由飞翔的小鸟。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是去长乐路天主教堂做礼拜。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个嘈杂的房子，只有神父的布道和唱诗班的歌声才带给我宁静和梦幻。一九四九年我随母亲迁来北京后，与父亲才天天在一个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养不出那种父女、母女的殷殷之情了。我很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鲜打仗，想去三门峡造水电站。只要为了革命，我毫不留恋这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到了六十年代初，是毛主席教育我要正确对待父亲，他说血缘关系并非人与人之间决定亲疏的唯一依据，我不应忘记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此刻当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父亲时，他对我的那些点滴关怀都记起来了。在我上大学时，周总理有一次去看望父亲，父亲把我的一张照片送给总理，请总理关照我。后来，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我知道后反而对父亲很生气，我说我不想当民主人士的女儿，受照顾，我要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走自己的路。父亲到了晚年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但却不知道为我做些什么才好……父亲有一次病重，住在北京医院，有一段时间，神志不清，我天天去看他。以后他病情好转了，有一天，我送家里做的饺子给他。父亲吃完后叫我坐在他床边，非常动情地对我说：‘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话我要对你说。我觉得对不住你……章家到最后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为你做点什么，你是靠自己奋斗成才的。我到这个年纪，最有安慰的只有你了，总算我章门有幸……’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动情，一时不知何以作答。我和父亲之间从来没有这样开诚地谈过话，我只是要他好好休息。他那时耳朵已经完全聋了，我写下来给他看，要他放心，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他宽慰地点头。这一切在当时是些生活中的琐事，而如今雯亲离开人间二十年了，我才觉得幸亏有那次谈话使他得到些许安慰。”
第二天清晨，乔冠华又给章含之去电话，问她睡觉了没有。她谎说睡了。他不信，又说要去。章含之推说有许多事情要做，不必了。她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说不定晚上也见不到他了，她还要去学校把女儿妞妞接回来。她说她一星期就回来，要他保重。
这天下午，章含之去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的会议。散会的时候，天下起雨来，下得很大。她站在政协礼堂外的台阶上，望着那倾盆大雨，心头说不出的惆怅。正在这时，一辆汽车急驶过来，她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匆匆找到她，说来给她“打招呼”——说在她离开北京的一周内，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并说让她要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章含之嘴上说谢谢她赶来打招呼，但心里已乱成一团麻。晚上章含之尽管非常忙乱，但还是希望能见乔冠华一面。无奈他也忙，活动完了又去周总理那里开会。章含之知道那些会总要开到凌晨。他们两人只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互道珍重。章含之很想给他也打个招呼，应付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但她怕电话中说不清，反而增加他的压力。
七月二日，章含之怀着伤感和忐忑不安，离京赴广州，再转赴香港。当天深夜她从广州给乔冠华写了一封信。信中她说：
这次离开你很感不安。也许我把事情看得过重。我不放心你，担心你的身体，也担心你处理不好那些复杂的困难。不过我深信你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能使你在复杂的环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我之间最大的一致是我们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永远问心无愧。不管今后生活道路如何曲折，斗争的风暴如何狂烈，风里雨里，我们总会在一起，这将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广州的夜晚经过一场暴风雨的洗礼现在异常的清新和宁静。刚才我在院中漫步抬头看见晴空中明亮的一弯新月，想起你是多么喜欢皎洁的月亮。我相信我们此刻正怀着同样的感情望着同一个新月。
生活与斗争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离。
祝你一切都好。
章含之在撰写《十年风雨情》时饱含深情地写到：“事隔二十二年，当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我难以抑制自己万分的激动。在当年那扑朔迷离的政治变幻中，我对自己坚定的爱的誓言深感自豪。即使这当初的山盟海誓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但我对所爱的人的信念，我对承诺的爱情的忠贞始终使我无悔无愧。”
一周后，章含之捧着她父亲的骨灰，同殷夫人、大哥章可、妹妹章眉和女儿妞妞乘周总理派的专机回到北京。飞机下降时，她从机窗里一眼就看到了乔冠华在等候骨灰的领导人行列中。他安然无恙，章含之顿感心头的重压消失了。在机场的忙乱中，乔冠华抽空对她耳语说晚上一定回家去一趟，有重要情况告诉她。不过并没有等到晚上，她已经知道这“重要情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