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41军宣队坚持新生上的第一课应该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们说：“就这么几个字怎么会学不会？”
教材问题还未解决，很快又出了校舍问题。当时在去干校前，先遣的基建队只造了宿舍和少量的办公室。此时要在全国招生，新生和已在沙洋的原有学生都要在沙洋干校上课，教室问题是当务之急。我提出来做个计划，立即建造一批简易的教室。没想到这个提议又遭来反对。
军宣队说：“要发扬延安作风。当初延安抗大的学员都是拎了马扎在露天上课，现在就要恢复延安风气。复课并不是全面恢复旧的教育制度，为什么一定要教室？学生可以在室外地边上课！”
章含之问他们如果天下雨怎么办？湖北的夏天是多雨的，难道让学生和教师冒着倾盆大雨上课？他们说：“下雨可以到宿舍内上课。”当时他们的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且脸盆、毛巾、晾洗的衣服，琳琅满目，总不能在这种环境中上课，何况一个宿舍往往住十多个人，万一有人生病，一边在上课，一边有病人在呻吟，这怎么能安得下心？然而军宣队对这些问题统统归之为“资产阶级办学路子”。
章含之实在忍无可忍，说：难道我们革命成功就是为了一切都倒退到缺衣少食，什么也没有的旧时光去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要摆脱贫穷，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吗？我们今天已不是当年的延安，为什么要形而上学地去模仿延安？
但是，章含之无论如何都没法说服这些质朴的军人，他们当时完全是教条式地追寻着所谓彻底革命的模式。最后章含之对他们说，永远无法与他们取得一致，她说这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尽管章含之与8341军宣队争论十分激烈，但在初期，他们的关系却仍是很友好的。会上争论完毕，会后仍是热热闹闹围在一起吃大锅饭。这在当时的“扣帽子”风气盛行的时代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从九月中旬左右，章含之明显地感到气氛渐趋紧张。终于有一天，孙泽福派警卫员叫她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她到了那里，孙泽福却不在屋里。
桌上放了一份标题大致是外国语学院教改中存在的问题的报告，章含之并不认为那是秘密文件，因为她是教改组的副组长，她以为那是一份总结，于是随手翻阅。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份文件旁边有许多批注，大致说目前教改中的两种意见分歧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企图利用教改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进攻，抵制毛主席亲自派遣的军宣队的领导，大肆进行串联活动，企图全面复辟外语教学领域的修正主义路线……报告最后部分充满斗争味道说只有发动群众，把这股复辟的逆流打下去，教改才能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前进。
当章含之看到这份文件之后，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虽然她有“钦差大臣”的身份，是毛主席派来的，但一旦群众被“发动”起来，再加上原来两派的派性，她感到自己在这“山高皇帝远”的沙洋，恐怕就插翅难飞了。于是她和朋友们商量后决定立即回北京向周恩来汇报。
因为当时章含之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同时这场“反复辟”的运动还未发动起来，因此当她向军宣队提出要回北京汇报工作时，尽管他们十分不情愿放她走，但也无法阻拦。当时的情况下她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过她的走是为了再回来把教改工作真正落实而不是一走了之！
三
章含之是九月三十日离开沙洋的，那天有一辆卡车去武汉，她可以搭车。在国庆节那天她从武汉乘上火车，急匆匆赶回北京。
回来等了几天，章含之才见到周恩来和杨德中。她向他们汇报了与军宣队在教改问题上的争论。当时，她的目的也只是希望周总理说一句话，要8341军宣队心平气和，尊重知识分子，不要乱扣帽子，动不动就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但令章含之万万没有料到，周恩来如此重视外语教改的问题，他以外国语学院的教改为实例，进行仔细的解剖分析，从而为全国的外语教改指点了方向。
周恩来其时正忙于准备接待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但他却指示说他要亲自听取争论双方的汇报，并且命令沙洋的8341军宣队主要领导回北京参加汇报。章含之这边除了她自己之外，也调回了另外几位参加教改的骨干教师。争论双方旗鼓相当，汇集北京，摆出一副决战的气势。
当时，北京的高等学校差不多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有北京大学，不知为何招了一部分新生在北京上课。周恩来布置他们去北大西语系听英文班的课。除此之外，周恩来说他很忙，没有时间亲自去，但是他派他的代表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去听课。周恩来还说听课回来，他要听汇报。
于是章含之这些人天天去北大听课，大概有一周时间。这时，周恩来已接待完叶海亚-汗总统，通知章含之他们准备开会。
在这年的11月下旬，周恩来每天召集章含之他们双方在西华厅会议室开会，他竟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认真地听取教师代表和8341军宣队的意见。
在听完双方意见后，周恩来说他想实地听一听北大的课。但他实在没有时间在上午去北大，因此就调了北大西语系英语组的一个班级和他们的老师晚上到西华厅去当着周总理上了完整的一堂课。周恩来听得很认真，还时常做些记录。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也被叫来参加这些会议。其中副部长乔冠华也来参加过几次会，看得出他觉得很乏味，常常抽着香烟，眼望天花板。
周恩来听完北大学生的课之后，亲自抽问学生。他问的问题都是最为简单的世界地理、历史问题，而学生对这些基本常识的贫乏是令人吃惊的。例如，周恩来问一个学生智利在哪个洲。学生犹豫不决地答：“在欧洲。”
周恩来紧蹙他那浓密的双眉，不做声，学生看出周总理的不悦，于是又说：“在亚洲！”
周恩来请那位学生坐下，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培养的外语人才中将来有不少要担任重要的外交工作，也有的要为人师表。知识这样贫乏，只会喊口号，那怎么行呢？”他又说，“问题反映在学生身上，但根源是在教学的本身，学生应当学些什么，教师应当如何去教。所以不能怪学生。他们对外语及国际知识是一张白纸，要看我们这些教育者如何去培养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才。”
在经过十多天的调查研究之后，周恩来决定表态了。其实，章含之当时从周恩来的调查方法以及插话评论中已经很有信心地认为他会支持她这方面意见的。
周恩来总理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表态是非常鲜明的，他认为，外语教学要遵循客观的规律，学习外语必须从语音、语法、词汇这三个语言要素出发，科学地编写教材，循序渐进。周恩来还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说8341军宣队应当团结知识分子，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是排斥他们，动辄就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会上，8341军宣队也承认了他们工作中的缺点，表示回沙洋后一定把教改搞好。会后，他们一干人在北京又开了几天会才分头回湖北沙洋。
周恩来在会议结束后单独与章含之谈了一会儿话。他关切地问章含之父亲身体如何，家里安排好没有。她说一切都安排好了，请他放心。她父亲已请人照顾，自己的女儿也已由8341驻外国语学院军宣队帮忙转入了学院附校，可以住宿。
周恩来又问章含之是否还想回沙洋。他说你也可以不回去了，教改的事思想统一了就交给他们去办吧，你可以去外交部报到。
章含之说，“我还是愿意回沙洋干校。主席给了我外语教改的任务，我还未完成，不好半途而废。”周恩来也就同意了。
章含之在这年的十一月底最后一次回到沙洋干校。那时湖北的气候已经很凉，转眼已入隆冬。教改的事虽然没有大的争论，但进展仍不尽如人意。8341军宣队的领导心里大概存有芥蒂，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冷淡多了……
到了一九七一年三月下旬，8341军宣队政委张随之通知章含之，他们接到指示要她立即回北京，正式调离外国语学院，到外交部报到。
章含之的沙洋生活就这样匆匆地开始，又匆匆地结束了。这件事在章含之那里是意料之中的，她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因为她的教改任务尚未完成。
夜已深，人已静，在湖北沙洋的小土屋里，章含之的心沉浸在过去的十八年里。
多少欢笑，多少眼泪！多少期待，多少失落！真是一言难尽……
章含之几乎彻夜未眠。清晨起来，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准备上路。这一次不必坐敞篷大卡车了。8341军宣队为她准备了他们的军用吉普。
章含之哭了，忍不住的泪水涌出来，向她并肩战斗的朋友告别，向外国语学院告别，向过去告别！她看见朋友们的眼眶也湿了。章含之急匆匆地上车，吉普车开动了。许久许久，她还在注视着车后。在那尘土飞扬的迷雾中，她什么也看不见，却又像什么都看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