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因为如此，这便注定了凡是为了争夺皇权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昂贵的。竞争的代价并不是丢掉这份工作，从头再来，而是轻则一文不值，终身潦倒，重则砍头抄家，诛灭九族。纵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冒此一险。为了皇权，有的人或殚精竭虑于金殿之内，或奔走于草莽之间；有的人或喋血宫门，或浴血拼杀于疆场。乱起边陲，祸起萧墙时有发生。上至皇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外到异族蛮荒，内到妃嫔宦官，无论男女，不管老幼，都纷纷物粉墨登场，不断上演着无数个“悲剧”和“喜剧”。
在这场悲喜剧中，集中了人性的丑恶与无耻，充斥着世间的阴谋与血腥，即使是生性善良、纯洁无瑕的人，一旦为了这个职业，都会丧失掉纲常伦理，暴露出人性本能，天使也会蜕变为魔鬼。在每一次皇权更迭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明争暗斗、你死我活，如群雄逐鹿，诸侯争霸，弑父篡位，骨肉相残等，触目惊心的残酷杀戮诠释着职业的内涵，惊世骇俗的阴谋与政变成为职业的属性，这是一场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无所谓正义与否，无所谓是非曲折，“成者王侯败者寇”是唯一的结果。而这项职业最离奇之处就是明知悲剧会重演，可只要有一线希望，人们还是疯狂地扑向这一块炙手可热的宝座。于是乎，在整个封建王朝时代，关于这方面的故事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这方面的演绎最有读者市场，人们常常乐此不彼地打听、传播甚至编造这类的宫闱逸事。而在这其中杨广绝对是一个出镜率颇高的王牌角色，并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他也许是历史上背负骂名最多的皇帝，说实在的，如果各种扣在他身上的帽子都是名至实归的话，的确也够得上恶人级别了。但是纵观中国历史，比他荒淫残暴荒唐的皇帝并非没有，而偏偏他成为众矢之的，拉出来做靶子，似乎与他身处的那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的时代有关吧。隋唐之际是一个被历代史学家和文艺工作者不辞辛苦共同加工了的时代，作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杨广皇帝肯定也是被加工最多的。当然，不论怎么说杨广都绝对算不上好皇帝，起码是一个很失败的皇帝，能让自己的国家二世而亡，肯定是个败家子。
如果要搞臭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编造出他的“桃色绯闻”，最好还要有点乱伦、强暴的味道，古今亦然。杨广自然也不能幸免于难，史书上说他与宣华夫人、容华夫人有染，违背伦理道德霸占父妾；并且还与杨坚之死联系上，其创造力可见一斑。
在《大业记略》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高祖在仁寿宫，病重，杨广侍疾。高祖晚年最喜欢的美人，唯陈、蔡二人而已。杨广乃召陈美人于别室，美人既还，面部有伤而头发凌乱。高祖问之，陈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咬指出血，召柳述、元严等，要换杨勇当太子。杨广于是命杨素、张衡进毒药。杨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类似的情节还有：公元604年7月，文帝病重卧床，杨广认为登上皇位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杨素，请教怎样处理将要到来的文帝后事。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给了文帝。文帝读后大怒，马上宣召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此时，宣华夫人衣衫不整地跑进来，哭诉杨广乘她换衣时无耻地调戏她，使文帝更醒悟到受了杨广的蒙骗，拍着床子大骂：“这个畜生如此无礼，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皇后误了我的大事。”急忙命在旁的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得到安插在文帝周围的爪牙的密报，忙与大臣杨素商量后，带兵包围了皇宫，赶散宫人，逮捕了柳述、元岩。张衡进入殿内，拉住皇帝，不知怎么回事，只见血溅屏风，老皇帝惨叫之声达于户外，崩。杨广又派人假传文帝遗嘱，要杨勇自尽，杨勇还没有作出回答，派去的人就将杨勇拖出杀死，就这样，杨广以弑父杀兄的手段夺取了皇位。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带有渲染色彩的爆料，都是出自于旁门左史。在这类野史，本来沉稳自制、善于“伪装”的杨广成了性急如火、仿佛多年没有亲近过女人的色情狂加暴力狂，竟然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上演这一出极可能毁掉自己20年积累的政治资本于一旦的荒唐举动。杨广再傻，也不至于这样利令智昏，不顾后果。如果果真如此，在李唐人所修的《高祖本纪》与《炀帝纪》里，为何不用这些素材？要知道，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这对于极力搜集炀帝的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而皇帝如何而死，皇帝如何继位，兹事体大，断不可含糊其辞。既然个人传记中并无交代，其他所记当不足证信。
事实上，有关杨坚的死亡过程，也有很详细地记载，《隋书》的记载清楚无误，文皇帝自四月生病以来，病势日渐加重，以至从仁寿元年（601）以来每年文皇帝诞辰（六月十三日）都要进行的佛事活动也不得不停止。而自此至七月十三日逝世的数十天，御医显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使得文皇帝的寿命得以延长。这段时间里，太子杨广一直和宣华夫人等一道服侍文杨广帝，都相安无事。七月十日，老皇帝的病已经被证明不治，他召百官入宫“诀别”，与百官“握手歔欷”。《隋书·何稠传》记载文帝临终前的细节说：文帝把杨广叫到床前，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嘱咐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这个细节流露出了这对天家父子少见的天伦之情。做完一系列后事交代之后，文皇帝才与世长辞。很难想象，在杨坚这边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能够独自脱身跑到别室去非礼宣华夫人。而且从这些史料看，老皇帝的死是从容的、安详的，表明他绝非被弑。一直到死，杨坚都确信他的帝国所托得人。
这在他的遗嘱中说得很清楚：“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上天降鉴，爰命于朕，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逾六十，不复称夭，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止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
在这篇遗嘱中，杨坚先是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工作情况，然后就提到了杨勇，说自己当初废黜他实在是最英明之举，如果让这个家伙来继承大业，以后的江山不知会是什么样。最后说到杨广——一个闻名于天下的好人，将来也必是好君主。
至于杨广其他历史问题的出现，无非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通病。评价某个人好，就好得天花乱坠，完人一样；评价某个人坏，则罪大恶极，无一是处。这一切无非都是皇帝宝座惹的祸。原本平常的事也会不寻常，原本简单的故事也会很神秘。借用一句西谚：“如果你爱他，就让他去做皇帝，因为他可以变为圣人；如果你恨他，就让他去做皇帝，因为他可以变成魔鬼。”
隋朝文化科技的辉煌
（2）：大运河“总工程师”
隋朝运河
在经过3年“战战兢兢，如临冰谷”的太子生涯后，杨广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作为隋朝的第二代君主，杨广无疑是幸运的，他的父亲以毕生的精力为他留下了一座丰厚的帝国宝库。在他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苏轼称：“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通典》记载文帝时天下富足情况时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在庞大的经济基础面前，这位年青的君主显得雄心勃勃，他为自己的年号选择了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在这位君主的“大业”计划中，不仅有精神层面的制度，更有物质层面的建设。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杨广非常注重教育的功用：“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废除全国各地学校。杨广即位后立即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而最重要的是大业二年（606）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杨广还注重收集整理古代文献典籍。在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20年间，共成书130部，17000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400卷、《区宇图志》1200卷、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隋炀帝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共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
同时，针对父亲杨坚晚年“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严刑酷法，杨广下令重修《大隋律》，并于大业三年（607）颁布《大业律》，提倡“每从宽政”，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另外，杨广还进行了诸多的政治改革，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并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一再降低征收税率。
与这些制度改革相比，杨广热衷的还是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仁寿四年（604）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3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随后，第二年又下达了营建东都的命令，四天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从魏晋开始，国家从未有的宏大场面在连续上演，整个中原大地洋溢着热火朝天的大干快上局面。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派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每月都有200万人在工地上劳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完工。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外郭城也就是大城，周围有70里长。里面的皇城是文武衙门办公的地方，再往里，就是宫城，周围有30里。在随后几年内，又在洛阳南郊建“显仁宫”，在太原建“晋阳宫”，在汾州建“汾阳宫”。隋炀帝修建洛阳城，是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的。当时首都长安远在西北一方，与东方和南方交通不畅，影响了国家政令的传达。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效地控制北方，治理江南。同时把政治中心东移，减少每年大量向京师运粮的困难。但很遗憾的是隋炀帝在位总共不到14年的时间，以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大部分时间是四处巡游，不在洛阳。大约统计，隋炀帝在洛阳的时间，断断续续，总共不过4年左右。在京师的时间不足一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
杨广的另外一项令人瞩目的工程，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修建。隋唐时期，运河被称为漕渠或漕河、运渠。隋文帝杨坚曾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公元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隋炀帝为了便于漕挽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运河分4段进行。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100多万人开通济渠，由洛阳通到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10几万人开邗沟，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入江。大业四年（608），征发河北100多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610），开江南河，从京口通到余杭（今浙江杭州）。这条大运河长达四五千里，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沿途的通都大邑都连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
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40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通往东北的永济渠的开凿，不但带来河北的税收，而且出于战略考虑，能够为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分区域运送兵员。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运河的南端则延伸到杭州，这大大促进了它的发展，使得杭州从此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也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