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学素养，北朝铜牛车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班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陈书》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姚思廉父子撰写。
《陈书》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表志之无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魏书》一百说法图壁画北魏
北魏时期开凿的代表性石窟有古阳洞、宾阳三洞和莲花洞。这些石窟中的佛像造型体现出佛教中国化的趋势，反映了民族融合的特征。图为莲花洞石窟中的说法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义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1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3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北魏石刻画像该画像反映了北魏时期贵族阶层的家庭生活图景。由于北魏吸收了汉族文化，在这幅石刻画像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汉族文化的影响。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5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次年下令改鲜卑姓为汉姓，皇族首先改姓"元"氏，并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府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魏国，到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于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为止的历史。
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拓跋硅建立北魏。鲜卑人分地定居、从事耕种，并任用汉人。图为对淝水之战的描写。早在拓跋硅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487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宏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北齐天保二年（551年），高洋命中书令兼著作郎魏收编写魏史，设置修史局，由太保、录尚书事高隆之监修，房延祜等六人先后参加修史。
铭刻诗歌的石鼓
隋唐时发现的石鼓，每个都刻有一首六七十字的四言诗，内容为歌咏泰国国君游猎的情形，其字体均为秦国的大篆，艺术性极高。魏收（公元505～572年）字伯起，巨鹿（今河北平乡一带）人。魏收是北齐著名文人，与温子升、邢子才并称三才子。但他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早在北魏末年就参加了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他在东魏、北齐官职步步高升，直做到尚书右仆射，除起草诏令之外，修史长期是他的专职。这次设局纂修，高隆之只是挂名，魏收推荐的史官都是一向趋奉自己的人，凡事由收专丰。
天保五年（554年）秋，完成纪传，十一月又成十志。书成后，议论纷纭，被称为"秽史"。魏收借修史来酬恩报怨，他公然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凡是史官的祖先姻戚，"多列史传"，"饰以美言"，还有受贿行为。由于魏收在列传人物的去取褒贬上触犯了某些门阀地主，诸家子孙控诉"不平"的达一百多人。皇帝高洋和宰相杨情、高德正庇护魏收，逮捕了一些控诉的人下狱治罪，暂时压下这场风波，同时也命《魏书》"且不施行"。以后，高演、高湛两次命魏收修改，始成定本，即传下来的这部《魏书》。
史注体的成熟和名注的出现
史注释义注体是中国古籍最为常用、并且成果众多的一种体式。"注"的本意是用水以此挹彼，即灌注、灌输的意思，引申之，是以今语释古语，以今事比古事。古代史书文义艰深，必须解释而后明，犹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通。为了用浅近的语言或丰富的材料解决史书中的疑难，为时人和后人阅读史书提供便利，史家将注体用之于治史，遂有史注体的诞生。
史注的兴起与发达注体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最初主要集中于经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史学多途发展的时期。汉语言文字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转变，词形、语音、词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一个词，由于声调不同，就有不同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这就给阅读前朝史书增添了困难。史注家继承前辈注史的传统，吸收儒经注疏及佛经"合本子注"的经验，传述事实，证发文羽人青铜灯座南朝该灯饰的人物形象是典型的南朝平民，其身下的莲花座则带有浓厚的佛教意味。意，对前代及晚近史书进行注解和阐发，除注音、释义、评论及发凡起例外，还讲述其得失，补注其缺漏，使这一体式的史书注释成果远远超过同期的经注，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史注方法。此后，史注体作为史书的重要一体，绵延不绝。注释的种类日丰，有注体、解体、训体、考辨体、音义体、集解体、自注体等体式；对象日繁，涉及多种史书体裁，诸如编年纪传、天文地志、笔记杂志等；名家辈出，注家中驰名后世与原书作者齐名的不在少数，甚至超过原书作者的也不乏其人；史注量大，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达30余种，一千卷；佳作迭出，如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笙，南朝宋裴驷的《史记集解》，南朝梁刘昭《后汉书注》及《续汉书注》等。史注体的发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生动面貌。
战国时代玺印盛行
春秋战国时期，各级官员在接受册封赴任时，都须拜官授印，作为权力的象征和凭证。《古玺汇编》一书就存有相当数量的战国古玺，可见战国玺印十分盛行。裴驷的《史记集解》《史记》的注本，最有名的是"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驷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注本。给《史记》作注，最早始于东汉，其时延笃作《史记音义》一卷，不知孰氏作《史记索隐》五卷。晋时，中散大夫徐广作《史记音义》，裴驷的《史记集解》就是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基础扩充的。
裴驷是赫赫有名的《三国志注》的作者裴松之的儿子。裴驷作《史记集解》，除充分利用徐广旧说外，还广泛地吸取了前人对《史记》的研究成果，如贾逵、服虔、杜预给《左传》作的注，如淳、张晏给《汉书》作的注，韦昭给《国语》作的注，高诱给《国策》作的注，孔安国、何晏给《论语》作的注等等。由于他是兼采诸家，并下己意，所以他称自己这部书为"集解"。凡用前人的旧注，一律引出原作者的黄釉绿彩四系瓷罐此罐造型稳定，釉色艳丽，是南北朝瓷器中的精品。名字，一丝不苟。
裴驷作注，谨守"注不破经"的汉儒旧例，只管随文作注，不对原文提出怀疑，这与后来的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恰成鲜明对照。当《史记》叙事出现明显错误时，裴驷也往往只是客观地引出他说，而自己不下按断。《史记集解》的主要缺点是简略，错失亦所不免。
裴松之注《三国志》东汉后期，对历史著作的注释日渐增多。延笃著有《史记音义》，服虔著有《汉书音训》，应劭著有《汉书集解音义》。他们对史书的注释如同对经书的注释一样，都是重在名物训诂。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方法一直延续着。直到南朝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新式注释方法。
彩绘踏鼓舞俑
图中的陶俑表现的是民间歌舞的场而，表演的足汉朝颇负盛名的"盘鼓舞"。该舞吸收了杂技的技巧、结合舞蹈动怍，成为汉朝流行一时、风格独特的舞蹈形式。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史学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主要目的是"务在周悉""补其阙""惩其妄"。这种出发点与汉末以来注释家着重于名物训诂的注释有明显的不同。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分界，"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正是针对《三国志》简略的缺陷，做了卓有成效的史实补充。
据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裴松之"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这确是中肯的论断。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全书合叙目共十五篇，分列540部，每部建立一个部首，以部统字。《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书，以"六书"为理论指导，以周秦书面语言为对象，对汉代所能见到的古文字从形、音、义三方面作了综合性的研究。《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借以解读文献语言的训诂专著。
唐宋元明清史学
唐宋元明清时期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我国史学又一个高潮，史家辈出，史籍众多，史体进一步完备。仅唐代前百年，就有八部正史问世。典制体的刨辟，影响及于清末。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这一时期史学最伟大的收获。袁枢以分类抄书的方式，成《通鉴纪事本末》，无意中开创了纪事本末体，为中国史学体裁添一光彩，形成一股新的史学洪流。
唐宋以来的史官制度
唐朝史官职能的明确一般以为史官制度至唐方始定型。其制大抵以起居郎隶门下省，专记帝王与大臣议政情况；又别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在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后，他充当了本该由太监当的中书令，并完成了《史记》的编写。置史馆于禁中，掌编国史，以他官兼领，命宰臣监修。在史官的职能上，明确了史官与历法官的分途，强调了记注与撰述分工。一般著作郎、佐郎等主撰述，起居舍人、起居郎等掌起居注，而史馆则以监修国史掌之。其时官方史学已在史料档案的收集保存、大型史书的编纂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操作制度，它标志着古代史官制度至此完全定型。
中唐至乾嘉时期，史馆成为常设机构，并形成固定的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实录，即以编年体记录每一帝王在位时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实录已散失，明清两代实录基本上保班固与《汉书》班固，东汉辞赋家、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春秋》之后最优秀的史书要算《史记》和《汉书》。在继承司马迁的体裁上，班固在其《汉书》中形成了一种有规矩可寻，整齐合理的体例，后代修史者便一概以他为榜样。存完整。实录虽不完全真实，但保存了丰富的原始史料。史馆还修国史，即当代史。但历代国史随着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没无闻。其次，历代史馆都纂修前代的历史，如《旧唐书》、《旧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纪传体的后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外，皆是以朝代为断限的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经过了两千年，前后变化很大，水平不一，但这套史书，仍是今天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主要依据。
朝廷对史学的高度重视，给社会以很大影响，撰史之风盛行，民间涌现出大量的野史、杂史和别鎏金双人盘舞铜扣饰这种扣饰是汉朝贵族服装的扣饰，表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舞蹈。两男舞者高鼻深目，脚踩双尾蛇，边歌边舞，整个画面充满了热烈奔放的节奏感。史。野史、杂史、别史的共同特点是成于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称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体例不一，或编年，或纪传，或杂记一代史事，其内容多奇闻异事、闾巷风俗、统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视为禁书；杂史一般只记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事；别史往往限于杂记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杂史、别史虽有史实不确之弊，但往往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宋代以来的史官制度宋代建起包括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等在内的庞大修史机构，分别修纂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宋代的这些官修史，因卷帙浩繁，多未能刊刻行世。其所修会要，幸经清徐松从《永乐大典》写本中辑出五六百卷，题为《宋会要辑稿》，得以流传至今。宋以后，辽、金、元三代史官制度大体与之相同，但不如它那样烦琐，一般分国史院和起居注两个系统，国史院设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官；起居注则属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左右两史职掌。元代并伏生授经图杜革明代汉代的《尚书》是由秦朝的博士伏生藏在墙壁中躲过秦的焚书和楚汉战争的乱世才保留下来的。伏生从残简中拼凑出了二十八篇，经过学生传承形成西汉的《尚书》学三家，成为官学。图中讲述的是伏生传授《尚书》时的情景。集贤院为翰林国史集贤院，置有修撰、编修、检阅等官，其制已开明清翰林院制度之先。
史官制度之完善对史学发展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各类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为后代历史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前朝史和当代国史的编纂更加制度化，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大部分是这一制度的产物；同时，大量其他类型的官修史书也依靠这一制度得以完成，如《宋会要》、《元典章》、《元经世大典》、《大元一统志》、《明会典》、《明实录》清修续三通、清三通、《清实录》、《大清会典》等。
唐太宗开观实录恶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