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发展中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宗教宽容”所造就的信仰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分离，进而使得社会的多元性的巩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关于宗教宽容的论述可以参见洛克著、吴云贵译：《论宗教宽容》，商务印书馆，1982年。对于西方宗教信仰与自由主义发展的关系，参见阿克顿著、胡传胜译：《自由史论》，译林出版社，2001年。林毓生认为西方近代初时，各教派争斗不断，客观上却造成了社会多元的制度基础，而中国政治秩序的建立却往往习惯以“思想文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两种建立政治秩序的不同方式。（参见林毓生：《两种关于如何构成政治秩序的观念：兼论容忍与自由》，收于氏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胡适、张东荪等人虽然学术背景、论证方式不同，但是对于自由的理解与提倡，都是希望通过思想上的宣传和说教，来引起民众和政府对自由的重视，而不是从制度建设的层面来探讨如何实现自由；似乎自由的原理和好处一经思想上的澄清，良好的社会秩序就自然可以形成了。
钱永祥指出，一种自由主义理论成立的关键不在于它对“自由”的讨论，而在于它关心的是“如何共营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里，个体自由可以得到保障。因此，不是对“个体”而是对“社会”的论证，才是自由主义理论成立的标志。参见钱永祥：《霍布斯是自由主义者么？》，收于氏著：《纵欲与虚无之上》，三联书店，2002年，289—297页。
季廉：《宪政能救中国？》《国闻周报》，1932年5月10日。
王造时：《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再生》1卷5期，1932年9月20日。
胡适：《宪政问题》，《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王造时：《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再生》1卷5期，1932年9月20日。
“法治”（Ruleoflaw）意味着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保障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因此“法治”处理的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权限，“如果一种并不明确的一般性幸福须由最高权力来判断并成为目的，那么对于这种最高权力又当如何施以明确的限制呢？”如何限制这种“最高权力”的思想和制度设计，就是“法治”和“法治国”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一般将“以法治国”(Rulebylaw)理解为由法律或按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则按照足以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也可以是“法治”了，这种理解很显然受到中国传统中对于“律法”（Laws）的理解的影响（尤其是法家的思想）。关于“法治”和“法治国”的论述，参见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第11、12、13章，三联书店，1997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2年11月5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适：《政治统一的意义》，《独立评论》第123号，1934年10月21日。
正如胡适在《名教》一文中指出的，中国是一个讲究“正名”的国家，因此中国人对于一种理论、思想、制度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名声好不好，而这种价值判断重于理智考察的行为方式，使得“综核名实”往往成为一句空话。“名”、“实”因之分离，国人只对于“名”更多关注，而不去关心“名”与“实”的复杂关系。“名”与“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是西方哲学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中世纪经院哲学“唯名论”与“唯实论”的论战，都是对“名”、“实”关系的讨论。20世纪所谓语言学的突破，也与此有关。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论述，开启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革命。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
这里所谓的“立法主义”（Legislatism），指认为实现一种制度的关键在于，制定相应的法律的观念和思想。这种思想往往对于法律成立的条件不是很关注，而致力于以法律的成立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张东荪：《“国民无罪”》，《再生》1卷8期，1932年12月20日。
梁漱溟：《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4月22日。
张佛泉：《从立宪谈到社会改造》，《独立评论》101号，1934年5月20日。
乡村建设运动被胡适等人视为是拉历史的倒车。值得注意的是，张君劢虽然在文化观念上与梁漱溟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却坚决反对所谓的“村治论”，认为它根本与建立近世国的目标相违背。
阮毅成：《从“法”说到“宪法”》，此篇为作者在中华政治经济学会年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连载于《时代公论》87、89号，1933年11月24日，1933年12月8日。
萨孟武：《宪法问题》，《时代公论》第52号，1933年3月24日。
关于法律起源的问题，大概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法律源于个体的自然权利，这种理论构建了法律背后的自然法。作为抽离了各种社会、宗教、道德背景的个体在自然状态下，由于遇到许多的不便，于是通过契约的形式组成了政治社会，因而建立起各种实体法，因此法律背后归根结底是人的自然权利，这是一种法律的建构主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作为个体在自然状态下面临的是一个“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利维坦”，在这种境况下，人们普遍处在一种“认识论”的困境中，因此需要一个具有绝对“意志”的权威，人们将裁断的权力交与主权者，法律便是主权者意志的体现，这是法律实证主义者所持的主要观点；第三种看法，认为法律是通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来的，社会中长期形成的规则和秩序是法律的真正来源，因此法律并不是人们制定出来的，而是由立法者于社会实际中发现的，因此法律实际上来自传统和习惯。第一种看法，主要来自洛克、霍布斯和卢梭开创的“社会契约说”的传统，而第二种观点，也主要来自霍布斯的主张；第三种体现了法律历史主义的倾向，则主要来自英国“习惯法”的传统，而以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为代表。在《法的精神》一书中，孟氏以宽广的历史视野，考察了各国的政体、法律与其所处地理环境、历史习惯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一国有一国之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体，从而判断某国某时代的法律必须持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不存在万世不易的绝对“善”的政体，也没有完全不变的法律。
在胡适看来，好的法律可以决定历史的走向，而不是历史决定法律，这显然是不同于法律历史主义的。在这方面，胡适对英国的“习惯法”传统理解不深。参见胡适：《宪政问题》，《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梅思平：《宪政问题答客难》，《时代公论》第11号，1932年6月10日。
田炯锦：《美国联邦制之由来及其运用上感到之困难》，《时代公论》第71号，1933年8月4日。
参与“国难”会议的陶希圣说，“开国民大会制宪的提议有九件，而其社会的意义及其所主张召集的程序，各有不同其中八件。其中八件，注重制宪，而主张普选的只有一件。此外则为‘杨端六案’，主张在国民大会制宪以前，先设立国民代表会为过度时期民意机关。”参见陶希圣：《国难会议成立政治改革案之经过》，《时代公论》第6号，1932年5月6日。
杭立武：《有急于国民代表会者》，《时代公论》第6号，1932年5月6日。
如杨公达就说，“唱高调是书生的拿手好戏，但我们这帮书生不愿东施效颦的‘清唱’，我们不客气地自命为实际政治主义者。”参见杨公达：《国民代表会的选举》，《时代公论》第6号，1932年5月6日。“唱高调”明显是针对胡适等人的“宪政救国论”的。有意思的是，梁漱溟和杨公达都认为宣传立即实现宪政是不符合中国实情的“高调”（梁讽刺说是“高山说高话”），而他们要作一些实际的事情。
陶希圣也基本同意此提案，虽然最初其签署的是“陈书农案”。张继的发言打消了国民党党内对“制宪论”的怀疑。钱端升、皮宗石等人对于“杨端六案”的选举办法，也终表理智的同意。参见陶希圣：《国难会议成立政治改革案之经过》，《时代公论》第6号。
以下梅思平的论点，均见梅思平：《国民代表会的职权组织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时代公论》第6号，1932年5月6日。
以下杨公达观点，均见杨公达：《国民代表会的选举》，《时代公论》第6号，1932年5月6日。
萨孟武：《怎样解决国民代表会与训政的矛盾》，《时代公论》第6号，1932年5月6日。
雷震：《两不讨好的国民代表会》，《时代公论》第8号，1932年5月20日。
陶希圣：《国难会议成立政治改革案之经过》，《时代公论》第6号，1932年5月6日。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立法院公布），《国闻周报》第十一卷十期，1934年3月12日。
《宪法初稿之思想体系》，《大公报》社论，1934年3月9日。
张佛泉：《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传统错误》，《国闻周报》第十一卷十期，1934年3月12日。
张佛泉：《宪草修正案中之中央体制》，《国闻周报》第十一卷三十三期，1934年8月20日。
参见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本段张佛泉论点，均见张佛泉：《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传统错误》，《国闻周报》第十一卷十期，1934年3月12日。
本段陈之迈的看法，均见陈之迈：《我国的宪法问题》，《国闻周报》第十二卷二期，1935年1月7日。
《宪法公布后之国民责任》，《大公报》社论，1936年5月5日。
《宪法与国民大会》，《大公报》社论，1936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