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而被推翻的清王朝却不甘心于这种命运，所以前清王朝遗留下来的孤臣孽子围聚在清废帝溥仪周围，伺机“恢复祖业”，“光复旧物”。这些以旧贵族、旧官僚为主的清室复辟人士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是以张勋为代表的武装复辟势力；第二是以善耆、溥伟为代表的王公遗族势力；第三是以劳乃宣，刘廷琛等为代表的逊清遗老；另外还有被称为“文圣”的康有为。这些人利用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局势，先后发起了三次复辟活动。
第一次就是癸丑复辟。这次复辟活动由溥伟亲自策划。1912年溥伟曾与铁良、善耆等人组织了“宗杜党”，还一度联系到了蒙古贵族，企图进行武装反抗民国军队。
1912年夏季，溥伟、刘廷琛、陈毅、王宝田、温肃等人会聚青岛，商谈有关武装复辟事宜。溥伟感觉光复大清的时机到来了，显得尤为兴奋，并竭尽全力推动这一复辟进程。他先派王宝田和恽毓昌进入张勋幕，积极运动张勋，希望手下有一万多辫子军的张勋能加入到这次复辟活动中来。为了筹措军费、溥伟将自己书画文物中一部分卖给日本人得款40万日元，又计划将其在北京价值200万两白银的土地押给日正金银行，以借款50万两白银。他们决定癸丑年，即1913年3月1日在济南举旗起事，计划由张勋、田中玉率兵北上。
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这两人都是清末亲贵集团中的死硬派。在辛亥革命中，清廷举行“让国御前会议”，溥伟在会上再三表示誓死反对皇帝逊位，拒绝革命党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坚决反对共和；同时，也反对将大权委于袁世凯。在清王朝土崩瓦解已成定局之际，溥伟避居在青岛和大连的租界里阴谋策划复辟。虽然此时的溥伟已不再是恭亲王，不再是内阁重臣，他和善耆都没有多大实力，但他们凭借日、德帝国主义的支持和他们自己较高的声名地位，居然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仅皇族亲贵中的死硬分子升允、铁良、金梁等人被网罗在他们旗下，而且还招罗了一批前清遗老。
这些前清遗老中很多人曾经担任过前清朝廷的太傅、大学士、尚书、部臣、翰林院编修、大学堂监督，还有一部分人曾经在地方担任过总督、巡抚、布政使、提学使。他们在前清出身于进士，居位于高官；在民国初年又摇身一变成为“文人学士”，具备了充当封建卫道士的“合法”身份。在这批遗老中，活跃分子有：前清学部副大臣劳乃宣、吏部主事胡思敬、学部副大臣刘廷琛、刑部侍郎陈毅、翰林院编修章梫、署理安徽巡抚沈曾植、湖南布政使郑孝胥、江宁提学使李瑞清、翰林院编修胡嗣瑗、吏部主事陈三立等等。因而他们所凝聚的社会影响也是不可小窥的。
以满清皇室贵族为核心的复辟集团，他们进行串联、密谋、举事的主要地点集中在上海和青岛。胡思敬甚至企图要制造国际影响，赢得德、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此外复辟分子、遗老遗少们的串联、密谋，还借助“诗社”等形式的组织，进行有组织的活动。1912年，他们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名曰“超社”的组织。超社的发起人是沈曾植、瞿鸿禨、陈三立等。从这些诗社的组织者来看，大体上是被前清遗老所控制的，因而它们是复辟分子集结密谋的场所，是复辟分子策划“反民复清大业”的政治舞台。
恭亲王溥伟是这场复辟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青岛是满清皇室贵族从事帝制复辟的重要基地。在溥伟的组织、号召下，前清遗老在青岛的复辟活动与上海遥相呼应。据载，寓居青岛且与恭亲王溥伟有密切联系的满清贵族、前清遗老有：前军机大臣吴郁生、两江总督张人骏、兵部尚书吕海寰、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北京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两江总督周馥、余则达、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云贵总督李经羲，以及胡建枢、李经迈、朱镇琪、徐世光、萧应椿、李家驹、周学熙等人，均与恭亲王有着密切的往来。
但是这些复辟分子也料想到以己方目前的实力，实难完成此项大业，必须加紧同国际反动势力勾结，以壮大反动声威。早在1912年，溥伟逃到青岛后，就加紧同德国帝国主义联系，乞求支援复辟。10月德国皇弟亨利亲王来华访问，在青岛逗留多日，恭亲王溥伟等皇室贵族以及前清遗老与之“往来活跃”。亨利亲王曾当面向溥伟等人允诺：“他的皇兄陛下和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其时，在德国统治下的青岛，“成为许多旧政权拥护者及厌倦新政府的官僚的避难所”。到了张勋复辟时，德国更是在经费与军火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直接地明火执仗地干涉中国内政。次年，德人“中国通”魏礼贤积极“协助”寓居青岛的遗老们创设“尊孔文社”，建立“藏书楼”，并特请劳乃宣“主持社事”。魏礼贤在中国活动的七八年间，主要就是参与到满清皇室贵族和前清遗老复辟活动中来，并为之出谋划策。
日本自然不会放弃分一杯羹的机会，他们也同德国人一样看到“复辟”将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利益，因而辛亥革命后，宫房次郎一流的反动分子，也参与了帝制复辟活动，为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鼓噪。1912年，宫房次郎以“朝日新闻社”访员的名义，来华活动。宫房次郎尤其热心于同前清遗老来往，很快便于他们建立了密切关系。此时的溥伟等人正急需外援，因而对于这么一位“积极分子”尤其看重。宫房次郎一方面向劳乃宣自明其志，“笃志孔孟之学，将访求遗老，传述于故国以维纲常也”；另一方面则积极鼓励前清遗老们“匡复旧朝”。民间力量往往是政府行为的基础，也是窥测政府行为动向的依据。在民国初年，日本朝野内外，从首相、公使、驻天津武官到财阀、黑龙会分子纷纷出动，与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在财政、军事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溥伟、善耆、升允等策划的复辟帝制团体“宗社党”，就是中日反动势力聚合的产物。
溥伟等人为了壮大声威，蛊惑人心，便高举孔子思想的旗帜，又以孔子偶像为号召，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1913年春，在前清遗老们的策动下，江苏扬州“尊孔崇道会”在孔庙举行祭祀典礼，到会之人“大半苍苍白发，豚尾犹存，其行礼时均三跪九叩首”。在8月下旬又迎来了更大规模、更为热闹的祭孔活动。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孔教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8月24日下午到9月1日上午，历时七天整。会议的内容主要还是祭孔与讲经。这次祭孔大会的盛况，是晚清以至民国所罕见的。据载，“尊亲孔圣，举国同情，赴会者竟异常踊跃”，“与祭者二千余人”，除了孔教会的各省代表外，全国各界也派人参加。此外，还有港澳地区的代表参加行礼，若干外国记者也到会观礼。虽然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以及前清遗老支持了这次在曲阜举行的轰轰烈烈的祭孔盛典，袁世凯复辟集团也给予襄助，但是，抬着孔子偶像招摇过市，把孔子思想吹得震天响，无疑是对民主革命力量的一次示威。既聚合了复辟势力，又扩大了复辟运动的社会基础，的确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