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游击战：193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陕北洛川会议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共产党军队在抗战中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确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以游击战争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任务。其中游击战的特点是，主要在日军的翼侧和后方作战，“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充分利用有利时机、有利地势以及群众条件，从而达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目的。当然，在进行游击战的同时，也不放弃有利条件的运动战。他强调“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是游击战略原则中最中心的问题。此外，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上，毛泽东还特别制定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等三大原则。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深入敌后，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先后创建了晋察冀等19块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伏击战、破袭战、联防战、车轮战、蜂窝战、围困战、铁道游击战、水上游击战、敌后武工队”等等花样繁多的灵活战术，大大小小的游击战斗共计约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万多人，收复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达1亿多。游击军民时聚时散、神出鬼没，从不同角度、各个侧面打击敌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魂飞魄散，使侵略者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自拔。日军大本营中校参谋山畸重三郎曾经感叹道：“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
（三）、持久战：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就已经指出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1938年春，东北、华北及华东地区几乎全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已迁往重庆陪都。随着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散布着两种论调，即“亡国论”和靠美英取胜的“速胜论”，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一书对这两种谬论分别予以驳斥。他高瞻远瞩，综观全局，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从敌小而强、我大而弱，敌非正义而失道寡助、我正义而得道多助等情况出发，得出了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和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的正确结论。并且科学地预言了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发展阶段。
他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思想成为后来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素有“小诸葛”之称的国民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对《论持久战》一书大为赞赏，他随即向蒋介石提出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抗日战争果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直至中国人民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战略防御阶段，由于日军的强势进攻，尽管国共两党密切配合给日军以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未能扭转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局面，致使从东北到华南大半个中国沦陷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1938年10月武汉、广州陷落之后，由于日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异国作战、后援不济而中国方面又无力反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44年，中共军民已开始局部反攻。1945年5月，轴心国的核心德国被美英苏军彻底击溃。1945年8月，日本遭到美国原子弹的沉重打击，苏军开始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关东军，毛泽东立即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伟大号召，因此抗战必然地进入了最后的大反攻阶段。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四）、以斗争求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摩擦时有发生，毛泽东在此问题上坚持的是“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主要是着眼于抗日这一大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日军调整了侵华战略方针：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而以主要力量进攻共产党，企图以此来瓦解统一战线。在该政策影响下，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春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蒋介石也调整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于1939年初召开了反共的“五届五中全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阎锡山、石友三、朱怀冰等部对共产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卫”原则，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
1941年初，蒋介石指使顾祝同、上官云相等所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致使新四军将士大部壮烈牺牲、政委项英遇害，并且军长叶挺也被扣押。针对这一倒行逆施的反动行经，中共采取了“坚决回击”的方针。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词曰“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毛泽东接受刘少奇的建议，对国民党政治上采取攻势，而军事上采取守势。一方面从舆论上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得到了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抗战。这样便平息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6月，胡宗南等部调集几十万军队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图谋制造第三次反共高潮，以消灭共产党八路军的首脑机关。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中共中央火速掀起了广泛的抗议运动。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最终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阴谋。
四、围棋战略：在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毛泽东已开始实施他的围棋战略。他所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即属围棋战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号召建立抗日根据地，深入敌后牵制和打击日军，即是围棋战略的成功运用。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围棋战略艺术则是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而游刃有余。
（一）、深入虎穴，攻心为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而国共两党的阶级矛盾也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掌握着国家政权、拥有430万大军、武器装备精良、又有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只有130万正规军、且武器装备较为落后。蒋介石一方面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事，企图通过谈判手段收编共产党军队；另一方面积极部署内战，同时借谈判之机赢得备战时间。如果毛泽东不去谈判，那么国民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动内战，并将内战的责任推卸给共产党。基于蒋介石的两手策略，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一方面大义凛然地赴渝谈判争取和平民主，同时向全国人民表明和平建国的诚意；另一方面积极备战，时刻准备消灭来犯之敌。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往重庆进行和谈。毛泽东一到重庆，便发表了他的大作《沁园春·雪》，可谓先声夺人。毛泽东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后，安然无恙地飞回了延安。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了苏、美、英、法等国的驻华使节，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等国民党左派代表，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以及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等社会知名人士。
这样既结交了许多朋友，还向他们宣传了中共的和平建国诚意和政治主张。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就国内和平问题进行了43天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一结果，使中共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造成了蒋介石发动内战时的政治被动。在整个内战期间，中共不断展开强大的政治和心理攻势，以动摇其军心，懈怠其士气，策反其倒戈。比较著名的大型起义包括：济南吴化文起义，长春曾泽生起义，长沙程潜、陈明仁起义，昆明卢汉起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等等，海空军以及交警部队也发生了多起起义事件。总计近1400名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领近200万国民党大军举行战场起义，近500万国民党官兵自动放下武器，达成长春、北平、大同、归绥、长沙、迪化、昆明、新乡等10余座城市和绥远、湖南、新疆、云南、西康等省区近50%的国土均和平解放。这些对于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做法就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表面上与毛泽东握手言和欺骗舆论，暗地里却令其属下阎锡山、傅作义、胡宗南、孙连仲、李延年、李品仙、刘峙、余汉谋、薛岳等趁机抢占战略要地，并且在在美国的援助下积极运兵摘取胜利果实。毛泽东则命各部军队坚决消灭来犯之敌，捍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刘伯承、邓小平受命发起上党战役，歼敌3万5千人，给予阎锡山所部当头一棒，并活捉了国民党19军军长史泽波。毛泽东自重庆回到延安后，又命刘邓组织了邯郸战役。该役策反国民党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所部，生擒国民党40军军长马法五，歼敌3万余人，使得蒋介石夺取邯郸要冲的“黄梁美梦”化为泡影。1946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政协决议”。但蒋介石仍然一意孤行，表面上遵守政协决议，实际上却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内战爆发前的半年中，各个战区国共双方的摩擦一直未曾停息过。国民党军队出动兵力总计达277万人，抢占解放区城市40座、村镇2577处。尤其在东北黑土地上，国民党军队则是大打出手，硬是从中共手中夺走了长春以南的大片地区。内战爆发前夕，中共这边的对策是：组建野战部队，开展练兵运动，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积极备战，时刻准备消灭来犯之敌。自重庆谈判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和文韬武略，不仅令当时的中国人所叹服，更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三）、金角战略，进军关东：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加之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早已在那里扎下了根，群众基础十分良好。中共如果控制了该地区，既可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又可与苏联、蒙古、朝鲜联成一体从而获得稳定的大后方，还可避免陷于国民党军队的环行包围之中。毛泽东以其超人的战略眼光，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就曾经强调指出：“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好更巩固了。”因此，早在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已经把东北地区放在战略首要地位，给予高度重视。到1945年10月底，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大批干部队伍共计约10.8万人陆续开赴东北。为了东北，中共中央几乎动员了全国各个解放区的力量。中共中央组建了由彭真、陈云等负责的东北局，毛泽东还派遣他最为器重的爱将林彪到东北坐镇指挥军事。与此同时，成立了由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的中原军区，以牵制蒋军，为进军东北赢得时间，并从战略上配合华北、华东。国民党统帅蒋介石对东北也特别重视，他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到：“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蒋介石命其心腹爱将杜聿明率军向东北进发。但国民党的失误却在于先收关内、再收关外的接收方针。经山海关战役，杜聿明部击退中共李运昌守军，开进东北。杜聿明集中其美式装备的精锐之师，用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在1946年5月攻克了四平。然后，他率军乘胜北进，追逼林彪一直到松花江畔。而林彪指挥的四平保卫战失利后，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主动放弃长春，一路撤退到松花江以北的黑龙江地区。这一着可谓知白守黑，让城别走。
（四）、泰然自若，藐视强敌：1946年夏，蒋介石公然用炮火撕毁了“双十协定”和重庆政协决议，对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他自恃拥有430万强大的正规军（其中包括1/4的美械装备、1/2的日械装备、1/4的混合装备以及大量的飞机、军舰、坦克、火炮），又拥有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和美国大老板的鼎立相助，认为国民党在这场占据绝对优势的较量中是稳操胜券。诚然，中共所代表的解放区政府在当时是一个不为任何国家所承认的地方政府，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还没有大口径火炮，坦克也仅有8辆，更没有飞机和军舰，堪称是“小米加步枪”。中共所控制24%国土的富裕程度与国民党统治区比较更是相去甚远。但是，毛泽东却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并非是暂时的军事力量，而是人的因素和战争的性质。他认为，人民解放军在人心所向和士气方面占着绝对优势，国民党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且内部派系复杂、矛盾重重。因此，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问题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著名论断。这不仅再现了他的“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的军事思想，更重要的是产生了振奋人心的巨大力量，增强了解放区军民必胜的信心。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毛泽东制定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法”等正确的军事方针。各解放区军民严阵以待，已然做好了御敌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