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为社会党领袖的密特朗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入主爱丽舍宫时，其社会经济政策一度与那些右翼的前任大相径庭，然而，他的对外政策却依旧与他们基本相同。密特朗上台伊始就再三强调大国外交的连续性，并在对美关系中继续保持既结盟又独立的立场。为此，他多次声明，法国将忠于整个联盟，并继续履行它在北大西洋联盟内承担的义务。不过，他同时也一再强调，法国绝不再回到北约的军事一体化体系中去。相对而言，密特朗第一届任期的前期，较为注重巩固同美国的联盟关系。但在其中后期，则更为侧重显示对美的独立姿态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遂使90年代的法国外交面临严峻的挑战。具体而言，随着雅尔塔格局瓦解和苏联解体，欧洲的秩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无疑给法国提供了进一步发挥大国作用的机会。然而，剧变后欧洲力量的严重失衡，也给法国的大国地位带来负面影响。
苏联的解体不仅使法国失去了借苏抗美的资本，而且还使其痛失“联苏制德”的这张牌。而东德和西德竟然如此迅速地得到统一，则更使法国对自己的西欧盟主地位忧心忡忡。面对后冷战时代让法国喜忧参半，或更确切地说忧大于喜的国际局势，密特朗不得不对法国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为了找到一条在法国的实力与地位相对削弱的新形势下适合法国发挥大国作用的途径，密特朗在对外领域作出的重大抉择有两个。一是深化西欧联合，加快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经济货币联盟，以及在西欧联盟框架内推进西欧共同防务。在密特朗的大力推动下，欧共体于1991年底通过了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最迟在1992年以前建成实现欧洲统一大市场、欧洲单一货币和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欧洲联盟。密特朗之所以热衷于将欧共体推向一个朝着经济、政治、外交、安全等多种职能兼备的联合体发展的新阶段，其用意主要在于“抗美”与“防德”。前者指借助欧共体整体合力同美国争夺欧洲事务的主导权，以最终实现由法国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人的欧洲”的夙愿，后者指的是借助欧洲联盟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和共同防务的综合机制来掣肘统一后国力大增的德国，防止其向东扩大势力并进而称霸欧洲。他的第二项重大抉择，则是在国际舞台上大肆充当“民主卫士”，竭力推行“人权外交”。此外，密特朗为扩大法国的国际影响，还试图让法国充当国际宪兵，成为向联合国提供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
1995年5月，希拉克接替密特朗担任法国总统。这位戴高乐主义的传人在入主爱丽舍宫后，将“遵循戴高乐将军的教导，寻求法国在世界事务中应有的突出地位”视为己任。不过，为应付冷战后新形势的挑战，希拉克也不得不在戴高乐传统外交思想中糅进一些现实内容。有鉴于此，希拉克的外交被人称为“新戴高乐主义”外交。
在对美政策方面，希拉克上台伊始力图改善法美关系，借以加强自身的大国地位，应对欧洲地区的安全挑战，推动法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强调法国只乐于同美国建立“严格的平等伙伴关系”，法国绝不“接受”由美国统治的单极世界，不承认以美国为轴心的“世界新秩序”。事实上，他不仅这样说，而且确实也这样做了。例如，在古巴问题上，法国带头谴责美国炮制的赫尔姆斯—伯顿法。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同英国首相布莱尔悍然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法国更是带头予以猛烈抨击，以致法美关系一度颇为紧张。值得一提的是，为保持法兰西文化传统，希拉克政府还大力抵制美国文化对法国的侵袭和渗透，包括严格限制美国电影和通俗音乐在法国媒体上播放等。
在对德和欧洲建设问题上，面对德国国内“大德国主义”思潮的抬头，希拉克政府加强了对德国的防范。为此，他在上台后不久就冒着极大的风险宣布恢复核试验，向德国显示其核打击的力量及决心（当然，此举的意义绝不仅于此）。不过在这同时，希拉克仍重视维系法德合作，并把法德轴心置于欧盟发展的中心位置。此外，与其前任密特朗一样，在希拉克任总统期间，法国在许多场合继续以“第三世界的保护神”自居，并在不少问题上确实也能“仗义执言”。不过，由于法国本身的实力毕竟有限，它在对第三世界的支持方面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
专题：老欧洲不熄的大国梦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把传统上以德国、法国为核心的欧洲联盟戏称为“老欧洲”，言下有很大的嘲讽之意。但这个“老欧洲”却从来没有放弃它的大国梦想。
正如有些人喜欢把美国在当今世界的霸权分为“硬霸权”和“软霸权”一样，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国力似乎也可划分为“硬国力”与“软国力”，前者主要指的是人口总数、国土面积、国民生产总值和军事实力（当然包括是否拥有核武器）等要素，后者指的是一些很难用物质形态表现的数量而来衡量的事物。
毋庸讳言，“大国梦”之所以能够在战后的法国始终得到延续，是与法国在此期仍然拥有不可低估的硬国力与软国力密切相关。诚然，二战结束之际的法国国力衰弱之极，而若以美国等国作为参照的话，战后的法国史似乎也不妨视为是一部沦为二流国家的“衰落”的历史。但是，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这种“衰落”只是一种相对的“衰落”，亦即它仅仅是相对于某些国家的崛起或极其迅速的发展而言，并非就意味着它的停滞乃至倒退。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最初的30年左右（大致在1945～1974年）的时间里，法国几乎持续不断地在社会经济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有鉴于此，法国着名经济学家让·福拉斯蒂埃将其称为“辉煌的30年”。由于这一表述准确、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法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特征，故很快就得到广泛使用。毋庸置疑，法国社会经济在这大约30年的时间里取得的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大大增强了法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硬国力”，为法国在战后的“大国梦”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社会经济支撑。
就时间维度而言，“辉煌的30年”贯穿了整个第四共和国时期和第五共和国的早期。由于其政治制度的弊端，加之因党派纷争而更迭频繁的政府在应对重大危机时或束手无策，或连出昏招，在不少法国人的心目中，第四共和国似乎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共和国。但是，这一共和国实际上并非一无是处。在其存在的12年中，它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迅速恢复了因二战遭到重创的法国国民经济，并通过计划化等手段使法国经济进入了初步发展的时期。而正是这一切，为法国在第五共和国前期实现经济起飞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当然，“辉煌的30年”的最辉煌的时刻还是在第五共和国的早期。法国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实现新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当权者们能及时地抓住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所面临的良好机遇，断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一、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与管理，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这方面，戴高乐政府主要是通过国有化和计划化来大力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及至1968年，法国国有化企业资本已占全部资本的33.5％，国家垄断资本控制80％以上的行业有电力、通信、煤、天然气和煤气等；控制40%～80％的行业有：航空、汽车、军火、矿业、运输、焦炭和自动化设备等。在对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基础上，政府还延续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有效做法，大力推行资本主义的计划管理，为此，法国政府先是以一项“临时计划”应急，继而又先后制定并执行了“第四计划”（1962～1965年）和“第五计划”（1966～1970年）。这些计划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法国经济的发展。1958～1970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年均递增5.9％，仅低于日本而高于西欧和北美诸国。
二、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尽量摆脱美国资本的控制。
二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在法国接受马歇尔计划后，美国垄断资本大规模侵入法国。随着美国资本的大量输入，美国商品也大批涌入法国，法美贸易逆差日益扩大。为此，戴高乐在上台时就提出要谨防“法国经济的殖民化”，并在1963～1964年展开了限制美国资本输入的“有组织调整”运动。1963年，法国政府宣布外国资本如需高价购买法国公司的股票须经法国政府的批准。次年又直接干涉，致使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购买法国波尔机器公司股票的计划破产。法国还与以美国资本为主的外国石油资本展开激烈的经济战，逐步削弱外国石油资本在法国的势力。从而保证了法国民族工业的飞速发展。
三、工业、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互相促进。
法国政府在大抓工业现代化的同时，还力促农业现代化，把改造小农经济，加速集中，扩大农场规模放在重要的位置。政府从1960～1962年连续颁布了《农业指导法》、《合作法》、《市场法》和《商业法》等，规定只向联合起来的农民提供设备、工具、肥料和专业人员培训等必要的服务，并给予价格补贴。国家可以高价收买“没有生命力的农户”的土地，并用终身补贴的办法鼓励老年农场主放弃农场，对购进土地扩大规模的农场给予免税、无息或低息贷款。竭力扶持大农场，消灭小农场，以有利于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四、依靠共同市场，扩大对外贸易。
法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发动了支持出口运动，使法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额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也日渐上升，使法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四贸易大国。共同市场为法国扩大出口带来了许多便利。特别是在农产品出口方面，由于共同体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对内按统一价格自由流通，对外实行关税壁垒，使得法国农产品能以远远高于国家市场价格的共同体保证价格在共同体市场上大量销售。从1958～1973年，法国农产品对共同体的出口增长17倍。同时，共同体用于津贴农产品出口和支持农产品价格的保证基金有35.9％落入法国手中。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法国农业的发展。
五、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法国此次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动因是科技革命的兴起，这一时期的法国政府极为注重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引进，使法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1959～1969年，政府拨出的科研与发展经费从30亿法郎增加到138.6亿法郎，国家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从1958年的1.2万人增加到1968年的4万多人。法国政府在大力发展本国科研的同时亦积极推动技术引进工作。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的加强使得有可能在工农业生产中大量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由此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随着世界能源危机在70年代前期的爆发，法国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的“辉煌的30年”也终于画上了句号。与此相应，伴随着法国战后的“大国梦”所依赖的较为坚实的社会经济支撑因经济衰退受到削弱，导致法国越来越倚重发挥其在“软国力”方面的一些优势。何谓法国在“软国力”方面的优势？以反美情绪强烈着称，且尤其不愿接受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观点的法国前外长魏德林在1998年5月所作的一份报告中，对此给出了大致的答案。在该报告中，他在宣称法国依然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的同时强调：“我们不仅具有‘硬国力’，还有‘软国力’，如语言、文化、艺术、音乐、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烹调、优美景观等独特魅力。法国是人权的祖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拥有特殊的使命。我们要避免野蛮的全球化，用另外的方式规划全球化。”
当然，魏德林绝非是强调发挥法国“软国力”的始作俑者。事实上，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时任法国总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即已有类似的言论。与其前任戴高乐，甚至蓬皮杜均有所不同，这位在“辉煌的30年”结束后入主爱丽舍宫的政治家对法国大国地位的构想要更为现实。有鉴于此，他特别强调要运用法国精神上的优势，并用它作为法国发挥全球作用、争取大国地位的重要资本。他宣称：“我的基本想法是，法国的优势在于它精神上的优势，而不是武力的优势，也不可能是经济的优势。”这种精神优势意味着法国要对当代的问题“有最透彻的理解，并能拿出最富想象力、最开放和最宏观的解决办法”。显然，吉斯卡尔·德斯坦在继承戴高乐的维护法国的独立和大国地位的传统的同时，亦已根据法国综合国力的客观实际适当地降低了法国的角色定位。不过，从根本上说，“软国力”的优势实际上并不可能独立于“硬国力”而长盛不衰，更不可能独自发挥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