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因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统一的世界政府，各国都依赖本国的武装力量自保安全，所以，通行于国际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弱肉强食”。被欺压的民族会反抗，甚至联合起来反抗，因此弱肉强食是需要结盟的，没有任何强大的民族或国家有能力单独主宰整个世界。于是，在国际体系里，一方是压迫者，另一方是被压迫者，当然还有地位模糊的中间群，是压迫和抵抗压迫的中介和中间地带。
由于被压迫者也有国防和兵器，这会给赤裸裸的压迫和掠夺带来高昂代价，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便成为国际财富交流的最常态形式。貌似公平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其实并不公平，大多掺杂着强国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压迫。
文化血缘可以成为利益纽带，对国际关系体系的是非判断则构成结盟的纽带。然而，世界体系里结盟的基础是利益，不是文化或文明。压迫者对国际关系的压迫有一套辩护词，被压迫者对反抗压迫也有一套辩护词。认同压迫者的说辞，当然有可能成为压迫者的朋友。但能否成为盟友，并不取决于对国际体系的认识，而主要取决于利益，取决于你的国家是否被压迫和被掠夺。最悲惨的国家是，一方面认同压迫者的国际观，另一方面自己就是被压迫者，不得不反抗压迫。伊拉克并不反感美国，是美国在冷战末期在中东的主要盟国。在美国入侵前夜，伊拉克电视台播放的是好莱坞电影。因为石油和地缘优势，伊拉克又不得不被压迫，也不得不反抗。但被压迫的伊拉克政治和军事领袖们，并没有抵抗美国压迫的意识和意志，却有变成美国盟友的梦。意识混乱，内部就分崩离析，就软弱，就招抢，招打。
由于上述道理，一个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需要有对国际关系的清醒认识。当今国际体系的本质到底是“相互依存”还是“压迫与被压迫”？我们自己是不是被压迫民族？我们要认同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还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
综上所述，对七层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构成了七大类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所有层次，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也看不出哪一种是主流。这种情形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迷失。
价观迷失的“多米诺骨牌”
今天议论价值观，大家容易集中着眼于普适道德观念的缺失。普适道德是人类最核心的价值观，人皆有之，维系着人类社会，怎么会迷失？
在世纪之交，向来淳朴的俄罗斯公民们似乎突然丧失了道德意识。在短短十几年内，俄罗斯遍布杀人越货的匪徒，无人敢管。笃信伊斯兰教的伊拉克公民原本安分守法，现而今“民主”了，伊拉克社会却突然盛行暴戾之风，所有人偷窃和抢劫所有人，甚至稍有不合就相互杀戮。同为一代人，普适道德怎会骤然迷失？
价值观当然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反映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关系变了，价值观也会发生变化。南斯拉夫的民族国家都垮了，南斯拉夫的民族观就没了载体。然而，与一般价值观不同，核心价值观有其独立的一面，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倘若不应当变化的核心价值观出现了变化，我们就要考察核心价值观变化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对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有相当的独立性，而且是社会关系变迁的杠杆。核心价值观变了，政策就变了；政策变了，社会就变了。换言之，先有南斯拉夫民族观的崩溃，后有南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崩溃。
上节提出了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分层。运用这个分层，我们可以分辨核心价值观变迁的逻辑，即独立于社会关系变迁的逻辑机制，从而解释普适道德的骤然迷失。笔者由下述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外层价值观的迷失会触发内层价值观的迷失，直至触发位于最内层的普适道德观的迷失。换句话说，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最外层，即国际观的崩溃。
国际观是核心价值观最薄弱的一层
国际关系体系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距离最远，一般人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远远弱于对身边日常生活的理解。所以，对国际体系的判断基本来自本国精英的看法：精英对国际体系的看法变了，整个社会的国际观也随之变化。
在中东，美国采取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政策--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做任何事情，不惜得罪该区域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除了占全国人口不到2％的犹太人，美国实行这种政策似乎得不到多少利益。与该区的穆斯林国家不同，以色列没有石油，也并不居于交通要道，支持以色列种族清洗政策甚至还导致了美国国内的不安全。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对深究国际关系没有兴趣，美国对中东政策的研究、制定、宣传、执行，都掌握在犹太精英集团手中，他们成功地引导了美国的国内舆论：把反对美国中东政策与反犹主义、反基督教文明甚至与支持希特勒的法西斯大屠杀联系在一起。
同样，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国际事务，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大多来自本国的精英。倘若精英们认同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这个世界就没有压迫与被压迫民族之分，而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文明社会”在创造和维护进步的国际秩序，是美国正在领导与反文明、反进步的“流氓国家”进行正义战争。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妥协和讨价还价是一回事，持有某种国际观是另一回事。国际观变了，妥协和讨价还价的性质也会变。罗马帝国丧失了区分罗马人与日尔曼人的意识，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华夷之辨”消亡了，中华帝国体系就不可能持久。1975年，是苏联经济非常健康的年代，是自信心膨胀的年代，但在该年举行的第一次“欧安会”上，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向西方的国际观缴枪。当一部分苏联的知识精英们改变了对国际体系的认知，苏联的核心价值体系就开始了自外而内的多元化历程，直至崩溃。
国际观的迷失会触发民族观的迷失
如果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是正义的，代表进步，那么与这个体系的冲突则罪在本国，本国的爱国主义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就应当遭到抵制。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常把中美矛盾归于中国对主流国际机制缺少认同，归于“极端民族主义”。对于压迫国家联盟的成员，认同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与认同爱国主义毫不冲突：美国国庆日家家户户都自动高挂国旗，“不爱国”的帽子对美国精英们是不堪重负的。
同样，对于被压迫国家而言，认同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认同爱国主义也毫不冲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浑然一体。然而，在压迫国家内部，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会发生激烈冲突，美国的政论家、哲学家、语言家乔姆斯基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同样，在被压迫国家，信奉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与信奉爱国主义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被迫抵抗国际压迫的现实与其国际观必然发生冲突。在中国，国际观的迷失正在导致爱国主义的消解，反对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公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是否应当坚持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一场舆论混战。
不信奉现存国际体系的人们指责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大丈夫，现在有人存心让中国做美国的小老婆。而信奉现存国际体系正义性的精英们，像美国那样要求中国“理性地融入”美国领导的世界体系，无一例外地斥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主流媒体，甚至教育界，以貌似公平的姿态给双方提供“平等”的平台，助长非爱国主义的舆论，直至让历史教科书“淡化”民族国家意识。舆论混战和教育的变质，体现了中国民族观的迷失。
民族观的迷失会触发政治观的迷失
如果认定现代民族是虚无的，如果相对于外族利益而言的本民族利益不是至上的，如果爱国主义是可以反对的，那么，民族的政治价值观就要让位于所谓的“普世政治价值”。迷失了民族观，会丧失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会轻浮地谈论“普世政治价值”信仰，而无视其能否适应本国特殊的社会结构。
民族观，并不与某种具体的政治观必然相连--爱国与爱党当然有区别。但是，民族观要求以本国利益为至高标准，不会被什么主流的普世政治价值吓倒。人类道德观是普世的，但政治价值的所谓普世性明显不是事实，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价值观就丰富多彩，政治文明也就丰富多彩。例如，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两类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以多数决为程序的普选并不代表普世政治价值，正如公开考评也并不代表普世政治价值。古罗马的政治价值观风靡了整个古罗马帝国，却与中国汉朝的政治价值观不同，因为两国的社会结构不同。若小农的中国也奉行起古罗马的政治价值观，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了“中华文明”。美国军威给阿富汗带来了“民主”，也制造了军阀混战和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毛泽东所持的政治价值观与“世界潮流”不同，邓小平也顶住了所谓的“世界潮流”，坚持非西方的中国政治价值观。而戈尔巴乔夫则被所谓的“世界潮流”吓坏了，结果导致中苏两国迥然不同的命运。
在西方成长的孙中山先生，本来认同西方的政治价值，但是，当他看到中国正是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而衰落，就对原先认同的价值产生了怀疑，转而求助于中国本土的政治价值，以及能使中国获得民族解放的其他政治价值。孙中山的思想核心是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不谈民族自主的“主权”，哪里还谈得上“民主”？中华民族的社会过去是独特的，现在也是。中国不是阶级和利益集团组成的社会，一如中国台湾不是，中国香港不是，新加坡也不是。在这些与西方不同的中华社会结构里，选票主要靠族群和地域区隔，所以多数决在本质上是分裂性的，反现代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暴力阶级斗争的政治价值观，还是程序阶级斗争的政治价值观，我们对待它们的唯一标准就是本民族的利益。没有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苏醒和自觉，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自觉。有了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就不难发现：乞丐并不因为获得一张选票就成了主人，对他来说，那张票还不值一瓶酒。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价值观是争议最大的一类核心价值观，精英们的思想一片混乱，而且在进行着“百花齐放”的混战。在政治价值观方面，我们应依靠以集团为基础的“多数决”，还是继承中国政治文明传统，靠考评考选的“绩优”原则来公开透明地选拔一个中立的领导集团？决策者应当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还是某些集团利益的代表？应主要靠“多数决”的票箱子，还是靠“分权制衡”的法治来约束政府？
中国今天在政治价值观上的混乱，还体现在官方的反应上：一旦美国批评中国没自由、不民主，中国就极力辩解。这种辩解，体现了对美国“普世”政治价值的认同，以及对自己民族政治文明的自惭形秽。
政治观的迷失会触发社会观的迷失
政治价值观是关于政府与人民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在逻辑上与社会整体观是紧密相连的。“官”者，“管”也。为什么社会需要政府“管理”？因为社会要求整体的和谐。在现代市场社会，有政府管理未必就有社会的整体和谐；但是，没有政府管理就肯定没有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
政府的管理是受政治价值观制约的。在结构不同的社会，处理社会关系的方法不同，政治价值观也就不同。政治价值观不同，关于如何维系社会整体性的观念也就不同。由此，政治价值的混乱，将导致社会整体观的混乱。如果维系社会的整体价值观迷失了，人们的认识不统一，维持社会的整体性也就极为困难。
法定的固定社会分工，是维系封建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物竞天择，自由竞争，强者获胜的集团型社会分工，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竞争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社会分工，是维持社会主义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群体间的竞争经常呈恶性竞争态势，以邻为壑、无法无天，规范群体竞争的社会准则滞碍难行。
传统中国的社会整体观是非常薄弱的，这也是引入社会整体利益观的主要缘由。这个社会整体观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当政治价值观崩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崩溃了。缺少了社会整体观，群体之间的竞争利益就至上，社会就陷入群体间的恶战。于是，为了小集团利益，可以去侵吞全民所有的财产；为了本单位利益，可以无视国家环保法律而污染江河湖海；为了本省本地的利益，国家法律和中央政令被搁置一旁。
社会观的迷失会触发群体观的迷失
如果全社会的利益是虚无的，较大群体的利益也就不实在，小团体的信念也将随之动摇。当群体的精英和领袖们自己都不在意自己所领导的群体，搞“五鬼搬运”，窃本集体内的“公家”利益为自家所有，那么，哪个员工还会珍惜自己的团队？群体观垮掉了，团队就会兵败如山倒。原本盈利的企业瞬间被“企业家”搞垮，而这些企业家还振振有词地引用“经济学家”们的话，指责“产权不明晰”，认为只有“明晰”到“个人”的产权，才是真正实在的产权。然而，“股份公司”难道不是集体企业？股票的所有者对企业必然有责任心，而不会“望风而逃”？“职业经理人”没有产权就肯定不敬业？教师不拥有学校产权就应当不认真教书？军人因为不拥有军队的产权就不拼死作战？总理因为不拥有国家的产权就不认真办事？
群体观的迷失，会导致个人利益无限膨胀，就只剩下原子的“个人”。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只剩下个人主义，我们得到的只是普遍的“反社会”的意识，这个社会离陷入“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也就不远了。我们中国社会的群体观就是（社区和集体范围的）社会主义--强帮弱，富帮穷，扶老携幼，同舟共济，共同进步。
群体观的迷失会触发自然观的迷失
在现代社会里，个人是非常无助和脆弱的。缺少了群体的信念，无助的个人就只好乞灵于各类神怪赐予的“奇迹”。科学的知识与个人利益相距遥远，需要靠群体的配合，乃至靠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协作才能发挥效益。缺少了群体的信念，对科学的信念就丧失了根基，因为，科学知识无助于克服个人的恐惧，也不解决个人面临的重大社会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