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近年先母喘疾，每当冬春二季辄触发，发甚或至呕吐。夏秋气候暖和，疾亦少间。今冬（七年）旧疾初未大发，自念或当愈于往岁。不料新历十一月十一日先母忽感冒时症，初起呕逆咳嗽，不能纳食；比即延医服药，病势尚无出入；继被医者误投“三阳表劫”之剂，心烦自汗，顿觉困惫；及请他医诊治，病已绵，奄奄一息，已难挽回；遂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晨一时，弃适等长逝，享年四十有六岁。次日，适在京接家电，以道远，遂电令侄思永、思齐等先行闭殓，即与妻江氏，及侄思聪，星夜奔归。归时，殓已五日矣。
先母所生，只适一人，徒以爱子故，幼岁即令远出游学；十五年中，侍膝下仅四五月耳。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加此！伏念先母一生行实，虽纤细琐屑不出于家庭闾里之间，而其至性至诚，有宜永存而不朽者，故粗叙梗概，随讣上闻，伏乞矜鉴。
此篇因须在乡间用活字排印，故不能用古文。我打算将来用白话为我的母亲做一篇详细的传。
想我的母亲
梁实秋
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是神圣的。我写过一些杂忆的文字，不曾写过我的父母，因为关于这个题目我不敢轻易下笔。小民女士逼我写几句话，辞不获已，谨先略述二、三小事以应，然已临文不胜风木之悲。
我的母亲姓沈，杭州人。世居城内上羊市街。我在幼时曾侍母归宁，时外祖母尚在，年近八十。外祖父入学后，没有更进一步的功名，但是课子女读书甚严。我的母亲教导我们读书启蒙，尝说起她小时苦读的情形。她同我的两位舅父一起冬夜读书，冷得腿脚僵冻，取大竹篓一，实以败絮，三个人伸足其中以取暖。我当时听得惕然心惊，遂不敢荒嬉。我的母亲来我家时年甫十八九，以后操持家务尽瘁终身，不复有暇进修。
我同胞兄弟姊妹十一人，母亲的煦育之劳可想而知。我记得我母亲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几个较小的孩子们洗澡。我怕肥皂水流到眼里，我怕痒，总是躲躲闪闪，总是格格的笑个不住，母亲没有功夫和我们纠缠，随手一巴掌打在身上，边洗边打边笑。
北方的冬天冷，屋里虽然有火炉，睡时被褥还是凉似铁。尤其是钻进被窝之后，脖子后面透风，冷气顺着脊背吹了进来。我们几个孩子睡一个大炕，头朝外，一排四个被窝。母亲每晚看到我们钻进了被窝，吱吱喳喳的笑语不停，便走过来把油灯吹熄，然后给我们一个个的把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被窝立刻暖和起来，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不知道母亲用的是什么手法，只知道她塞棉被带给我无可言说的温暖舒适，我至今想起来还是快乐的，可是那个感受不可复得了。
我从小不喜欢喧闹。祖父母生日照例院里搭台唱傀儡戏或滦州影，一过八点我便掉头而去进屋睡觉。母亲得暇便取出一个大簸箩，里面装的是针线剪尺一类的缝纫器材，她要做了一些缝缝连连的工作，这时候我总是一声不响的偎在她的身旁，她赶我走我也不走，有时候睡着了。母亲说我乖，也说我孤僻。如今想想，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偎在母亲身旁？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我母亲好像是没有时候睡觉。天亮就要起来，给我们梳小辫是一桩大事，一根一根的梳个没完。她自己要梳头，我记得她用一把抿子醮着刨花水，把头发弄得锃光大亮。然后她就要一听上房有动静便急忙前去当差。盖碗茶、燕窝、莲子、点心，都有人预备好了，但是需要她去双手捧着送到祖父母跟前，否则要儿媳妇做什么？在公婆面前，儿媳妇是永远站着，没有座位的。足足的站几个钟头下来，不是缠足的女人怕也受不了！最苦的是，公婆年纪大，不过午夜不安歇，儿媳妇要跟着熬夜在一旁侍候。她困极了，有时候回到房里来不及脱衣服倒下便睡着了。虽然如此，母亲从来没有发过一句怨言。到了民元前几年，祖父母相继去世，我母亲才稍得轻闲，然而主持家政教养儿女也够她劳苦的了。她抽暇隔几年返回杭州老家去度夏，有好几次都是由我随侍。
母亲爱她的家乡。在北京住了几十年，乡音不能完全改掉。我们常取笑她，例如北京的“京”，她说成“金”，她有时也跟我们学，总是学不好，她自己也觉得好笑。我有时学着说杭州话，她说难听死了，像是门口儿卖笋尖的小贩说的话。
我想一般人都会同意，凡是自己母亲做的菜永远是最好吃的。我的母亲平常不下厨房，但是她高兴的时候，尤其是父亲亲自到市场买回鲜鱼或其它南货的时候，在父亲特烦之下，她也欣然操起刀俎。这时候我们就有福了。我十四岁离家到清华，每星期回家一天，母亲就特别痛爱我，几乎很少例外的要亲自给我炒一盘冬笋木耳韭菜黄肉丝，起锅时浇一勺花雕酒，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但是这一盘菜一定要母亲自己炒，别人炒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母亲喜欢在高兴的时候喝几盅酒。冬天午后围炉的时候，她常要我们打电话到长发叫五斤花雕，绿釉瓦罐，口上罩着一张毛边纸，温热了倒在茶杯里和我们共饮。下酒的是大落花生，若是有“抓空儿的”，买些干瘪的花生吃则更有味。我和两位姊姊陪母亲一屯吃完那一罐酒。后来我在四川独居无聊，一斤花生一罐茅台当做晚饭，朋友们笑我吃“花酒”，其实是我母亲留下的作风。
我自从入了清华，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就少了。抗战前后各有三年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晚年喜欢听评剧，最常去的地方是吉祥，因为离家近，打个电话给卖飞票的，总有好的座位。我很后悔，我没能分出时间陪她听戏，只是由我的姊姊弟弟们陪她消遣。
我父亲曾对我说，我们的家所以成为一个家，我们几个孩子所以能成为人，全是靠了我母亲的辛劳维护。三十八年（即一九四九年）以后，音讯中断，直等到恢复联系，才知道母亲早已弃养，享寿九十岁。西俗，母亲节佩红康乃馨，如不确知母亲是否尚在则佩红康乃馨各一。如今我只有佩白康乃馨的份了，养生送死，两俱有亏，惨痛惨痛！
或人日记抄
李广田
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忙于准备过节的时候，万里外飞来了一封家书，弟弟说：母亲去世了！
我感到一片茫然，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从何想起。
母亲是八十几岁的人了，辛辛苦苦过了一世，幸而活到了解放后的今天，过了些比较称心的日子。但是，年岁是不饶人的，担心着的事情，还是这样突然地降临了。
我努力唤起我对于故乡和童年的回忆，希望母亲的一生在我的记忆中再度显现。可是，我想起来的是什么呢？别的事情都有些模糊，独有下面的情节使我永难忘怀，而且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就感到难言的痛苦。
我的家庭是中农成分，自从我记事之日起，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如此。不过，在解放以前，由于反动统治的压迫剥削，所谓中农，也已经破落不堪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套完好的大车，但后来却变成了一辆破破烂烂的车子，行不得了。家里曾经养过一牛一马（那是恰好可以驶那辆大车的），后来却只剩了一头老黄牛，也瘦得只余一个骨头架子。我还记得从前房子是比较整齐的，过了些年，我从远方回家一看，有几间房子已经塌了房顶，几间勉强支持着的老屋，屋顶上也长满了荒草，好像蓬首垢面的老人。总之，家里已是一片衰败景象。当然，虽说败落，却也还没有落到朝不保夕的地步。这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自己能够劳动的人，他们从年轻时候起，一天到晚，都是在自己的田地里劳动，年纪大了，也还是照样劳动。我的弟弟也是一个好庄稼人，他那么诚朴勤俭，那样喜欢劳动，很像我父亲的当年。就这样，一年到头，总还是可以糊口的，只不过有时候听到父亲长吁短叹，说道，“看起来，日子是越过越难过了！”幼小者，当然是无知无识，对于家里的生计，是不会挂在心上的，自己心里所想的，倒是一些非常美妙的事物。然而，不妙的事物，却不断发生着。我越来越感觉到，父亲对母亲的态度，是多么可怕呀！他经常骂母亲，母亲不敢回答，只是暗自叹息，有时藏在自己屋里啜注。有一次，我刚从外面回家，忽然听到父亲大声詈骂，却不见人影。循声寻去，才发现父亲把母亲关在屋里，一面斥骂，一面不知用什么沉重的东西在母亲身上抽打。我害怕极了，父亲用力抽打的声音，比打在我自己身上还更痛楚，若是打我自己，我会咬住牙根一句话也不说的。我听见母亲哀哀啼哭的声音，我的心快要痛裂了。我想哭，却又哭不出来，我的心里已经被恨的感情充满了。我恨，我恨的是谁呢？难道是恨我自己的父亲？不，我分辨不清楚。我总认为父亲是个好人，他从来不欺侮人，他受了外人的欺侮也从来不想报复，我怎么能恨这样的人呢！但是，他又为什么这样打我的母亲？母亲犯了什么不得了的过错？我真是想不通。我用力推那屋门，关门得紧紧的，一点也推不动。失望之余，我这才哇地哭了出来。
以后，隔不多久，就会有这类的事情发生。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痛苦，我想问，又不知道应该问谁。
终于，我算是弄明白了，是当我到邻家去找一个小伙伴时，听人家告诉我的。人家说：我外婆家本来很穷，现在越穷得难以度日了（这是我知道的，我父亲总不让我到外婆家去）。我的外婆又经常卧病不起，我那个“拙于谋生”的舅舅，无可如何，就只好向我母亲求援。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舅舅就来家里取点米面或干粮回去，我那母亲也偶尔拿些东西去外婆家帮顾帮顾。就是这样，不料终于被父亲觉察了。父亲虽然这样凶暴地对待母亲，母亲却还是不顾死活地帮顾自己的老母亲和亲兄弟。
我的同情心自然是在母亲一边的，我很想帮助母亲，但是无可如何，母亲也从来不让我知道这些事，她却是假装无事似的，依旧对我那么慈爱。我只是暗暗地抱怨自己的父亲，他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难道他不知道外婆家里经常断炊吗？我想问问父亲，却又十分害怕。我是知道父亲的脾气的。我从人家后园移了月季花来载在自己窗前，父亲看见了，一怒而把我的月季花拔掉，而且用力把月季花丢到房顶上。我为了报复他，当他不在的时候，用尽了力气，把父亲幼年时种在水缸旁的枸杞拔断了。这一下，可惹下了滔天大祸，如不是母亲护着真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现在由于母亲受到这样的委屈，我更害怕父亲了。以后，我渐渐长大，我就离开了家乡。我在外边常常想起家里这些可怕的争吵，殴打的声音、啜泣的声音，还常常在我耳朵里发出回响。虽然我也渐渐地懂得了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我对于我那辛苦一世的父亲也还是感到不易理解。
我的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去世的，我没有看见他最后的颜色。现在，我的母亲又去世了，我还是没有来得及回去。接到弟弟来信，稍稍沉静之后，我所想起来的只是这件事，可见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多么深痛的伤痕。
如果死而有知，我想母亲一定会告诉父亲说：“过去的事情，你大概不会忘怀，那时候你只责怪我，那是因为你不懂事。我活到了新社会，我就懂得了很多新道理，过去那类事也不会有了。孩子们，乡亲们，现在都过得很好，因而，也让我们老年人一同高兴吧。”
以上，是某某同志的日记的一章。得到他的同意，我一字不易地照抄在这里，日记里所说的那个父亲确是一个好人，正如那个母亲是一个好人一样，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两个老好人，就这样互相折磨了多少年。那个早死的父亲，他自己不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后死的母亲就似乎知道了一点。日记的作者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也只记下了这一现象，或者说，他在这段充满了感情的日记里用简单的笔触画出了这一形象，而这又不只是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的形象，而是在旧社会里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之所以珍视这段日记，其原因正在于此，因为这可以进一步加以分析，作为我正在从事的“社会意识发展史”研究的一个生动的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