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没容得她把一切琢磨清楚，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滔滔不绝地讲起我们遇到的意外事故，并作着解释，她只有听的份儿。她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把那袋子沉重的食品从肩膀上放下来。像通常一样，她把口袋放在煤桶上面歇歇手，可是这回，我把污水桶放在了平时放煤桶的地方。脏水扑通一下子飞溅出来，但是这声音立刻被我们惊恐的叫喊声淹没了。这场灾难，把这天晚上我们满心期望的盛宴彻底报销了。
“该死，我们碰上鬼了！今天晚上咱们干什么事情都触头碰壁！”马塞尔一边注视着我一边叫喊道。“但愿至少咱们指望的那笔好买卖会顺心一点儿。”我说道，还抱着一点儿可怜的希望。
我们腹中空空地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带着同样饥肠辘辘的感觉早早地起了床。
在天没亮的时候离开犹太人聚居区绝非易事。我们正在着手开始一次大胆的冒险，去搞一卷新的黑纸。在离开家走了一段路以后，马塞尔才想起来告诉我，他没有买纸的预付款，只有一封给货主看的信。我打断了他的说话，问他这封宝贵的介绍信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这是从工厂秘书那儿搞来的，是给纸张分配办公室的，要求批准卖给他们需要的卷纸。”为了把情况了解得更清楚，我问他：“你认为这张破手纸能帮助咱们开始工作？”
“这封信你连看都没看见过，你哪儿懂得这么大的工程呀，”马塞尔一边大声回答着，一边从他衣兜里抽出一个用厚纸板夹着的信封。他把两个手指在外衣上擦了擦，然后小心翼翼但又动作迅速地展开一张折叠的纸张递给我读。“小心点儿，别把它弄脏弄皱了，那样上帝都不答应。”我懂得这个操作要求，但是要读懂这封信却超出了我的本事。“努，你承认这封信把你震了吧？”他问道。
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大德意志的自豪象征，一只鹰用两只利爪紧抓着一个纳粹党的万字标志，它那两只伸展的翅膀似乎要拥抱整个世界。我试图理解那用打字机打出的内容——它充满了纳粹党常用的那种夸夸其淡的陈词滥调，但是我要看懂它的努力只取得了微弱的成功。这个文件以一个“万岁希特勒”收尾。
“那么，你觉得这封信怎么样，它还不值一大堆钱吗？可你那样就好像这是个笑话似的。”当我带着觉得有趣的表情把这个文件还给马塞尔时，他说道。“难怪你拿到一点儿可怜的订货就只会重复那种老调‘我干完活儿了，把货送去了，什么报酬也没拿到。’”他一边双脚岔开、双手插在裤兜里站着，一边讽刺地尽力模仿着我的声音。“几天以后，我们就会用一种不同的语言说话：‘我们干完活儿了，把货送去了，并且收到了一大笔钱。’你会看到的。”
借助于这封官方信件，马塞尔已经搞到了允许我们俩离开犹太人聚居区的通行证。通行证的有效期为一周，事后证明这一周远不是快乐的一周。尽管天色很早，四周还是黑蒙蒙的，大群大群的弯腰驼背的工人排成一队队的，在犹太警察的指挥下，拥挤地通过聚居区的大门。那些犹太警察的沙哑声音喊叫着各种命令，咒骂着，极力要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他们那凶残的喊叫，充满了侮辱人格亵渎神灵的脏话，盖过了那些可怜的奴隶们彼此之间说的悄悄话，那低沉的嗡嗡土语混合着波兰语和意第绪语。
一个武装的“骑士”佩戴着纳粹徽章，站在那里好像一个屠宰场上的屠夫，与那些被挑选出来即将离开这个冷酷世界的人们格格不入。借助于手电筒的灯光，他明察秋毫地细数着那些从他面前通过的人影。当终于轮到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的头顶上大声说道：“两个灯火管制卷帘，过去，过去。”嘴里还散发出一股啤酒和烟卷的气味，接着我们发现自己进入了雅利安人的世界。这就好像从中世纪的背景中走出来，踏进了一个20世纪宗教审判所的黑夜。随着太阳的第一簇光辉开始照亮天空，蔚蓝的苍穹逐步扩展，俯视着无数教堂的尖塔和一所所房屋的屋顶，犹太人已经被从那些房屋中驱赶出去。
我们要去的德国人办公室在克拉科夫城的另一端，但是德国人不允许我们使用有轨电车。我们的漫长行程除了走人行道没有更好的选择；城里有大量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者，他们正等着从每一个过路者的相貌特征中把犹太人挑出来。那些小骗子和二流子为了赏金成天在胡同里转悠，好告发他们遇见的任何犹太人。一些绿色卡车搜寻着犹太人，好为火葬场提供燃料，为制造肥皂提供补充原料，为做垫子提供填充材料。武装的党卫军设置陷阱捕捉犹太人，是为了另外一些毫无人性的目的：在实验室里把他们当豚鼠用；或者让他们在一些有毒害的工厂里做工；或者把他们变成告密者和便衣警察，用来追捕他们的犹太同胞。事实上，任何人都有权抓捕犹太人，以便不付任何报酬地剥削他们，或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杀死他们。犹太人的生命一文不值。
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步行穿过这块“雷区”，前进在一个活生生的棋盘上，在这上面，每走错一步都可能带给我们死亡。一些人的好奇目光追随着我们。总是伴着这样的议论：“瞧，他们还活着呢。很显然，希特勒还没有想把他们都烧死。”一些上学去的学生嘲弄着我们：“快给带星儿的军官让道儿。”他们用泥巴和马粪蛋扔我们，或者朝我们脸上吐唾沫。没有人会站出来保护我们；我们只有屈辱地退避开来，用衣袖或者报纸擦去脸上的唾沫。当我们离目的地很近的时候，我问马塞尔，如果德国人说一个星期以前刚给过咱们一份同样的买纸的批准书，因此拒绝给我们纸，他将怎么办？我想他不会告诉他们他已经在黑市上把纸卖掉了。
“什么，‘如果’，你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已经有了一封官方介绍信，上面印着那头黑鹰嘛。这说明我们有一大宗订货，要用大量的黑纸。没准他们的眼睛瞎了，只看见黑处呢。”他说。
“咱们必须准备好一些回答；要不然，咱们走这么多路就会白跑一趟，更不要说还可能有危险，会被德国人扭断脖子。”
“我从来不事先准备要讲的话，我的机灵劲足够让我在和人争辩的时候有主意，知道该怎么说。”他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吹着牛皮。
终于，我们到了地方。这栋楼我很熟悉，但是，即使在我最疯狂的梦中，我也想象不到这栋我过去就知道的陈旧、不起眼的建筑，能借助于整形术变成一座这么富丽堂皇的大厦。过去肮脏、斑驳的墙壁现在涂上了厚厚一层黄色涂料，所有的窗户都被重新做过，变成了白闪闪的颜色，那些古代的门柱也都恢复了当年精美的模样。一只巨大而可怕的黑色鹰鹫凌驾在一些光彩夺目但又十分严峻的巨大哥特体字母之上，整个建筑的正面装饰着许多印有纳粹党万字标志的红色旗幡。这个德意志帝国的国徽是产生这种魔术般巨变的原因。两个穿着崭新棕色军服的武装卫兵把守着大门，大门两侧有一些古老的石雕。甚至栽种在那细心修剪过的草坪上的丛丛鲜花，似乎也在为纳粹党的伟大而骄傲地起立。一连串大人物的小汽车不断通过大门，引起一直一动不动的卫兵自动扬起手臂，脚后跟一磕，大敬法西斯礼。
我们这两个衣衫褴褛的犹太人，佩戴着大卫之星的标志，竞胆敢谋求进入这么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还没等马塞尔把那封神力无穷的信从双重包装中拿出来，没等他说出一句话，那两个卫兵就把我们轰走了，好像我们是两条疯狗似的。由于这不是我们的尊严第一次受人践踏，所以我们没有抱怨，被人这样对待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然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去。
我们向一些正在忙着扫人行道的犹太人走过去，他们给我们指出了那个院子的一个边门，那个门是专门给像我们这样的劣等人种用的。在二楼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指南，花了好太的劲，我们才在那一行行让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铭牌中找到“纸张份额审批”的字样。
“行啦，咱们到了，”我对马塞尔说，“你要怎么跟他们说？”
“你会看到的，一切都会变得很顺利。只要拿着这封信。”他把那封信递给我，一边去按那个指定的办公室的门铃按钮。我听见一双钉了鞋钉的靴子从里面向这扇门走近的声音，我的心脏开始快速地跳动。一个穿着讲究、刻板，佩戴着勋章的德国人打开了房门，并且大声问道：“什——么事？”我等待着马塞尔开口说话打破这种紧张的气氛，但是当那个德国人再次重复问道“什——么事？”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弟弟已经不见了踪影。我用发抖的双手把那封信从信封里拿出来，并且把它递给站在我面前这位居高临下地望着我的人。我天真地希望，那封打字的信件能够使他原谅我使用不好他们这些征服者的语言。
他那高高的身影又走回到房间里，我跟了进去。他从一个文档中拿出一张卡片，说了一连串的话，绝大多数话我都听不懂。我猜想他是想知道他发出上一份批准书不过几天工夫，发生了什么情况。他正在用一只胖嘟嘟的手指指着推到我面前的那张卡片上的一些条文。他的咆哮声似乎使附近一些办公室里的职员们感到有趣，这时候我努力鼓起勇气申诉我的情况。由于激动，我的喉咙发紧，我所能够说出的只不过是一些七零八落的词句，伴之以面部的扭动和一些激烈的手势，根本不合语法、句法。而在与我对话的人的叫喊中，我只能听懂几个词儿“犹太骗子”和“下流的犹太人”，这些词儿不时打断他那可怕而激烈的长篇大论。然后他猛打我的耳光，先是抽在我右脸上，然后抽在我左脸上。打完了，他坐回到座位上去，填写了一份表格，然后隔着桌子把那张表推到我面前。
而在这时候，刚才机灵地溜到外面的马塞尔，正继续和那些扫大街的犹太人在聊天。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查看着那份批准书，又骄傲地吹起牛来：“你瞧，我告诉你的没错吧，他们不得不给咱们批准书，因为我搞到的那封信根本无法被拒绝。”
“现在干嘛去？”我问道，因为我们正在朝着一个并不是回家的方向走去。
马塞尔笑了，“那还用问！咱们当然是去买纸呗。”
“你有钱吗？”
“连一个格罗升也没有。”
由于没吃上昨天的晚饭和今天的早饭，我实在是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根本无心继续追问下去。纯粹靠着惯性，我又继续陪着马塞尔步行了半个小时。然后我打起足够的精神问道：“你想过没有，用什么办法把这卷纸弄回犹太人聚居区去？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儿；它起码有两百公斤重呢。”
“要是你认为我会抬它，那你可就想错了。但是眼下我实在太累了，没心思为运输的事情发愁。”他特别强调了一下“运输”这个词儿，为的是让我确信只要有好打算就行了。
“好啦，把运输的事情忘了吧。你连一个格罗升都没有，你怎么付买纸的钱？”
“你瞧——首先得让咱们看见那卷纸；然后咱们再为买纸的钱发愁。”他在那个仓库前面站住，告诉我让我拿着那张批准书上楼，而他自己在外面等着。我预料到这又是一次灾难，于是催促他和我一起进去。“你害怕啦？”他嘲弄道，“他们在这儿不会打你的——你是一个付款买东西的顾客。只要小心点儿不要让他们偷走你的批准书就得了。”
在三层楼的一个小办公室里，一个职员正在吃一片厚厚的抹着奶油的面包。他看见我进来时，赶紧把面包的上面翻到下面，并且开始从另一面一点儿一点儿地咬着吃，因为他不希望我看见那奶油。他带着做作的礼貌和强装出来的微笑读着那张批准书，告诉我他刚刚卖完了所有的存货，现在库房里全空了。我走下楼去，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马塞尔。但是，还没等我说完，他就一把抓住我的领子，要我住口，他大声对我耳语道：“哦，这么说那个混蛋以为他能够骗住我们。你马上跑回去，到楼上问问这位老爷，他藏在库房门后左面的那卷纸是干什么用的？你明白了吧，我到过那儿，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我按照马塞尔的命令去做了，那个职员脸上带着难堪的微笑，说道：“请原谅，先生，我真把这事儿忘了。这是最后的一卷纸——我马上就把它给您。”然后，他开始做出一个账单，并要我付钱。
“我兄弟在外面等着呢——他一拿到货就会付钱给你。”我第二次来到楼下院子里。这时，一个在库房工作的男人正在把那卷巨大的黑纸卷筒滚出库房来。他告诉我，我兄弟说他马上就回来，他出去找马车去了。在焦急地等待了几分钟以后，我惊讶地看见一辆由两匹大马拉着的一辆很大的平板马车正在走进大门。马塞尔自豪地坐在两个马车夫中间。
“马塞尔，纸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要付钱就行了。你有钱吗？”我大声喊道。使我吃惊的是，我看见他和那两个马车夫说了几句话，他们就把所要的钱数交给了他。然后他声音很大地说道：“别担心，纸就是你的保障。咱们一回到犹太人聚居区，你就会收到你的马车运货费和借的钱，还有相当的利息。”
在回家的路上，马塞尔坐在那两个驭手中间，不断给地他们讲着一些下流的笑话，使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身子乱晃。至于我，我坐在车后面，就在那卷纸上面，就好像骑在一匹大黑马背上，一路上摇摇晃晃，担惊受怕，痛苦难当。夹在我两腿之间的巨大卷筒有两米长，半吨重。它那好像大炮似的体积不断来回滚动，挤压着我的脚趾头，它动起来就像一个正在溜开的雪橇。有好几次它都差一点儿把我扔了下去，而且它还时刻有着滑动越过毫无保护的马车后部掉到路上去的危险，我全神贯注于怎么对付这个大纸卷筒的各种该死的动向，终于把我们欠车夫钱的糟心事忘到了脑后。
马德里奇军服厂坐落在犹太人聚居区的尽头。它的进厂大门开在犹太人聚居区围墙外面，有特别警卫守卫。那扇大门平时上锁，只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才开门。犹太工人进厂是走聚居区里一条穿过各个院子的临时小路，他们干活只能得到一些温汤水。当我们走近大门的时候，马塞尔跳下马车，告诉车夫他要去开门，留下那卷纸和他兄弟做担保。他向他们保证，只要等一小会儿我们就能进去。然后他就消失在那些正在下班回家的工人当中了。
时间慢吞吞地消磨过去——十分钟，半个小时，而大门依然紧锁着，缝纫机的呼呼旋转声表明车间里工作在进行着，所以看大门的人肯定在里面。只要给他一点儿纸他就会开门的，如此看来马塞尔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与此同时，两个车夫下了车去喂他们的马匹，而且似乎在计划着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恶狠狠地朝我这面扫视着，并且打量着那大卷纸。我看见他们掰着指头盘算着，其中一个擦了擦脑门，显然想出了主意。另一个很响地吹了个口哨，跳回到马车上，颇为小心地靠近了我。
“先生，”他带着一种谅解的关切说道，“您与那个和我们一块赶车的人挺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