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七月二日
向爱投降
王 侃
一
《天鹅》是部不折不扣的爱情小说。掩卷而思，首先涌到眼前的问题是：徐小斌为什么要写一部爱情小说？
出道之初的徐小斌，以《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而引文坛注目。我曾撰文详尽地论述过这部小说——这是个布满了弗洛伊德和萨特身影的现代主义作品，是个由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相互缠绕的思想和语言的织体。在这部小说中，徐小斌通过景焕这个角色，开始了她对于“逃离”这一贯穿性主题的叙写。不过，景焕式的逃离，并非失却方向的狼奔豕突，相反，她执意地逃向孤独：这是她主动选择的投奔方向与最终选择的停泊地。就此而言，徐小斌非常早地就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捕捉、描画和叙写了“孤独”这一现代情绪。景焕式的孤独，有两个层面的批判意义：其一，在道德层面上，它是对世俗沆瀣的抗议和蔑视，是对欺世者和伪饰者的嘲弄和鄙弃，这正如尼采所说：“孤独作为对纯洁性的一种崇高爱好和渴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美德，这种纯洁性认为人与人之间——‘社会上’——的一切接触总是陷入不可避免的非纯洁性之中。”①因此，景焕不惜主动犯罪以此来摆脱工作、家庭、爱情等种种被她视为桎梏的社会关系；其二，在“存在”层面上，也是更为重要的层面上，景焕视孤独为自由，因此她摆脱职业即摆脱冷酷的制度，挣脱家庭即为了挣脱冷血的伦理，最后，她也漠视爱情，因为爱情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意味着要进入对方同时也被进入，这两者都难被自由原则许可。景焕在思索昙花于白天开放这一“越界现象”时，悟尽禅机般地说：“我认为，什么都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只要是自由的。”这一“自由选择”思想，使小说由弗洛伊德主义一步迈进了存在主义，迈进了关乎现代社会和现代生存的“本体论”。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卓然不群不被视为是超常而备受尊崇时，他/她便会被认为是反常而被遣入疯人院，即重新纳入一系列更为残暴的强制性的规训和惩罚体系。景焕便一度被送进疯人院。这不仅是她的困境，同时也是自由的困境。景焕只能耽于一个关于“弧光”的梦境以替代性的满足自由的理想。最后，她投身人群，却从此不知所终。由此，我们能触摸到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美学情绪：一种困兽犹斗般的忧愤，一种激情受挫时的悲怆，以及一种批判失效后的绝望。
我相信这部小说是徐小斌后来所有写作的真正出发地，尽管她后来的作品更为强劲，更具厚势，也更加宽广。这个从小就孤独而敏感的作家，幼年也曾耽于一个天国花园的梦境，在自我封闭的内心世界里，通过聆听神只的呼唤，实施着对外部世界的逃离。我因此相信，景焕是她起笔之初笔端难掩的秘密以及最后敞然无忌的坦承。可以肯定的是，《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是她的锥心之作，生命之书，是她“以血代墨”的文学象征。自此以后，回应着某种神秘的呼唤，那些“逃离”的身影开始或密或疏、或急或缓地沉浮于她各种文本上下，奔突在“世界”的边缘，带着沉郁的诗性，掩身绵长的绝望。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因《双鱼星座》的出现，对徐小斌的解读进入到了另一个阐释空间。徐小斌自己说道：“在《双鱼星座》中，我第一次自觉地写了逃离的对象——那就是这个世界，这个菲勒斯中心的世界。”①这表明了她“世界观”上的一次演变：当她还是个少女时，与她对峙的所谓“世界”，是个“成人世界”；当她在风沙淬砺中成长为一个“成熟女人”时，所谓“世界”，是个“男人的世界”“菲勒斯中心的世界”。因此，在徐小斌的“世界体验”中，“现代”已不是构成荒谬感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根本的、终极的因素。在她崭新的世界观里，“性别”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概念”（凯特·米莉特语）使她对存在之荒谬感的探究、辨析与判断，从保罗·萨特走向了西蒙娜·德·波伏娃。
在《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有关宇宙之偶然性的神秘主义讨论已然展开。在医学治疗这一工具理性的幌子下实施的爱情欺骗，以及在偶然性的支配下四处发生着的人生错位，都被归咎于宿命论与“现代社会”“现代生存”的合谋。此后，关于“错位”，关于“偶然性”、关于“宿命”的神秘叙事，带着现代博弈论的智性色彩，在《敦煌遗梦》《迷幻花园》《如影随形》《吉尔的微笑》等小说中四处挥发，只是这一次，在“现代”之外，宿命论被与“性别”捆绑在一起加以强调。如果说，在《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景焕、谢霓和柳锴的三角关系还是一个“现代命题”，那么，毫无疑义，在《迷幻花园》里，芬、怡和金的三角关系则显然是一个“性别命题”。《双鱼星座》被人们谈论最多；人们乐意沿着徐小斌设置的叙事线索，讨论“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讨论“一个女人”如何应对分别以“三个男人”为代码的权力、金钱和性欲，讨论“一个女人”在四面楚歌的危境里哭告无门的绝望。当然，只需稍拐一个弯，这个小说就会被提到另一个语义层面：从根本上说，它讲述的是“女人和男人”的故事原型—— 一个万古不变的叙事结构，它探究的是性别之间的永恒战争，以及女人在溃败之后“逃离”世界的企图，最后，它还不得不“宿命地”揭示女人作为失败者身陷永夜的哀痛。
一般而论，徐小斌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前沿。她的深刻，她的丰富，以及她一直持有的坚定、锐利的批判意识，使她的作品谱系像开阔、逶迤、肥沃的冲积平原。她的笔下，裸着断茬儿痛苦伸屈的肉体，在生死边缘低回呻吟的灵魂，反抗着宿命的意志冲动与平复于智性的命运挫折，驰骋于异域的辉煌想象与寂灭于规训的庸常堕落，乱象横生的人生开局与亘古恒定的性别终局，以及她浪漫、纵情的叙事体背后冷峻到彻骨的批判表情——凡此种种，形成了她的文学风貌，使她在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队列中有着很高的辨识度。
但是，无论是批判“现代”时所表达的自由冲动，还是批判“男权”时所挥斥的政治激情，“爱情”都是徐小斌一贯以来旗帜鲜明地加以弃绝的他物：在她世界观序列中，“爱情”曾经是实现自由的巨大障碍，后来则是男权政治的隐秘机制。为此，她曾坚定地自称：“没有任何爱情与风景可以使我驻足于世界的某一个点。”①她从《双鱼星座》开始，以对欲望的恣肆、深刻的叙写，破解了爱情神话。在她巫气十足又讥意四起的笔端，宣告着神话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从《海火》中的方菁和郗小雪，到《迷幻花园》中的芬和怡，到《吉耶美和埃耶美》中的徐茵和吉耶美，再到《羽蛇》中的羽和金乌，在这个持续、反复的人物序列中，一种渴望与同性结盟的不轨指向被表达和强调。当然，沿着“逃离”的逻辑，这样的同性结盟最终也会被弃绝：“孤独”是唯一被允许的终局。
而今，爱情这件早被挑落在地的神话外衣重被拾掇，破败处细加缝合，并以“天鹅”的名义饰以华彩。是否，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全新的徐小斌？—— 是，也不是。
二
我倾向于认为，一次次无休止的“逃离”，渐次积聚为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徐小斌和她的小说人物一起，深深地陷入了萨宾娜式的困境。景焕失踪了，卜零出走了，佩淮赴死了，羽被摘除脑叶了……“孤独”中的决绝，使她们付出了令人窒息的惨痛代价。无论是针对“现代”，还是针对男权，当批判的激情逐渐消退之后，除了心力交瘁，她们并未清晰地看到救赎的路径。她们斩断了与外部世界的一切关系，却在迷茫中深陷不能承受之轻，正如徐小斌写作《羽蛇》时就下意识地触碰到的至理：“脱离翅膀的羽毛不是飞翔，而是飘零，因为她的命运，掌握在风的手里。”“孤独”只是暂时性地发挥了自我保护的作用，却无法承诺永世的安宁，相反，“孤独”很快被时光打造成了桎梏，陷她们于万劫不复的深渊。她们的命运与马克思的名言相逆：她们在这次斗争中失去的是整个世界，而得到的只是锁链。
此时，徐小斌需要让古薇出场了。不用说，古薇是中年景焕，是出走佤寨的卜零，一出场就带着孤标超凡的气质。区别只在于，她开始向“世界”投诚，开始渐次地敞开孤堡的城门，让“世界”涌入。虽然她仍坚称“所有人都是矛盾的集合体，她尤甚”，但是，“在真爱面前，她还是投降了”。更甚者，在真爱的互动中，古薇直截了当地表示，“她要钻进他的身体里，重新做回他的一根肋骨”。景焕或卜零曾经坚持的个人主义的或是性别主义的立场，这一次，似乎统统被放弃了。
我猜测，也许徐小斌这一次是想借助“爱情”来修复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爱情”直接修复了因为徐小斌的坚执立场从而一直以来在“男/女”关系结构中赫然呈现的断裂。这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徐小斌企图尝试与由男性主导的整个世界的沟通。徐小斌罕见地用这样的笔墨正面描画一个男性形象：夏宁远是“天国的孩子”，他心理上的单纯、性格上的聪颖、气质上的坚毅以及形貌上的俊美、强健，都无法令人无视，毫无疑问，徐小斌试图让古薇通过爱情、通过爱男主角获得救赎。事实上，无论在世俗还是在精神层面上，古薇确实因为夏宁远这个男性的行为而获得拯救。显然，徐小斌在肯定某些她曾经否定过的形象和价值。也许是在“孤独”的深渊里浸渍太久，也许是在危境的暗夜里负累过多，徐小斌意外地对“爱情”有了理想主义的寄予，故命其承载重托，去填平一个又一个深邃的沟壑——比如中年音乐家与青年军人之间的年龄、身份、地位以及地域等种种差距。甚至，她还让萨满、伊斯兰、佛等不同教义在叙事中平行登场，互不颉颃，仿佛这个世界起讫于泰安。虽然，“爱情”中的人物会发生角色冲突，但这样的冲突明显是局部的、暂时的和戏剧性的，是为了达到更高的和谐与融洽，是为了实现和抵达我们对于“爱情”的流行理解。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徐小斌的一种叙事努力：借助“爱情”，修复曾在她的世界里触目皆是的种种残缺与断裂。
的确如此。为了实现对“爱情”进行赞美诗式的叙写，徐小斌还试图调整她一贯以来对于“母亲”形象的恶谥。早在《羽蛇》中，虽展示了一个庞大而跨度遥远的母亲谱系，但这个以母/女代际关系构成的母亲谱系并没有向我们呈现伟大而美好的光泽，相反，它被仇恨所充斥。在谈到这个小说时，徐小斌表示：“慈母爱女的画面很让人怀疑……母亲这一概念因为过于神圣而显得虚伪。实际上我写了母女之间一种真实的对峙关系，母女说到底是一种自我相关自我复制的矛盾体，在生存与死亡的严峻现实面前，她们其实有一种自己也无法证实的极为隐蔽的相互仇恨。”①因此，在她曾经的认识里，“自我相关自我复制的母与女”是末日审判时“美丽而有毒的祭品”。然而，在《天鹅》里，“母亲”的价值形象被强行调适：古薇与夏宁远之间在年龄上的代际差距，使古薇自然地在爱情角色中更多地体现出母性情怀——她成功地修复了夏宁远在成长史中母爱的缺失。古薇这个人物，是“母”与“女”的结合体，徐小斌用“爱情”修复了母/女之间的深刻断裂，让这个曾经对峙的结构在面对夏宁远时合二为一，在夏宁远那里实现了“母亲”（母）与“情人”（女）的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