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
“原文”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又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天下所有的东西只要花力气去磨制，都能改变它的本质，而成为精彩的东西，更何况人追求学问呢？只要每天接受新的道理，花百倍的功夫，又担心什么不能变化自己的气质，超凡入圣呢！
“原文”
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子。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鹜，斯可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之道，不能轻率地去评价或讥笑古人。只有堂上的人才能评判堂下之人的曲直是非，只有孔子才能评判百世。只有学问远远超过了古人，才可以讥评古人，排列古人的高下位置；现在讲理学的人，动不动就喜欢贬评汉唐时的儒家，并排列其高下秩序；讲汉学的人，又喜欢贬评宋儒的高下。这都是狂妄而又不自量力的陋习。就好比文理未通的童生，让他去阅读衡量乡试的考卷，他所确定的高下秩序，怎么会恰当呢？善于学习的人应该对古人的书籍，逐一虚心诵读，而不去妄加评论，这样做才是恰当的。
“原文”
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彻，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们处理问题不够恰当，是因为没有把道理搞清楚。如果对事情的大小、内外都都一清二楚，就自然会有好的处理办法。我所以对事情的大小内外不能遍知，是因为我不喜欢问、不善于问的缘故。
“原文”
读书穷理，不辨得极虚之心，则先自窒矣。
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乌啄之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求理，不让自己的心地保持虚空，首先就是自我堵塞了。
不能守一定之理，是因为练习得不够熟练，志向没有确立，而其实是因为所获取的知识不真实。如果知道了真，就会知道不守一定之理的害处，就如食乌啄杀人一样，这样就一定能守一定之理了。不能守一定之理，就会既无从选择，又无从把守，那么，即使把心念都放在四书五经上，也只能称得上是游思杂念，这是因为没有掌握能把心统摄起来的东西。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明德行、造福于民、达到至善，这都是我分内应做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能作诗，卖弄自己博学的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奴，怎么能算得上是什么深明大理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替圣人立言，也就必然懂得圣贤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业业地处理事情了。如果认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那么即使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治理国家的道理，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放猪奴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之道，早上知道了真理，到晚上就是死了也无遗憾，要做到这点，十分不容易。闻道，必须是真的理解了，而且非常信奉，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心中已经没有把握，又怎么能闻道呢？
“原文”
学问之事，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以每日增长新知而不忘记为关键；文章，以多读书多懂道理为关键。
读书的志向，一定要困而勉之，奋发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