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寿山，战士，功臣，战地记者，右派，编辑。
我只见过蒋先生两次，都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次是在夏天，从丰县到南京来，为《雨花》修改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小说《“狐仙”择偶记》。临走时到《钟山》杂志社小坐。那时我在《钟山》发表处女作《卖驴》才两个月。蒋先生正伏案看稿，只穿一件背心，肩胛上全是汗水，皮肤似古铜色。他从椅子上转回身，两眼迷朦着，像看一片荒野。很久，忽然嘴嗫成圆筒，笑了：“唔，小灶。”于是我知道他是山东人。“小灶”就是“小赵”。蒋先生把他的茶缸子递给我，之后就没说几句话。只是搓着手欢喜地看着我。第二次见到蒋先生时，他依然是这么欢喜地看着我。那是当年冬天，江苏文艺出版社在连云港召开长篇小说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和蒋先生同居一室。这时，我们已有多次通信，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蒋先生从胶东半岛参加革命后，当战地记者多年，纵马于硝烟战火中，一支笔浸透了血迹。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到了地方，在山西文联工作时和赵树理成为朋友，文革二次下放，平反后调到江苏。蒋先生传奇般的经历，尽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可我认识的蒋先生却是一位平静的长者。在连云港几天，有时相伴去海边，有时去山岗，面对落日和大海，我感受到的是无言的壮阔。蒋先生娓娓叙谈的是人生、文学和编辑的话题。他说小灶你知道吗？有人觉得你从文坛上冒出来有些突然，可我已经盼了多年，你家乡靠近山东，我熟悉那里，文化语言、历史民风、古道荒野，早该出一位作家。你不冒出来，也会有别人冒出来。我终于知道他那么喜欢我的原因，也因此懂得了什么叫编辑。编辑看到一位文学新人的出现，其欢欣决不亚于作家写出一部好作品。那几天，蒋先生买了一堆橘子，每每剥了皮递给我，看着我吃。我说你怎么不吃，他说我怕酸。短短几天，我沐浴在一位长者的慈爱里，这是缘分。
可惜这缘分太短。第二年，蒋先生身患绝症不幸去世。后来知道，他在病床上编发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我的《古黄河滩上》。蒋先生去世已经十一年，我时常会突然想起他，突然。在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曾想另起一个题目。可是想来想去，没有比“蒋寿山”三个字更堂堂正正的了。的确，蒋先生只是一位普通的编辑，可我时常在想，什么叫“普通”呢？只不过生活和历史没有为他提供机会罢了。每个人都有一个人生，每一个人生都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听说蒋先生的追悼会上，自发去了很多人。他躺在那里，身上穿的是平反时发还的军装。那是他唯一展示给人们的荣誉。追悼会上哭声一片，惜乎蒋先生已悄然去了另一个世界！
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墓志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