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曾国藩会用人，还不如说他善于管人。在曾国藩看来，抓住人性的优点、摸透人性的弱点，巧妙地引导，人才才能真正为己所用。
驭人的智慧在今天看来也是为官的必修课。
驾驭人要软硬兼施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
——曾国藩驾驭人要学会软硬兼施。从理论上讲，软，体现友善、涵养、通情达理；硬，则显示尊严、原则和力量。软与硬，作为管人的一种策略，这是最有力的领导哲学。
刘铭传生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十八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刘铭传愤而寻找土豪报仇。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污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子割下了土豪的首级。之后便聚众为王，拉起了二支队伍，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第一个就看中了刘铭传。
因此，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勇，名为“铭军”，并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倨傲狂妄，李鸿章也着实恼火。因此，当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他一下。
果然，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发生了争斗。怎么处理这个事端，可真让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于事不公，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今后还会内讧；处理吧，这是李鸿章的属下，且刘铭传谋勇兼备，又有洋枪洋炮，今后自己还要倚重他。于是，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悸畏。这一招果然管用，只是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对于老师的办法，李鸿章心领神会，所以他照方抓药，在剿捻成功后，他向清廷力保刘铭传的功绩，使刘铭传得以委任台湾道员。正是这个桀骜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中国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占领中国台湾的梦想破灭了。
1885 年，清政府将中国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中国台湾第一任巡抚。
前面提到的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开口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陈国瑞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转辗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传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陡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他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定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退出。
但是，陈国瑞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和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国藩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驾驭人，无外乎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坚持两种手段都用，两种手段都要硬，这样，就可以人尽其才。
用人都想用能人，能人是指有一技之长的人，这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智者多诈，勇者多怒”。要使人才真正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做到两手都要硬，既怀之以德，又严之以法，使他们扬长避短，各尽其用。
跟曾国藩学一招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吃软不吃硬，有的人吃硬不吃软，这时要想驾驭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软硬兼施。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乎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坚持两种手段都用，两种手段都要硬，这样，就可以人尽其才。
奖惩必须分明重赏之下无弱兵，重罚之下有良将。
——曾国藩依靠赏和罚的力量驾驭下属，这是中国古人的一贯思想。在他们看来，驾驭之道必须符合人的本性。“凡治天下，必因人情”，而“赏”和“罚”的办法，是驾驭人最有效的手段。
奖惩分明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对部属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是立下的军令，更要求必须做到。他认为，“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不良将，痛惩一辈”，那么“自然人知做慎，可望振兴”。他经常引用孙武演兵杀宠姬的故事来向下属说明这个道理。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自称与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在靖港、九江、樟树镇屡战屡败的艰难岁月中，他一再得到过李元度的有力支持，但李元度丢失徽州以后，仍被曾国藩弹劾而去职，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徽州。徽州是祁门老营的屏障，徽州得失关系重大，李元度领兵前去救援。因李元度擅长文学，不精于兵，曾国藩恐其有闪失，特与他约法五章，一再告诫要守住徽州，不得轻易接仗。然而，当太平军李世贤部来攻时，李元度却违反曾国藩“坚壁固守”的指令，出城接仗，结果一败涂地，丢失徽州。曾国藩悔恨交加，为严肃军纪，决定上疏劾之，一班文武参佐群起反对，有人甚至指责他悖离恩义，有失恢宏之气。李鸿章也表示要“率一幕人往争”，但曾国藩仍不为所动。像李元度这样与曾国藩交情深厚，且有过大功的将领一旦违反军令，也丝毫不予姑息，这一轰动事件传出后，众将为之凛然，盖知军法无情，不容苟且。
同时，他对有功将士、有才良士也倍加爱护，有功即赏。雷嘉澍是已被革职了的一个知县，因为失守德兴县，被江西抚臣毓科弹劾罢免了官职。他其实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在清朝宦海中，是难得的清廉刚正的父母官，做事勤奋而又严谨，奉公守法，爱护百姓，深得民心。离职后，恰逢太平军赖文鸿等人逃往德兴。左宗棠知道雷嘉澍平日颇得民心，就委令他招集兵勇，训练兵丁，阻挡围剿匪军，断其退路。雷嘉澍就在五村地区与左宗棠的官兵齐心协力，会战太平军，大获全胜。
曾国藩知道后就上奏咸丰皇帝，陈述其事，为雷嘉澍邀功，同时请求圣上取消对他的处分，并让雷嘉澍到自己的军营内听差，以观后效，再加提拔。
中国古代的治国统兵实践经验中有“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的说法。这是指管理者、统治者要赏罚分明，善于通过奖赏和惩罚这两种正、负强化激励手段，来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绩效的目的。
爱护下属不是溺爱，必须有必要的褒扬和处罚，恩威并施。赏罚的关键是赏罚分明。
1944 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前，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被安排到了巴顿将军的部队，以记者的身份到战地采访。海明威一到战场便与官兵一起浴血奋战，部队失散后，他在巴黎西部领导当地游击队战争，其间屡立战功。
巴顿将军对此事非常生气，因为按照《日内瓦公约》规定，新闻记者在战场上只作观察与报道，不能直接参加战斗。于是，他命令军法部门调查此事，成立专案组，准备对海明威审查惩处。但巴顿将军的做法引起人们的不满，闹得满城风雨，让军法部门处境尴尬。
对此，盟军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做了表态，他下达命令道：“对于向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取胜的人可以不加追究，但下不为例，否则按军法处置；军法部门秉公办事，值得肯定，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军法部门应集中精力清算纳粹。”
艾森豪威尔的命令，既肯定了海明威的个人作战功劳，也肯定了军法部门的办事态度，在严明军纪的同时，使双方都感受到了支持，很快就平息了此次事件。
所以在官场中，为官者一定要掌握好“平衡术”，过严或过松都起不到良好的效果。只有“奖罚分明”，人们才会认为你是一位公平、公正的好领导，从而也就乐意接受你的批评，或在你的肯定声中，去自动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
因此，成大事者统率团队需要铁的纪律。要想使得某项主张得以贯彻，必须抓住两点：首先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道理、做法，让人们知道如何行动；其次便要照章办事，如有违抗或玩忽职守者，便拣其首恶者，严加惩治，以收到惩一儆百之效；而对执行得好的则需加以表彰与奖励。
跟曾国藩学一招奖惩分明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对部属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是立下的军令，更要求必须做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奖罚分明，是为官者所奉行的不二法门。其实，做任何事都是一样，只有做到奖罚分明，才能既笼住人心，又树立了威严。
崇法护法，礼义并彰人有求于我，如不能应，当直告以故，切莫含糊，致误乃事。
——曾国藩执法从严、从重，并不是随随便便，毫无规章，完全效法屠夫的杀戮行径，而是要以谨慎精确的态度，行使这一昭示我们军威权威的职事，务求达到受惩罚而死的人心服口服，没有怨言，使其他活着的人们知道警戒免蹈覆辙的效果，这样我们的内心才能获得安宁。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适逢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时代。要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国安民，制夷图强，就必须崇奉礼义，注重法制。曾国藩的法律思想中既保留了封建的正统法律思想，又有一些洋务派的主张。
曾国藩深受儒家学说的熏陶，认为治国以纲常礼义为先。因为纲常礼义是“性”与“命”，即所谓“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无论是“三纲”还是“五伦”，都是一种天性天命的礼，谁也不能违背。曾国藩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礼之所以能治国治天下，曾国藩认为礼体现为仁与义，仁、义能使人“心纯”，“心纯”则贤才辅佐，而贤才辅佐则“天下治”。“天下治”
是由于仁、义能“化万民”。同时指出，如以仁、义治天下，必然会出现“仁政”，并将“仁政”视为治理国家的规矩和准绳。
礼和仁义的集中表现是纲常伦理。曾国藩认为，“三纲之道”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天经地义，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不可倒置。为了维护纲常伦理、实行仁政、修身齐家、泽民和物，首先是礼而不是法，即所谓“治国以礼为本，不当以赏罚为先”。
曾国藩虽主张“治国以礼为本”，强调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把礼看做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但他又认为，要天下真正大治，也离不开法制。为此，他极力赞赏周敦颐的法制观：“圣人之法天，以政养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性，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故得刑以治情伪微暖。”他甚至将唐虞以后的五刑称做“不易之典。”
曾国藩主张立法、执法必须严肃认真，认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说，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尔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他强调执法必须从严，但并非漫无条律，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为此，他提出了以下重要意见和措施：
第一，重视执法人员的品格才能。
有公允的执法者是实现“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的良好执法局面的前提。曾国藩认为，如果执法者“心不公明，则虽有良法百条，行之全失本意。心诚公明，则法所未备者，临时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氏重视在执法中强调人的作用，认为法执行得如何，完全在于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运用法。他强调指出，“任法不如任人。”只有“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才能认真执法，公平断案，使生不恨、死不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不得任意赦免和赎罚。
曾国藩以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论证说明了有法必行、不能任意赦免的道理。他举例说，诸葛亮治蜀，有人言其惜赦。亮就回答：“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西汉匡衡、东汉吴汉都不愿为赦。”蜀帝刘备也言，他与陈元方、郑康成为友，每遇见，经常谈起如何治天下，但从来没有说起赦免之事。而若刘景升、季玉父子，每年下赦令，实无作用。所以，当时的蜀人称诸葛亮为贤相。曾国藩自己对赦免也很有感触，他曾这样说：“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观点鲜明，意见明确，力主不能随意赦免；否则既治不好民，又治不好军，也治不好家。
与赦免相关的赎罚，曾国藩也主张严禁。他指出，关于词讼罚捐，过去愚民犯禁，有司念其无知，而思曲全。有地方刚好要用工，便定罚银若干，就赦而不议。此与律意相违背。因此，曾国藩明确要求各地方官吏，“专札通饬各属，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
第三，反对冤狱累讼，严禁私自关押。
曾国藩十分痛恨冤狱累讼。他说，冤狱太多，民气难申。在其刑部任职期间，京控、上控等案件，奏结数十案，咨结数百案，但只有河南知府黄庆安和密云防御阿祥二案，是“原告得实，水落石出”。其他各案，大抵是原告反得虚诬之罪；而被告脱然无事，逍遥法外。冤狱的严重和普遍，必然导致反复拖拉，牵连无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可避免。正如曾国藩所说：“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
往往有纤小之案，累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
为了防止冤狱累讼的发生，曾国藩严禁私自关押。他曾出榜晓示官吏和百姓，凡关押人犯、证人，本州县必须及时立牌晓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使众人周知。如有私押者，“准该家属人等喊禀，以凭严究”。这是杜绝执法者以权谋私和乘机违法乱纪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四，要求州县长官躬亲狱讼，规定清讼期限。
对于符合条件的关押人犯，曾国藩认为必须依法从速处理。他在《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明确规定，全省大小衙门传达司法公文从速，不准拖拉；保定发审局应加以整顿；州县长官要亲自处理狱讼六事；禁止文书差役敲诈勒索；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讼案久悬不结者，核明注销；严办诬告讼棍；奖励公明便民的执法者；改变陈旧保守的风俗习惯等。由此可见，曾国藩关于清讼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机构的整顿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
在清讼事宜中，曾国藩把“州县须躬亲六事”置于最重要的地位。
如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定有关文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立予断结，对命盗案件“以初供为重”，“常往看视”关押之犯等。这无论对案件的慎重处理，或者犯人的关心爱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可说是曾国藩的创见。对于“怠惰偷安”、不躬亲狱讼的州县长官，曾国藩指示“记过示惩”或“严参不贷”。他要求地方长官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政明刑清”，不可贪图享受，而要真心实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清讼，还必须从速结案，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对地方的骚乱。曾国藩在《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中对各类案件的处理规定了适当的期限：寻常命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三个月，审拟招解；斩绞立决命案，州县审两个月，审拟招解；大小盗案，定例自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两个月，审拟招解；军流以下、徒罪以上杂案，定例限两个月，审拟详解；州县自理词讼，定例限二十日，完结。这一清讼期限，对重大命案，州县在处理中所费时间比寻常命案短些，以体现对危害严重的重大命案的重视和快速，反映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效能和威力。
崇法卫法，则要有优秀的官吏和良好的军队提供可靠的保证。这就必须严格整顿吏治，强调军纪，以法治吏和以法治军。
曾国藩以“转移”、“培养”、“考察”等法治吏。他指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并非是指人才的转移和调动，而是指对于无才之吏，应勉励其好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于有才之吏，须鼓励其进一步勤学好问，“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
“培养之方”，曾国藩采用了“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方法。“教诲”就是教育诱导；“甄别”，即根据贤能程度加以鉴别分级；“保举”，即对于德才兼备又有经验者，加以推荐；“超擢”，即对德才特别优异者，可越级提拔任用。
“考察之法”，曾氏认为一定要全面和确凿。除了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外，还可以“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则“更为核实”。
无论是转移之道，还是培养之方，或者是考察之法，都反映了曾国藩整顿、选拔官吏的法律思想。如转移之道中，对无才者要“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有才者要“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不良习惯和缺陷要加以限制、约束和惩罚。培养之方中的“教诲”，既含批评惩罚，又含教育引导；“甄别”，实际上就是分别贤不肖、功过，并据此予以奖惩，“保举”和“超擢”；可说是一种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
考察之法，反映了曾国藩广开言路，从多种渠道去培育、考察官吏的主张，但也注意核实，以防借机攻击或吹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决断，还要有关大臣、官吏的评议。应该说这是当时较为全面公允的官吏选举、考察制度。
考察、评定官吏的标准是是否为民，而为民则主要表现在能否办好词讼和钱粮。曾国藩指出，钱粮不可能不多收，但不能过于勒索；词讼不可能完全听断公允、曲直悉当，但不可过分拖拉牵连。他断言：“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而“勤”与“廉”是办好钱粮、词讼和爱民的必要条件。曾国藩认为，“欲讲廉字，须从俭字上下工夫”，“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他任职两江、直隶总督期间，严格要求办事人员，并制定条规，规定巡捕、门印、签押不许凌辱州县；不许收受银礼；不许荐引私人。“本部堂若犯其一，准备随员指摘谏争，立即更改”。由此可见，曾国藩把廉洁奉公、不受贿谋私、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作为做官的准则。
对于谋私、害民之吏，曾国藩予以坚决检举，严惩不贷。如江西巡抚陈启迈“荐引私人”，曾国藩立即予以“奏参”，并要求皇帝加以惩罚；又如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平时横行不法，又无故殴妻毙命，曾国藩要求立即严惩，“按照军令，就地正法”。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严肃态度。
曾国藩对于官吏有培养、教育，有监督、考察，有甄别、推荐，有“奏参”、惩办，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官吏选举制度。
曾国藩重视孔孟“仁”、“礼”对治军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
他的“礼”，是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他得出结论说，如能坚持“仁”、“礼”二字治军，“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跟曾国藩学一招曾国藩主张立法、执法必须严肃认真，认为立法是必要的，立了法就一定要认真执行。他说，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若待而不行，尔后更改，则不如不轻议法令为好。他强调执法必须从严，但并非漫无条律，而是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
收服人心从利害入手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情愿人占吾便宜，断不肯吾占人的便宜。
——曾国藩曾国藩认为，善于夺心者无不从利害入手，因为只有当对方认为某件事有利于己时他才可能接受，如果认为有害就一定会拒绝。据此，曾国藩形成了他“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收服人心之术。
蒋介石一生独服曾国藩，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除了佩服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高超外，蒋介石尤其钦佩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收服人心之道。他在《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中说：“满清王朝之所以能够巾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归于失败，其原因并不是人才消亡的缘故，而实际上是道德事业兴盛衰替的证明。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和韦昌辉等人的才略，难道比不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和李鸿章等满清大臣吗？然而曾国藩标榜传统的思想品德，身体力行，以为一世的先导，其结果竟然能够移风易俗，挽回颓靡的风气。我暂且不去讨论曾国藩等人在当时应对时变的手段、思想的新旧，事业成败过程如何，而他们的苦心和毅力，自己要立身，也要扶持造就使别人也能立身，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之道，就足以成为我们这些人的老师了。”
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彻悟。任何人不论说得如何，做得怎样，但从本性上来说，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如果一个人明知道干下去不可能得到任何利益，他怎么会情愿再干下去呢？如果手下众人明知道跟着自己东征西讨没有发展，什么也得不到，他们为什么要白白地送命呢？
虽然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但在收服人心方面却特别主张以“利”
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精兵。
在编练湘军之初，曾国藩即认识到，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马兵月饷银二两，绿营步兵月饷为一两五钱，而绿营守兵的月饷更是少得可怜，仅有一两。这点饷银在清朝初年，还能勉强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到了晚清时期，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济或另有他项技艺，籍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的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钱财，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更加导致绿营兵军心不稳。
有鉴于此，曾国藩为了刺激湘军士兵出生入死，在最初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练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剿匪”，每日一钱四分；
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依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两，中等二十两，下等十两。阵亡抚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兵饷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由于曾国藩采取厚饷养兵的措施，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3 倍或3 倍以上。具体数目是：陆军营官月薪五十两，月给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均包括在内。哨官月薪九两、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阵亡者，恤银三十两，伤重者赏银十五两，次者赏银十两，复伤者赏银五两，成为残废另加赏银。水师营官月薪水及办公银二百两，哨官十八两，舱长四两八钱。马队营官月薪及办公费一百五十两，帮办月薪十六两，正哨官十八两，副哨官十五两，什长七两八钱，马勇七两二钱，伙夫三两三钱。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确实收到相当好的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战斗力大大提高，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
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厚冀月有盈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饷章中规定：统带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王阎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可以说人人足于财。就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便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将曾国藩当成了他们的衣食父母，湘军也因此而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曾家军”。
曾国藩正是因为平时能厚待下属，才使得他的那些下属们可以死心塌地地尽职尽责。厚待他人能提高他人的积极性，能让人死心塌地为自己办事。因此，优厚的军饷成了曾国藩打造“曾家军”最佳招数之一。
跟曾国藩学一招曾国藩说：“要想收服一个人的心，那么利益是最好的突破口。”如果你掌握了一个人的厉害所在，也就等于掌握了他的命脉所在。曾国藩每次收服人心都从利害入手，才使得他的那些下属们死心塌地地尽职尽责，这一招他屡试不爽。
用真诚打动他人是故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也。无私著者，至虚也。是故天下之至虚，天下之至诚者也。
——曾国藩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他善于把别人的能力化为己用。
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秘密就在于“以诚待人”，虚心接受对方的建议，用真诚来打动对方，绝不虚与委蛇。这样能真正使别人信任他，交到真心朋友，真正吸引人才，真正做成大事。
“以诚待人，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然后加以改正”，这是曾国藩的处世原则。这一原则在《答欧阳勋》一信中有充分地表现：“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唯言的默契。离别之后唯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邵蕙西是曾国藩的好朋友，1843 年2 月的一天，他曾经当着曾国藩的面指出了他的几个缺点：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持久， 对别人不够恭敬； 二是“ 自以为是”， 说他看诗读文多固执己见，不善听他人的言辞；三是“虚伪”，说他待人多变，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邵蕙西所讲的话虽不多，但句句属实，件件是真，直截了当，一针见血，锋芒所向，直逼曾国藩的痛处。对于这件事，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对曾国藩的刺激很大，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又有记载：“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时候。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其他时候了。静修容颜，偃息烟火，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过：“责善，朋友之道也。”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他们两个人，一个是直言不讳，另一个是痛改前非。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
在曾国藩的好友中，李鸿章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从“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一事中就可以看出。
1860 年，曾国藩为阻止王有龄分裂湘系，在祁门进驻以后，立即面呈咸丰皇帝，奏请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地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事，明显可见李元度倾向王有龄，及至回到祁门大营，李元度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反而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此事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弹劾李元度失徽州之罪，以申以军纪论处。曾国藩此举，本一心为国，无可厚非，但文武众臣却一致反对，群起而攻之，言辞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
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几经辗转波折，李鸿章有悔过之心，欲复归至曾国藩的门下，又恐曾国藩心存芥蒂。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写信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另外，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指出了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正因为曾国藩用真诚来打动对方的心，所以他才能既有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是他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1843 年2 月的又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说到他平生交道，以曾国藩为知己，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这几句话，不温不火，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跟曾国藩学一招人心是肉长的，而人性又是复杂的。一个人要想真正走进别人的内心，首先就需要打动别人，那么这时，真诚无疑是最好的利器。处世交友若能够真正做到待人以诚，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改正自己的过错，并且从不苛求于人，那么他就能够扬长避短， 为自己的成功奠定基础。
治军先治心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为第三义。
——曾国藩战争是人类最残酷的较量手段，它摧残生命，甚至使许多人类文明在战争中消失。因此，古代便有“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的观点。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勾践说：
“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不得已而用之。”
曾国藩深知“兵者，阴事”的道理，对行军打仗本不在行的书生而言，他每临战阵，多以失败告终。但他非常注意总结教训，而且注意民心的作用，严格约束部将。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交战双方综合素质的高低，而将士又是决定军队综合素质高低的关键因素。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因此，曾国藩在治军中特别重视将士自身素质的训练，他说：“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吾若整齐严肃，百度修明，亦自不至无端欺凌。”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的主要弊病有四：一是欺压文官，不听指挥；二是纪律败坏，骚扰大甚；三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斗，敌来争先逃溃，敌去杀民报功；四是胜则争功，败不相救。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薪饷太低，差役太重，训练太差；二是军事体制不良，调遣方法不善。
薪饷低则士兵无法养家糊口，不得不离营贸贩，遇有操练，辄雇人顶替。差役重则士兵经常离营承差，不仅耽误军事训练，且易沾染市井与衙门习气。这样，必使军队素质下降，战斗力低下。由于绿营平时分防各地，有事临时征调，东抽一百，西拔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致使兵不习将，将不知兵，卒与卒不亲，将与将不和，作战时势必各怀一心，败不相救。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旁观，哆口而微笑。”既然“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地而博他人一微笑？是以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因而，如不改变绿营体制和调遣成法，即使孙子复生、诸葛亮再世也难以扭转清军一溃千里的局面。
曾国藩为了彻底扫除绿营积习，建立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新军，为了把湘军训练成一支劲旅，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子弟兵，是不吝花费心血的。曾国藩将湘军的训练分为训教与操练两种，而以训教为根本，特别注重思想性的教育。
湘军的训教，没有制成明文颁布，但在曾国藩所著的《劝训练以御寇》中有很清楚的记载反映。他写道：“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曾国藩以理学大师的身份创立湘军，为此他十分重视义理之教在湘军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说过“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的话，曾国藩遂将此思想运用到治军上，则可理解为，重视“操练”就是“破山中之贼”的外在功夫；而“训教”则是“破心中之贼”的内在功夫。因为“破心中之贼难”，所以对于训教必须下苦功夫。如何训教，曾国藩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官兵与兵民。在官兵方面，曾国藩强调以义理来带兵。
在湘军中，倡导将领以父兄般对待、教导士兵，士兵也就视将领为父兄，加上湘军中客观存在的亲党邻里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每次在训教后，均收到勇丁感动得五体投地的效果。
曾国藩十分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力争以湘军形象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国藩说：“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兵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
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目的就是在于，要在精神上唤起湘军兵勇的自觉，以对抗太平军。曾国藩苦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
对湘军的操练，曾国藩强调勤与熟。他将湘军营规定为《日夜常课之规》七条：
1. 五更三点皆起，兵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攻。
2. 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3. 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点，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4. 日斜时，演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
5. 掌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6. 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两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约每月四至五次。
7. 每次派一成队站墙子，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者，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曾国藩对湘军日夜课程的七条规定，就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日夜都有一定课程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曾国藩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胜，隋则败”。可见，曾国藩认为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有备无患，战时才能镇定自若。
跟曾国藩学一招众所周知，军心是一个军队的军魂。要想把一个军队治理好，就需要稳定军心。曾国藩对军队注重思想教育，严明纪律，也是准确地驾驭人心的直接反映。正所谓：“善制人者，必善制心。”把握住了人心，管理起人来就容易了。
曾国藩小传曾国藩（1811 年—1872 年），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大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是孔子之后两千年来《春秋》经世之义之唯一“解人”，而且认为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谓其成就“震古烁今”；也有人说他是“吾祖民贼”，“民族罪人”，谓其愚诚而不顾“民族大义”。但无论如何，都不影响他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6 岁时进入私塾读书；8岁的时候能读八股文，背诵五经；14 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
曾国藩于道光十二年考取了秀才，随即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自此继续勤奋苦学，但是却连考两次会试不中。虽如此，曾国藩却不曾气馁，继续苦学，直至28 岁时尚考中了同进士，从此才一步步踏入仕途。
曾国藩为人谨慎小心，在仕途多年，步步高升，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兼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一生中最大的转机，就是组建湘军，帮助清朝政府消灭了太平军，也正因为此事，曾国藩被称为民族之贼。曾国藩绞杀太平军之残酷，在当时骇人听闻。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太平军起义失败后，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会合，清朝命曾国藩继续绞杀。曾国藩为全力打击太平军，提出“重迎剿，不重尾追”的方针，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准备一举消灭太平军。由于太平军的英勇反抗，曾国藩最终失败了。太平军逃入山东一带，致使曾国藩被朝廷免职，由其弟子李鸿章代替。
在同治九年，即公元1870 年，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是指在1870 年6 月21 日，天津人民怀疑一个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幌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镇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射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两名神父、另外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两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
于是，朝廷派曾国藩处理此案。曾国藩到天津后，认为时局对清朝不利，不应该和法国开战，于是听从法国的要求，将为首的十八人处死，将其余二十五人充军流放，还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白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样的处理结果，使得曾国藩的声誉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民间，都受到影响。曾国藩因此引起朝野的唾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清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
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二月初四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