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为官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处理政事的方法。在很多与曾国藩有关的文献中，都记载着他关于为政做官的警示录——
为政要勤俭廉劳，为政不可倨傲，为政要有百姓心等。
廪实为要，勤俭为本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在政务上，曾国藩“廪实”的理财之道，自然是从“俭”字入手。
他深知“每粒米来之不易”的古训，常对下属和家人讲“一文钱摔倒英雄汉，半碗粥扶起乞丐王”的道理。因此，为官时在理财问题上曾国藩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大手大脚最是要不得的，既不利于人的德性修养，又不利于财物的积累。”
他说：“从来一国或一家的财政问题不出大乱子，都是由既勤劳又节俭所致。我平生也很重视以‘勤’字来激励自己，其实却没有做到勤……从节俭变到奢侈，跟下水一样容易；由奢侈返回到节俭，则难如登天。我在任两江总督职时，还存下朝廷给予我的两万两银子。我当初没有料到竟有这么多，但像今天这样放手用去，转眼就会马上用光。你们以后持家，要学陆梭山的办法，将每月要用多少两银子限定一个固定的数目，另外封好称出来。本月用完，只准有节余，不准有亏欠。衙门奢侈之风气，不能不彻底痛改。我带兵之初，就立下志向，不取军营钱财来肥私囊，今天所幸这件事被我基本上做到了。但我也不愿意子孙过于穷困，低三下四去求别人的施舍，只要靠你们大力推崇节俭的美德，善于操持以后的生活。”
在署衙中，曾国藩也以“廪实”的“俭”字诀教诲幕僚。他讲了很多徽商的经营理财之道。明、清两朝间徽州出大商大贾，全国出名，而他们致富的原因曾国藩认为离不开“俭”字诀。
他说，徽州以勤俭甲于天下，所以其富庶也甲于天下。……青衣童子在家赋闲，或长途跋涉而进京应试，都是身穿仅到小腿的短衣，光脚穿草鞋，随身只带一把伞，为节省轿子、车马的费用而徒步出行；
而其实都是拥有千万金的富室子弟。徽州人无论士、工、商，都很俭朴，所以他们起家致富，称雄天下，没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家业就不能称为富户。
曾国藩的弟弟们有的任官，有的持家，他多次去信告诫说无论为官为家，都应节俭。在曾国藩《书赠仲弟六则》中说：“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字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做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最后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
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针对地方官吏的挥霍浪费现象，曾国藩提出了“节用”的主张。
他力主裁减冗员，减少应酬以节省开支，并将这一问题与减轻民力联系起来。
在晚清士大夫中，曾国藩以居家治身尚俭朴为众人所称道。他女儿曾纪芬说，其“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曾氏的幕僚与朋友欧阳兆熊说，曾氏任两江总督期间，其夫人欧阳氏与长媳刘氏每夜两人纺棉纱不止，不达四两不休息，以致使曾氏父子夜闻嗡嗡声。曾国藩打诨讲笑话，以调剂家人。
为官者能做到“节俭再节俭”，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在生活中如果你能经常节俭，直到成为你的第二天性，你就会在仕途上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跟曾国藩学一招曾国藩一生虽然官职显赫，但是他能做到勤俭自立、习惯劳苦。一个能成大事的人，即使自己已经处在了优裕的环境，也要把自己置身节俭的习惯中。只有这样，才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会使得自己犯下任何错误。
为政要善于把握轻重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缓缓想。想得时切莫缓，便要急急行。
处天下事，只消得“安详”二字，兵贵神速，也须从此二字做出。然安详非迟缓之谓也，从容详审，养奋发于定之中耳。
——曾国藩做政事最重要的是重点突出，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做事时，抓住主要的，而放弃次要的，并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及时出击，这些都是成功做事的重要手段。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说：“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会怨恨，参劾别人多了官员们会生诽谤，用这些话来劝告你，虽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也不应该郁郁不乐放在心上。我们所以慎之又慎的，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需要下力气的地方了。古人说：‘如果从流俗毁誉上打听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总是想平日的短处，那只能是在毁誉上打听消息，近来应该多想想在用人妥当与否上打听消息。”
分析一下这里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誉而没有诽谤或评论，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二是舆论往往随时变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树立根基，专从流俗毁誉上去打听消息，一定会有站不住脚的那一天。曾国藩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
“凡是干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扬而没有诽谤，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大闲不逾就够了，且不可因讥讽议论而气馁、消沉；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且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才。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碌碌的人反而会走运。”
在这里，曾国藩强调办事和做人权衡利害，把握轻重，要特别注意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他在给陈舫仙的回信中说：“京师的议论与枢密院的消息随时变化。每逢遇到官员上下交接，本来众望所归的人，转眼间就会被人唾弃；也有的群疑众谤被议论纷纷的人，转眼工夫又风平浪静了。只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经过红与黑的变化也不改变自己的形象。阁下这次进京，时间没有几天，但上天的眷顾和舆论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议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也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干自己的事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就是管理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也会变强，虽然愚钝但也会变得聪明。诚，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讽，就是跳进黄河也是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些话深刻明白，要旨不外乎脚踏实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曾国荃就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督抚本来不容易做，近来又是多事之秋，必须招募兵员、筹措军饷。招兵则怕失败而受诽谤，筹措军饷则怕说搜刮而招致怨恨。这两样都容易败坏声名，而由此引起纷纷议论，被人参劾的人，常在用人不当。沅弟的博爱形同软弱，在用人上向来失于繁冗。以后要慎重选用贤人，以补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几人，以补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资历很浅，外貌上贵在温和恭敬，内里贵在谦虚礼下。天下的事我们没有料到的多着呢，且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两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这些话是最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以为是泛泛的议论而忽视它！”从这里完全可看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经验阅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回信中说：
“承蒙您论说淮盐事的利弊，洋洋洒洒数千言，十分详细。所说局外的议论，公正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局内的意见，亲切但多有私心在里面。善于猜测的人，不去顾及物力盈亏；议论变法的人，不去考虑后果。这几句话特别中肯。国藩上封信里要阁下审慎听取意见，谨慎抉择而不要轻易处置，正是这个意思……国藩从来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是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阁下思想敏锐，常常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果钻研得太过，看到处处都是荆棘，那也未免是舍弃康庄大道不走而去钻牛角尖，厌弃牧畜而想螺蛤了。”
曾国藩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既不是顽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屈从的人。他对于社会舆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于个人的建议，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在给欧阳晓岑的回信中说：“对于集思广益的做法，本来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里尤其容易被人欺骗、蒙蔽。每天到我府上来的人，或者上书献策，或者当面陈说见解，大体上不出你写的三条之例。对那些骄横的人要抑制，然而，又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废除吐故纳新的风气。重要的应当是自己把握主见，如六辔在手；对外广泛慢慢地吸收，如万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应该这样，而小小的我却是做不到的。”
跟曾国藩学一招做官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能够权衡利弊，把握事情的轻重，只有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能应对自如。曾国藩说过，天下的事我们没有料到的多着呢，且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两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
做官要有责任感任事者当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当设身利害之中。
——曾国藩做“大人物”是许多人的想法，因为这样的人“势”大。曾国藩并不希望自己的势大，而是要把心思用在大事情上，试图一生真正有所建树。
在古代，官场如战场，残酷无比，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当官的机会。其实，如果某人不具备周旋官场的特殊本领，倒还不如平淡一生，因为官场的斗争极其残酷，尤其是近代官场。曾国藩作为清朝重臣，对官场上的周旋之术有其自身绝有的玩权秘诀，以保平安。
客观地说，个人的作用，哪怕是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风云人物，他们的作用也终究是有限的。个人的成功有时又恰恰是时代的悲哀，个人的无奈有时又恰恰是历史的进步。曾国藩自从中进士后，就立志成为国家屏藩，即中流砥柱，以后他平太平天国、剿捻、办教案，几乎难以措办的事都由他经手。但他又感到十分无奈，即这个江河日下的王朝，并非如他这样的几个人就能挽救的。回天虽无力，兴亡当有知。
曾国藩对清廷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不但没有出现“中兴”之势，反而形势一天比一天糟，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使他进而联想到清王朝未来的命运。一天，他对赵烈文说：“今日有四川庶常采见，其言谈举止不类主夫。前日有同乡庶常送诗，排不成排，古不成古。国家所得人物如此，一代不如一代，文章与国运相关，天下事可知矣。”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皱眉头，不过仅此而已。作为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一员，他没有也不可能再往深处去想。但是，地位较低的赵烈文却已经有了成熟的看法。
1867 年6 月18 日晚，曾国藩和赵烈文像往常一样在一起闲聊。曾国藩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挎。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口之祸必先根本颠扑，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意思是说，全国统一安定的局面已经很久了，势必渐渐走向分裂。但皇帝的权威一向很重，割据风气尚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烂掉；否则，不会出现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以我的揣测，将来的病患必是中央政府首先垮台，而后天下无主，人自为政，这种情况的发生大概不会超出五十年了。曾国藩一听，立刻皱起眉头，过了好久才说：“然则当南迁乎？”赵烈文说：
“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也就是说，恐怕是彻底灭亡，不会再像晋、宋两代那样，出现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的局面。曾国藩有些不服气，同赵烈文争辩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说：“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国藩无言以对，沉默良久方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拓之陨。”实际上，多少默认了赵烈文之论。
从此，曾国藩开始反复考虑赵烈文提出的问题，尤其集中于清王朝会不会“抽心一烂”、“根本颠扑”这个问题上，各种想法不断闪现在他的脑海里，流于他的语言中。有的，他同意赵烈文的看法：“京师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愤乱，恐非能久之道。”有时又不同意赵烈文的看法：奕为人“聪颖”，清朝“君德正，勤于政事”，那拉氏大权独揽，遇事“威断”，为前代所无。意思是，清朝人不会发生像赵烈文所说的那种“抽心一烂”的事。为此，赵烈文同他争辩说，奕“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悚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还说，“勤政”无补于兴亡，“威断”则易受蒙蔽。“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曾国藩最后虽无言以对，但并未心服，对清朝的所谓“中兴”仍抱有幻想。不久，清廷发来上谕，依总理衙门奏请，令督、抚、将军就外交问题各抒己见，具折奏闻。据说，总理衙门在“折中开诚布公，于十年仓卒定约及历年办理情形，尽去虚文讳饰；于日后如何杜其要挟，及条约应准应驳，殷殷下问，颇有中外一家之象”。曾国藩请赵烈文过目后非常兴奋地说：“此折所关甚大，方国不能如此，中兴具有望乎？”接着又慷慨陈词地说：“国运长短，不系强弱，惟在上者有立国之道，则呈困不亡。”并举南宋和金朝在强敌威逼下幸存一时的例子得出结论说：“其妙如此，圣人所以动称天命也。”意思是说，清朝说不定能像宋、晋两代那样，偏安一隅，苟延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的这种侥幸心理一直保持到1869 年赴任直隶总督之后。
自1869 年1 月1 日至2 月9 日，曾国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先住在金鱼胡同贤良寺，后移居宣武门外法源寺。在此期间，曾国藩除访亲问友会见各方要员外，还先后四次受到那拉氏的召见，两次参加国宴，并在宴会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班次第一。这是曾国藩一生中最感荣耀的活动。在此之前，曾国藩还没有见过那拉氏、同治皇帝以及奕军机大臣，通过观察、谈话和访亲问友，他对清政府中的核心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2 月9 日，曾国藩从北京动身，沿途巡视永定河等水利设施，直至2 月16 日才到达保定，接任直隶总督。通过一个时期的了解，他发现，清朝的实际情况比他原来预料的还糟，到处是一片混乱，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可以依赖的人才，整个清王朝已经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只好眼看着它一天天地沉没下去，再也没有浮起的希望。
1869 年5 月28 日，赵烈文到达保定的当天晚上，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悲观心情：直隶“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淫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完典。加以工瘠多灾，暂晴巴旱，一雨辄潦”，使他深感诸事棘手，“一筹莫展”。但最使他失望的还是，清政府领导核心中根本没有一个足以力挽狂澜、复兴大清之业的人。他分析清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说，“两宫（指慈安、慈禧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祥数人。恭邸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诿，然才薄识短。众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与赵烈文关于清朝能否中兴问题争论的一个总结。赵烈文早就认为，清朝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之后，虽然不少人大肆渲染所谓“同治中兴”，但从上到下竞相腐败，根本没有复兴的希望。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观察思考，曾国藩基本上同意了赵烈文的论断，得出大体与赵烈文类似的看法：清王朝从上到下都腐败无能，再没有复兴的希望，它的灭亡不过是个时间和具体方式问题。
跟曾国藩学一招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于为官者而言，更是如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心系清王朝的兴衰，正是以国家的兴旺为己任，才使得曾国藩成为国之重臣。在现代的官场上，也只有心系国家和民众，才能够得到人民的爱戴。
多为国民着想国，民之所靠；民，国之根本。为官就是为国民。
——曾国藩由于曾国藩的地位，他的处世，不仅限于常人之间及日常生活的小事，更涉及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曾国藩提出了在对外交涉中必须“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
他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总体来说，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间，应当在“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
“与洋人交际，主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这就说明，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中，就形成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极大妥协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积极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必须考虑“御侮”的问题。其基本设想是：
“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非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侯诸后人，则永无一自强之日。”
为了争得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之后，他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围绕着以遵守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准绳而进行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
这个中心，我们可以就曾国藩在处理对外交涉中的一些具体事例作些分析考察。
关于“华洋会剿”的问题，曾国藩先是表示反对，继则认为条约所未规定开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复；再则，既已借助，就得以礼相待，不能再生枝节。
在用中国之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也表示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1861 年8 月，曾国藩曾向清廷上了一个关于购置外国船炮的奏疏，主张用实力武装水师，以清军将领主办其事。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指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每船只“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习枪习火”。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所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认为，这是喧宾夺主，“前则大掠资财，割剥遗黎，日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他明确指出，“ 洋人本有欺凌之心， 而更授以可凌之势； 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这种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引狼入室的做法万万使不得。
曾国藩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下策是于所购七船中“酌拔数船，与阿思本统带，配用洋兵，拔数船与蔡国祥（按：蔡氏时为湘军将领）统带，配用华兵”；上策是给洋兵“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至于所费一百多万两银子，要尽数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应以维护主权为重。在曾国藩等人的“苦争”和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阿思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的水师提督”。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表现了既在总体上“坚守条约”的一面，又体现了他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抗拒的一面。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俄等国逼签的有关条约中的通商条款公布以后，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予以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以大臣“统辖江、楚、苏、渐、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以至形成“鞭长莫及”的状况，强化地方政权以应付“自轮船入鄂以来，洋人踪迹几遍沿江都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的局面。
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恣意扩大条约以外，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贩卖剥夺“小民生计”，传教城镇乡村“以邪教诱惑”残害中国人民之事，曾国藩分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他反复指出，“军兴以采，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门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衰，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机，则行店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
当他发觉洋商违例私运盐米，违反条约规定的情况后，愤怒指责英国人“白齐文所犯情罪重大，至今未将该犯交出，即系洋官袒庇之明证”。坚决主张中国“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强调此后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对于洋商无理提出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会对方“批驳不行”。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因为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
1867 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多次在奏折和给朋友的书札中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说：“小轮舟、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夺内地之利；自华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
又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外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因为在“今日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徇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他在这个问题上总的“力争”方针是，作为一个中国官吏，应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极力为“小民生计”着想，这是天经地义之职责所在。他说：“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
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辞置办，甚至因此而致决裂”也不要怕，因为“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议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所以，在这方面之利一定要争，“中无所惧，后无所悔”。
跟曾国藩学一招作为一个官吏，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极力为国民着想，这是天经地义的职责所在。曾国藩说：“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可见，为官为国民着想才是最有意义的事。
急难政事缓处理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详，为处事第一法。
——曾国藩一个人一生不会风平浪静，总会有坑坑洼洼。遇到紧急又难以处理的事情，怎样对待？曾国藩开出一个“缓”字诀。缓即从容之谓。
1853 年11 月，安徽、湖北两路告急，清廷屡次诏令曾国藩出兵援助，他正因“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大练其水师，拒不应命，清廷再催，他便再推。一直推到1853 年12 月，曾国藩奏陈鄂、湘、皖、赣四省合防之道，兼筹以堵为剿之策，咸丰皇帝发了火，发下一纸朱批，狠狠地骂了一顿：
“……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是曾国藩一生一世，凛于“天威可畏”，遇事“恭慎谦抑”，戒慎戒惧，唯恐“身败名裂”的由来。
但是，曾国藩在遇到为难之事时，还总是以“缓”字为应付的秘诀。
1864 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却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并且接连损兵折将。清政府遂命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此次对于清政府的调遣，曾国藩态度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政府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
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万难之中，还是只有用“缓”字应之。因此，他上奏推辞道：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
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三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薪、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一人革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
曾国藩以自己临阵指挥并非其所长为借口，拒绝北援，同时又不愠不火，以钦差三人不宜聚在一起借以讽刺不懂兵法、不谙谋略的僧格林沁和官文，四百里内大军云集，却奈何不得一支捻军。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结果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道：“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捻军声势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逼津京。清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全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此一结果，是曾国藩预料之中的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需以“缓”字应之。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在经历了这诸多政治变故后，日益变得心灰意冷，在曾国荃的复出问题上，颇能反映他此时的心境。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沅弟出处大计，余前屡次言及，谓腊月乃有准信。近来熟思审处，劝弟出山不过十分之三四，劝弟潜藏竟居十分之六七。”
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他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都接到了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在这一份份催令中，已清楚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可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前的困难是很大的。
湘军经过装减以后，曾国藩的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但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的门下，要它与湘军一样指挥上做到随心所欲是很难的。
另外，在匆匆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军购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到。
为此，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只好再以一“缓”字应之，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曾国藩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兵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的宠臣，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与捻军周旋了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连僧格林沁本人也落得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兵，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道：
“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债事而不预为一区。”
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
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很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谈到：“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起程的原因，但又无法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时，李鸿章派活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1865 年5 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20 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6 月18 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缓”字的处世秘诀解救了曾国藩，给了他以应付事态的时机，而更关键的是在曾国藩会“缓”，缓得自然，缓得似乎情有可原。
跟曾国藩学一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特别在一些重大事情上，懂得缓一缓，就会给自己应付事态的时机，把事情处理得更完善。所以，曾国藩在遇到为难之事时，总是以“缓”应付。因为越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就越需要冷静、妥善地处理，考虑周全，事情才能得到最好的解决。
做官要公而忘私人有过喜谈之，存一恕心者少。己有过恶，闻之漫无悔心者多。若以恕己之心恕人，是谓大公，以责人之心责己，是谓大勇。
——曾国藩身为高官，就应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
自古以来，尽管官场的倾轧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也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 年2 月，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从此跻身高官之列。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训谕教诲了一番。两天后，曾国藩走马上任。虽说礼部在六部中属清要一类，但事务仍然繁多。而且，其属员即有百余人。曾国藩感到公事较多外，应酬私事也十分多，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几于刻无暇时。”
父亲曾麟书收到信后，为曾家出了位大官而兴奋不已。但知子莫若父，曾麟书太了解儿子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了，他唯恐刚做大官的儿子有什么闪失，立即写信一封，嘱咐再三：“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人，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清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回，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癸卯年巡抚陕西，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尔现两江总督，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予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己耳。
此嘱。”
由于父亲的殷殷教诲，曾国藩自为高官之始，就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加入到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去。
1858 年11 月，陈玉成部太平军攻逼曾国华、李续宾湘军大营，曾国华、李续宾战死。对于曾国华的死，曾国藩感到非常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家传等文，并建议曾国圣也应作文以探其意。他的理由不仅仅因为曾国华死得惨烈，死后多日才收殓到尸骨，更重要的是曾国华在“生前于科名之途太蹇，死后又有缺憾”，所以，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四年之后，曾国藩的最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深表哀痛，除为其撰墓志铭外，在挽联中情意深切地说：“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尽管由于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颇觉悲痛，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他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曾国葆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还写信给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告诫他说：
“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跟曾国藩学一招自古以来，尽管官场的倾轧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也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身为高官，就应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自己认定的事业中去。
深知为政之体处事当务详慎，不可尽兴燥脾。凡饮食举动、言语笔墨，尽兴便放肆。一燥脾便刻薄，其始无害人之心，而其事必至于害人。初若不至杀身，终至杀身而有余也。
——曾国藩曾国藩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官的人，更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定夺处事，而要根据事情的情理决定可否，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有利于社会。“不禁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了曾国藩是按这一原则为官的。
金陵乃六朝金粉之遗，自魏晋隋唐之后，一直以富贵繁华为天下所瞩目。但几经兴衰，到后来只剩秦淮河一带，尚残存着一些中古时代的风流了。明朝末年，此地出了马湘兰、李香君一辈色艺俱绝的名妓，倾动才流。
但自1851 年以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接连派兵攻打太平军，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变得萧条凄凉了。直至1864 年，战争结束后数月，当年点缀太平的画舫、萧鼓，又渐渐地出现了。
此时，六安郡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随后，他拜见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立即禀报他对此事的处理。
曾国藩对这件事的态度怎样呢？这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事情。很多人认为，他一定是主张严禁的。涂太守也认为他的做法一定会得到曾国藩的赞许。谁知曾国藩听了他的禀报后，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廖如晨星。我多年前曾经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又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诸位僚属，乘船游览“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饶有风趣地对大家说他三十年前是心向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三十年后的今天，他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对涂廉访太守是个极大的教育，他原来下令严禁，后来不仅撤了禁令，还积极采取措施，号令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模楼、扫叶楼等，将六朝旧迹、前明文物一一恢复，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光彩。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肪的消息传开后，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士女欢欣，商贾云集，十里秦淮又复白舫红帘，日益繁华起来。无论外地的寓公或本地的工著，闻讯都渐渐聚居于此，大有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跟曾国藩学一招俗话说：千里为官只为民。一个国家和国家的掌权者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为民服务。因此，为官的人，不能以—己之好恶定夺处事，而要根据事情的情理决定可否，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有利于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
